晋朝后期，西晋汉王朝的衰败，胡族的崛起，匈奴刘渊创立汉赵政权

晋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各方势力为争夺皇权而相互攻伐，无暇顾及其他。在此局势下，北方胡族趁乱大举进入中原，参与到中原混战中来，并在战乱中争相发展各自势力，匈奴、羯、氐、鲜卑等族脱颖而出，相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政权，正所谓：“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傅斯年先生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局势：“晋失其政，天下大乱，帝统南迁，胡羯称制。于是中原文物之盛，沦为异族争夺之域”。

系统考察促使晋末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崛起的因素和条件，从过去长远历史来看，即为前面所述的两汉魏晋以来的胡族内迁及中原汉王朝奉行的以怀柔为主的治胡方略，这为十六国时期胡族大举进入中原建立地方政权作了历史的铺垫，积累了人口和力量的基础；从当时时局背景来看，那就是西晋王朝统治阶层内部集体、争斗不断导致中央集权一统化功能衰减，难以再对胡族大举内迁及势力发展形成有效制衡。

永嘉南渡后，给了北方胡族内迁以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各诸王为争取胡族军队的支持而选择默认和扶持内迁胡族的发展，为胡族崛起提供了竞争资源和条件。除了历史渊源的铺垫和有利时局的推动，还应看到晋末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发展崛起的必然性，即内迁胡族在晋末乱局中追求“兴邦复业”，是为摆脱西晋汉王朝的压迫统治。

内迁胡族受中原王朝压迫剥削由来已久，早在东汉初年，班彪在谈及羌乱时就曾说：“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中原王朝与内迁胡族这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正如祝总斌先生所言：“匈奴部众受到来自本族统治者和汉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具有民族和阶级双重矛盾”。五胡入华后与西晋形成对抗，本质上还是西晋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

面对大量内迁的胡族人口，西晋一朝基本延续了曹魏时期的治胡方略，或保留胡族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或夺取其首领统治权力，将其部众分化改造为国家“编户”，这两种形式都是要对内迁胡族进行剥削。

与此同时，内迁胡族还受到西晋统治阶层的歧视与排斥，前面所列举的西晋朝臣们关于“徙戎”的谏言便是例证，由此双方矛盾产生且尖锐化。南匈奴等内迁胡族之所以追求“兴邦复业”，根本上还是想要通过恢复和增强自身实力，以摆脱来自西晋王朝民族和阶层的双重压迫。

故纵观西晋一朝，胡族的反晋斗争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晋初鲜卑秃发树机能因不满西晋秦州刺史胡烈的强硬统治而联合西北羌、匈奴等势力共同对抗西晋，泰始七年，匈奴右贤王刘猛兴兵反晋；元康四年，匈奴郝散于并州起事；同年，氐人齐万年掀起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等。

尽管这些抗争最终都被，但每次抗争都能迅速召集各族人民力量，反映了西晋王朝对于内迁胡族治理存在重大弊端，也正是其腐朽统治下激化的体现。

而内迁胡族中的部分贵族集团，也正是利用了其族众反抗西晋王朝压迫的斗争，而迅速发展崛起，直至建立地方统治政权，如匈奴刘渊集团。西晋中后期，因统治阶层内部的集体和争权夺利而引发社会，国力迅速消亡，此时内迁胡族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八王之乱”中诸胡族被作为强劲军事力量而被各诸王所招揽和利用，如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参与内战、东嬴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幽州刺史王浚引慕容鲜卑攻邺等。在西晋王朝分崩离析的环境下，这些少数族裔以被招募的名义大举长驱直入中原腹地，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开始由过去长期扮演的配角转化为决定中原政局和中国历史走向的主角。

胡族的崛起与强盛，是与西晋汉王朝统治的衰败与落寞同时进行的。晋室式微，就决定了它难以己之力把控诸内迁胡族的势力的扩展与称霸争权，而诸族统治者也正是趁着来自西晋王朝控制阻力的减小，而极力在混战局面中发展强盛，划分各自的统治范围。具体考察这一时期胡族的发展与强盛，实际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前面所述两汉魏晋时期的胡族内迁，与中原汉王朝的势力兴衰相关联，因为中原汉王朝是影响少数族裔内迁中原的最关键阻力。在考察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建立和强盛时，我们既要看到西晋中后期的汉王朝内部导致的中央集权一体化功能衰减是直接因素，也看到其与两汉魏晋以来的胡族内迁与胡、汉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

汉赵的政权建设与中国北方的局部统一

匈奴刘氏集团的兴起与强大，汉赵政权是十六国时期由匈奴刘渊集团于中原地区建立的首个少数族裔政权，开中国历史上少数族裔于中原地区建立统治政权之先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汉赵国是刘渊集团于西晋王朝摇摇欲坠、各地反晋浪潮持续高涨之际，联合包括并州五部匈奴在内的诸内迁胡族共同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考察汉赵政权建立和扩大统治的历程，首先要追溯匈奴刘氏一族的源流，这是汉赵国的根脉所在，也是其由胡族部落阶段转变为建立民族政权阶段的力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