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准昭莫多之战，一代枭雄噶尔丹走向末路

乌兰布通之战对准噶尔军造成的伤亡，远没有回师撤退路上爆发的瘟疫和饥饿导致的减员那么大。同时，策旺阿拉布坦趁着噶尔丹远征的时机引兵偷袭科布多，留守噶尔丹大本营的阿奴夫人和丹津鄂木布以下大批部众被俘。

1691年初，当噶尔丹率领仅剩的数千残兵败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科布多大本营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

所幸，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的部分准噶尔、和硕特部落还倾向噶尔丹。西藏教廷在桑杰嘉措的主持下，瞒着清廷偷偷将从青海征集的粮食、牲畜等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阿拉善，再由阿拉善送到科布多。

除此之外，桑杰嘉措还不断地派遣使者调停噶尔丹和策旺阿拉布坦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二者暂时握手言和签下协议，约定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

策旺阿拉布坦将扣押的阿奴夫人和部分人畜送还噶尔丹。在稳定了西部和获取大量物资之后，噶尔丹重整旗鼓，派遣部众分驻在科布多境内土壤较肥沃的乌兰固木、空奎等地屯田，储存战备物资。

噶尔丹

表面上噶尔丹屡屡遣使向清朝认错，甚至恢复了对清朝的“朝贡”，但实际上他已经做好再次和清朝开战的准备。清朝方面，自从乌兰布通一战之后，康熙皇帝也开始为再次和噶尔丹作战精心准备。

1691-1695年间，为躲避噶尔丹侵扰，外蒙古左、中、右三路的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部众仍滞留于漠南，清朝不能立即经营漠北，只能先尽力完善漠南到内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康熙皇帝加强了自齐齐哈尔、沈阳到山西右卫城、内蒙古归化城等北方沿线各战略要地的驻军增派、武备配置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力度。

截至1692年，清朝在内蒙开辟了五条官道以利战时运输，每条官道所经各处要地设置大小不同的驿站，长城内驿站由满、汉官兵驻守，长城外驿站由蒙古族官兵驻守。

五条官道所经之地及驿站数量情况如下：

1.喜峰口——科尔沁——昭乌达盟——哲里木盟——扎费特旗，总长2000里，驿站18个；

2.古北口——热河——承德——昭乌达盟——乌珠穆沁旗，总长1600里，驿站16个；

3.独石口——察哈尔左翼——多伦诺尔——昭乌达盟——哲里木盟——浩齐特部，总长1800里，驿站15个；

4.张家口——归化城——察哈尔左翼——苏尼特旗——哲里木盟——济尔哈图，总长1500里，驿站18个；

5.杀虎口——归化城——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阿拉善——乌兰察布盟乌拉特旗，总长1300里，驿站12个。

1691年，康熙皇帝按照先前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做法，在满洲八旗中也抽调官兵组建了兵员总数达七千八百多人的八旗满洲火器营。

清帝与大臣

营内分设马上鸟枪兵(由鸟枪护军、骁骑营合编)和炮兵，每旗配属子母炮五门；战时则与汉军火器营混合编组作战。

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阵形过于密集，导致部队在准噶尔军的枪炮轰杀下伤亡极大，康熙皇帝为此特别指示火器营各级军事主官对原有的“连环本栅”战术做出变革：

一是以鸟枪兵居中，炮兵排列于两侧，改变鸟枪手和炮兵分别列阵的传统，将鸟枪手、炮手整合为一阵；

二是强调满洲、汉军火器营配合，八旗满洲的马上鸟枪手分列汉军火器营两翼，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骁骑营押后阵；

三是细化指令，鸣角吹海螺后击鼓，以鼓声响起的次数来指示大队前进的步数，以鸣锣的方式指示枪炮射击的方向，提高命中率；

四是连环射击完毕后，开鹿角为门，骁骑营陆续驰出，逐队而出，列阵冲锋。这一结合了火器威力和骑兵冲击力的新战术很快就有机会在战场上体现其作用。

1695年，经过几年的准备，噶尔丹率领好不容易集合起来的两万多兵马，再度东侵。这一次噶尔丹吸收了1690年孤军深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策略。

他一边对外宣称自己请来了六万俄国枪兵，一边派出多名使者前往漠北及漠南各蒙古王公处搞策反工作。对于清朝派往策旺阿拉布坦处的使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截杀。

以离间拉拢蒙古各部为目的的噶尔丹使者，甚至连清朝的钦定国戚科尔沁人都不放过。于是，康熙皇帝将计就计。1695年八月，康熙皇帝密令科尔沁亲王沙律遣使噶尔丹处，假装答应接应，旨在引诱噶尔丹东侵深入，以便清廷大军将其堵截围歼。噶尔丹接信后果然发兵东侵。

为防止间谍给噶尔丹派送情报，清朝对漠南和北京各处喇嘛庙大加搜查，将噶尔丹苦心经营的间谍网络基本扫清。

准噶尔军队

从1695年年底开始，康熙皇帝即着手编组三路远征大军，准备再次出击。

东路军：统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驻防八旗兵六千，另有后勤保障人员三千，任务是越过呼伦贝尔草原至索岳尔济山堵截噶尔丹的东侵之路。

中路军：统帅康熙皇帝，统京师禁旅八旗前锋兵、护军、骁骑兵、汉军火器营兵、炮兵、棉甲兵、左翼察哈尔蒙古兵、宣化府及古北口绿营兵、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喀喇沁蒙古兵及内蒙古各盟兵丁，总兵力4万左右，另有后勤保障人员1.7万。计划出北京后，经魁屯布拉克、插汗七老山，压向克鲁伦河。

西路军：统帅抚远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其中，费扬古部包括山西右卫驻防八旗、京师补调八旗、大同绿营、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的蒙古兵，总共13500人，有后勤保障人员1万余，取道归化城北上。

孙思克麾下为陕西、甘州、凉州、宁夏等四镇绿营兵及西安驻防八旗兵共计1万，有后勤保障人员七千余，出宁夏北上。两军会师于漠北翁金河(德勒格尔杭盖)地区后，再合军一处前往库伦以南的昭莫多集结待命。

三路大军算上作战部队及后勤人员，总计约十万人。

清军进军途中

乌兰布通之战，由于战场距离内地较近，所以后勤保障的问题并不突出，清军以1250峰骆驼轮番驮载1500石粮食，再就地征用一些牛羊就解决了问题。

此次用兵漠北却是路途遥远，后勤工作非同小可。康熙皇帝特意拨出专门款项打造七千多辆运粮大车，增购2万头骡马备以分拨各军。

这些军需骡马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北方各省官府所养的马匹，仅山西一地就至少有3万匹；

二是国库拨款直接从牧区添购的马匹，比如1695年康熙皇帝一次就从内蒙四十九旗和外蒙车臣汗部总共购得7000匹马；

三是通过茶马贸易、以货易货的方式从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处获取的马匹，这一途径获取的马匹，数量少则500、多则数千。

三路远征大军运输、作战用的马匹总共达到了30万匹！相当于每个作战部队的士兵或后勤工作人员可以配备3匹马！这是为了应对一人数马配置、机动性极强的准噶尔军团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组建运粮队伍不仅要有马有车，还得有人。为进一步减轻官方后勤体系的压力，康熙皇帝还特别允准内地商家承运军需物资随军同行，行军驻扎时将这些随军商贩运输队安置在离军营一里外专门设置的“买卖营”。

著名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晋商王相卿就是依靠在买卖营中随军做生意所得本钱而发迹……

总之，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康熙皇帝是什么招都想出来了。在侦知噶尔丹已经开始东侵的消息之后，清军开始了大动作。

御驾亲征

1696年二月，西路军首先行动起来；三月，中路军和东路军先后出发。行程最短的东路军很快按原定计划到达指定位置，而中路军由于准备充足，加之由康熙皇帝亲自指挥，一路上也是进展顺利，沿途还在各地留下相当数量的物资以便归途中采用。

在路上，康熙皇帝不时派出传令兵以求和东西两路大军随时保持联络，便于协调指挥。这时萨布素的东路军已经离开索岳尔济山奔向克鲁伦河下游，唯独西路军已失联近一个月。

四月二十一日，康熙皇帝终于在进军途中接到费扬古急报，要求暂缓进兵，原因是西路军在进军途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696年二月十八日，费扬古部最先启程。二十二日，孙思克部也自陕西定边出发。两部本约定一个半月后会师于漠北的翁金河，却不料孙思克部在途经阴山一带时遭遇大雪，骡马大量冻死倒毙。

无奈之下，孙思克只能挑选精锐士兵两千余人骑乘军中所能挑出的强壮马匹，携带可供一月之用的粮秣先行北上追赶费扬古部。

费扬古部在行进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探知西路军行踪动向的噶尔丹先发制人，派出小分队将西路军必经之地——库伦及土拉河以南的草原焚烧殆尽。此举令费扬古部到达当地后因马匹无草可食而被迫改变原定的路线，绕道而行。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康熙皇帝考虑再三，同意了费扬古的请求，并对行动计划再做调整。他令费扬古、孙思克必须于五月初四抵达昭莫多。为保持协调，中路军的行军速度也适当放慢。

五月初一，中路军进抵距离克鲁伦河仅有230里的拖陵布拉克，康熙皇帝随即向正在克鲁伦河流域活动的噶尔丹派出使者，告知噶尔丹自己亲征的消息。

为了稳住噶尔丹，康熙皇帝还在信中表示双方应该进行必要的沟通。噶尔丹开始时还将信将疑，在听取了自己的侄子、前锋丹济拉的禀报后才确认康熙亲征的真实性。

五月十一日，当康熙亲自率军抵达噶尔丹在克鲁伦河曾驻扎过的克勒和硕后，发现随地都是被丢弃的辐重物品——噶尔丹又跑了。不过，令康熙皇帝略感欣慰的是，五月初四，费尽周折的西路军已经抵达昭莫多。

昭莫多之战示意图

但为了减少粮食损耗，费扬古、孙思克在翁金河会师后前往昭莫多的途中，又再次精简了兵力，编制内的四万大军实际只有一万四千余人到位，且行程已经耽误了将近半个月，人马疲惫不堪。

这些情况尽被噶尔丹掌握，他之所以在克鲁伦河扔下带不走的辎重急急忙忙西走，就是为了避开拥有兵力优势的中路军而专门打击严重减员的西路军。这显然并非如同清朝官方史书所宣称的“而竟逃窜，怯懦显然”。

1696年五月十三日，中路军兵临战略要地托诺山，仍不见敌踪，而此时大军随身携带的干粮已经告罄。康熙皇帝派出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率2000名骑兵继续追寻，自己则率中路军主力暂时后撤以等候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的粮草。

就是这一天上午，清军西路军和噶尔丹军在昭莫多遭遇，两军随即展开了异常惨烈的厮杀。

昭莫多，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森林。明朝时，这里叫忽兰忽失温，15世纪初明成祖北征时，就是在此地以火器和骑兵结合的战术大破东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现在，这块老战场又要见证一场载入史册的对决。

志在必得的噶尔丹先发制人，下令所有士兵上马，布阵冲击：两翼的准噶尔轻骑兵或手持短火绳枪，或持弓箭在快速奔驰中交替射击；阵中的重骑兵平端长矛一往无前，意图冲破西路军的正面防守。

此时的清军西路军已到达昭莫多十日之久，留在后方的部队相继赶到。同在军中的宁夏镇总兵殷化行对周边地形加以勘查，并协助费扬古和孙思克制定了作战计划。

战斗一打响，西路军各部开始按部就班、各司其职。满洲正白旗前锋统领硕岱、蒙古正黄旗都统阿南达率领部分清军骑兵率先出击与噶尔丹军交锋，两军甫一接触，清军就摆出一副且战且走的架势，向西面山林地带撤退。

为了吃掉眼前这股清军，噶尔丹亲率部队紧追不舍。未几，清军骑兵分作两路“逃散”，出现在准噶尔骑兵面前的，是已经按照变革后的“连环本栅”战法在高处密林列阵完毕的振武将军孙思克部。

战场上的清军已有不少火器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军炮兵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山地战或野战中，全重达110斤(清制单位，下同)的铁心铜炮虽然威力很大，但运输比较困难；而全重85—95斤的子母炮虽然在威力上较为逊色，但它的优点在于炮身轻便，无论是使用四轮炮车还是骡马或骆驼承载都颇为便利，可以满足清军在野战或山地战中保持高度机动性的需要。

子母炮的前身就是明朝中后期从西方引进的后膛装填“佛郎机”火炮。清朝初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曾协助清朝改良佛郎机：不改变原有的子铳、母铳结构，而将炮身统一改用熟铁铸造，在保持炮身长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缩小口径。

这一做法虽然使得清代子母炮的威力与它的原型明朝佛郎机炮相比大打折扣，但随着倍径的加长，子母炮的炮口初速远超过佛郎机，能获得比明朝佛郎机更大的射程。

子铳、母铳、后膛装弹的设计使子母炮可以获得比前装火炮高得多的射击频率，这在野战中对付高速运动的骑兵尤为得力。康熙初年著名的火器专家戴梓也曾经参与监造子母炮的工作。

战场上的清军

1695年，西路军编组演练时，军中就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子母炮和其他各型火炮，但费扬古很快又向康熙皇帝上奏请求再拨给一批子母炮，康熙皇帝便将北京景山炮厂新造的子母炮24门和江南各省解送的子母炮55门拨给西路军。

1696年二月，西路军出发前夕，康熙皇帝又从当年新造的48门子母炮里拨出8门给费扬古。后来西路军因遭遇恶劣天气进军困难，费扬古把军中的将军炮留在途中留兵看守，空出200峰骆驼来驮载军中的子母炮。战事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当年在乌兰布通战场，是清军先向噶尔丹发起攻击，被准噶尔军借助地利打退下来；如今在昭莫多，情况却恰好相反：

噶尔丹亲率骑兵向高地密林处的清军孙思克部发起攻击，孙思克镇定地指挥清军士兵迎敌，一片锣鼓声中，清军的鸟枪和子母炮发出阵阵轰鸣。战场上一片硝烟弥漫，从下往上的仰攻削弱了准噶尔骑兵的冲击力，许多人被清军的炮弹或枪弹击中跌落马下。

面对这一情况，噶尔丹命令部下下马，意图以分散队形冲入清军阵中进行肉搏。孙思克果断命令打开鹿角门，手持刀盾的汉军藤牌兵自后冲出。双方从五月十三日早上杀到当天下午，难分难解……

孙思克率部和噶尔丹主力激战的同时，费扬古采纳殷化行的献策，亲率完成诱敌任务的硕岱、阿南达两部骑兵包抄到了噶尔丹的后方，把只有少量精锐卫队的噶尔丹后方大营搅得天翻地覆。

负责留守准噶尔军后营的阿奴夫人不敌费扬古，便率卫队前去和噶尔丹会合，正好碰到孙思克部的藤牌兵和噶尔丹军混战在一起的场面。

此后，战局已经发展到清军不得不把骑兵也改作步兵投入步战的地步。阿奴夫人加入战团并没有为噶尔丹扭转战局。相反，由于她本人的穿戴和坐骑都非常显眼，很快就成了清军鸟枪手和炮兵绝佳的射击目标。

电影阿奴夫人剧照

清军士兵纷纷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开火，丝毫不顾及这样做可能会伤到正在前方投入白刃战的藤牌兵同袍。一片枪炮声响过之后，阿奴夫人殒命沙场。

阿奴夫人嫁给喝尔丹二十余年，两人感情极深。她常追随噶尔丹身边出谋划策，甚至和丈夫一起冲锋陷阵。可以说她的阵亡对噶尔丹的打击相当大。

此时已近傍晚，在噶尔丹后营打完秋风的费扬古从准噶尔军背后杀到，腹背受敌的噶尔丹终于支持不住逃离战场。历时一天的昭莫多之战就此结束。

此役，噶尔丹除付出了两千多人阵亡、三千多人被俘的代价外，还有大批的甲胄兵器以及六万多头牲畜被清军缴获。侥幸逃出生天的噶尔丹，不仅失去妻子阿奴，其重臣戴巴图尔宰桑、博罗特和硕齐等也战死沙场。

得胜的西路军于五月十五日和一直在搜索噶尔丹的中路军马思哈部会合，之后向东前进，准备顺着中路军的行军路线班师。

战场场景

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康熙皇帝先后收到马思哈和费扬古发出的捷报。他不禁大喜过望，亲率随军文武大臣以三跪九叩的礼节感谢上天，而后宣布班师回朝。

1696年六月初九，康熙皇帝返回北京，持续数月的第二次征讨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就此结束。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兵道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