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领导大唐的永贞革新如昙花一现，累及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
王叔文：革新非易事，累及刘柳身
在我的印象中，凡改革的，就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史无前例”中，乃至一直延续至今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对那些改革或变法之人，自是崇敬满满，如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
但有个改革变法之人却一直被官方少有提及，这便是“永贞革新”的领导人王叔文，虽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但那声名震天下的王安石变法，不是也以失败告终的吗？
而且，为“永贞革新”所累的柳宗元及刘禹锡等，俱是文学史上大名之人，按说应该对他们的这次改革之举大书特赞才对，是吧。
不过，史上对这王叔文的评价一直不高，他的画像和插图，感觉就如同秦时的赵高一般的模样，很是丑陋，说是奸臣的虽然不多，但把他归于小人一类的，那可就多了去了，如王夫之就说他是“以邪名古今”，而那冯梦龙就斩钉截铁地说：“叔文固憸险小人，此论自正。”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常用的一般就是所谓“一分为二”之法则，忠奸难辨，虽说有人将他誉为“发起唐朝复兴最后一次机会”之人，但从感觉来说，至少负面评价远高于正面。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苏州司功出身，善围棋，曾任太子侍读，顺宗即位后，除盐铁转运使兼度支使，联合王伾、刘禹锡及柳宗元等人，推行政治改革，即“永贞革新”。
未及数月，顺宗李诵因身体不好，被宦官拥立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遵顺宗为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司户，不久便被赐死，年53岁。
正史对王叔文的生平描述很少，只知道他的围棋下得很好，仅是司功出身，这是个掌管祭祀礼乐及学校和选举之类杂事的小官，但怎么说也是官而不是吏，是有功名之人才可担任的，而王叔文是否考过进士，则不得而知，《旧唐书》载其为“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看来，他应该不是进士出身。
仅凭着一手好棋艺，便能进入太子府当“棋待诏”，又因“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而获太子信任，继而作为太子亲信而入仕为官，还混得个风起云涌，这在历史上怕只有南朝的陈庆之可与之相匹。
一个“棋待诏”，就如同当年李白的“诗待诏”一样，不就是陪皇帝玩耍的弄臣嘛，按明智皇帝正常地的掌控，这政治同他们这类人是不会有什么关联的，而王叔文却就凭下得这一手好棋，在朝堂上弄出了好大的动静；但怎么看来也有点后世之高俅，以球技混出身的意味，让人感觉有些不爽。
但是，王叔文又似乎不仅仅是个陪着下棋玩之人，因为《旧唐书》还将其称为“侍读”，这可不是棋艺高就能为之的吧，至少还是个读书人吧，还要是个高级别的是方才能胜任。
而且，太子还常常同他谈论时政，并对他的见解很赞赏；《旧唐书》载为：“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
这宫市的内涵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描述的便是这宫市，以前宫中所需物资是由专门机构采办，而正是到了这德宗时，改由太监办理，他们强取豪夺，俗称“白望”，进行的是最不要脸，最无赖，最残酷的交易，从而使得市人愤怒异常。
及太子即位后，当然要作用他所信任之人，而此时的李诵早已是一个风瘫的病人，卧病在床已久，他提拔了王叔文为支度使，就是替他掌管财政事务，另一位侍读王伾入主翰林，掌握皇家话语权，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叔文根据职责内所看到的一些弊端，高调进行了改革。
平心而论，王叔文的所谓改革，同商鞅或王安石的变法和改革有着很大的差别，也许还达不到改革的程度，他只是想对他所管辖的范围内的弊端作一些修正，也仅限于一些经济内容，远不是治国方略或政治改良，是很局部的革新措施而已，用一个“永贞革新”来形容，有点夸大其辞了。
“永贞革新”的主要措施归结起来，就是废宫市、放宫女、逐贪官、收宦官兵权、减免赋税、免诸道进逢等几项，当然，在内容上还应该包括消减藩镇权力等等，不过，这些都是革新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操作，不应该算在革新的条款之中。
由于皇帝病重，王叔文集团是只争朝夕，如后世光绪的 “百日维新”一般的激进，在短短的100多天时间内，便颁布起草了33项措施和三百多张草案，大有将朝廷多朝多代沉淀下来的弊端一举革除之态。
他一次性裁掉了太监宫女乐师近千人，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开支，特别是罢宫市受到民众的欢迎，自条例颁布后，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他取消地方进贡，杜绝各级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他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
他罢免了30多位贪官，还意欲撤换掌管禁军的首领，这就让整个旧有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了危机，也引起了谁也惹不起的藩镇势力的不满，为日后革新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时的宦官集团手中掌握着禁军，也就是整个神策军系统的指挥权，历朝历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都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并且皇亲国戚们也掌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些权利在朝廷当中盘根错节，非常复杂。
而王叔文所倚仗的，都是一些新进的官员，热情高涨但政治敏感性却很低下，整个集团的力量同宦官的势力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频道上对话，用个以卵击石来形容，当不为过。
宦官们先是逼着顺宗立李纯为太子，而王叔文恰恰又和西川节度使，就是那个同女诗人薛涛关系暧昧的韦皋闹翻，这让整个藩镇对王叔文集团抱有仇视心理。
韦皋，是一个根本不能得罪的人，他所掌控的四川，从实力上来说，完全可以同河北三镇相匹敌，是一个随时可以成为高度自治的藩镇；而他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对皇帝是特别地忠心，也愿意同王叔文集团交好，本来是可以作为援手来共同成就大事的。
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同一个阵营中战友的这，生生地被王叔文以一个“没名堂”的缘由而分道扬镳，将其推向敌对阵营，这也可以看出这以文士为中心的改革集团，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
后来，各地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们同宦官们里应外合，遥相呼应，逼顺宗禅位为太上皇，宪宗李纯即位；而得不到皇帝支持的王叔文们，瞬间被强大的对手辗压，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王叔文先是被贬，然后遭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而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骨干力量，均被逐出京城，贬去边远州县闲置，且“永不量移”，这便是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革新”在轰轰烈烈开始的148天后，悲情谢幕。
“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中有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二人因诗文太有名而被后世列入文学家的范畴，于政治上俱是一笔带过，完全地不作评价。
柳宗元的个性应该是稍稍有些懦弱，被贬后便是一路地愁苦，始终以“孤舟蓑笠翁”的情怀，用他的《永州八记》等绝世之名文，记载了一个伟大而寂寞的心灵。
倒是这刘禹锡很是不服气，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自己有什么不是，一世傲骨，如同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一直是高歌“前度刘郎又重来”，至死不悔，而且他对王叔文亦是没有任何的抱怨，评价一直很高，他说道：
“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
怎么说这刘柳一众都是些书生，在你死我活的朝廷争斗中，他们是只有一腔热血而全无政治谋略，说得不客气，就是一群书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看起来“高大上”，自诩“曰管，曰葛，曰伊，曰周”的人，其实是根本不能成大事的。
王叔文在历史上的面目很是模糊，史书上甚至连他的字号都没记载，我觉得肯定是刻意而为之，他是由皇帝的玩伴最后能主持一朝的革新，这怎么说都是一件很奇葩之事。
这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由于对他的逐渐了解而逐渐地信任，并委以重任；再有就是这王叔文是个愿意为朝廷做点实事的人，而不是那种倚仗皇帝宠信，为非作歹，穷奢极欲之人。
后世对王叔文的不耻，无非是他借着皇帝的信任，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暗组同党，当时很多的官员对其是很抵制的，那后来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就很鄙视王叔文等人滥用职权，更多的是称病不朝，而如韩愈等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很是不满。
其实，卖官也好，收钱也罢，王叔文的目的只有一个，用钱去打通各种关节，收买人心，来为其效命，他一个没有根底之人，不服之人多多；至少，我们无论从正史或野史上，没有看见他花天酒地，鱼肉百姓的记载吧，当然，你把这归为王叔文的私德有问题，也无不可。
王叔文大权在握时也很是张扬，这是他个性使之然还是小人得志我不知道，但史书是将其归于后者，如《旧唐书》说他是：“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看，连着刘禹锡及柳宗元这些人，也一并弄臭了去。
而在宋祁和欧阳修等人所写的《新唐书》中，对他的评价也很差，“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有这些大佬级人物的评价，这王叔文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这众多的评价中，我觉得蔡东藩说得很精准，“王叔文非真无赖子，观其引进诸人，多一时知名士，虽非将相才，要皆文学选也。”所以，我觉得，王叔文至少还是有些个人魅力的，不然如何刘柳一众能死心追随，但是，靠着这一帮文士要想成事，岂非梦乎。
“永贞革新”如昙花一现般地迅疾而终，后世看这一事件，就如同一出闹剧一样，加上对王叔文个人声威及私德的欠缺，没几人愿意提及这来去如风所谓改革，所以，也忘却了他们针砭时弊，力整朝纲的初心，想来也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