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揭帖，私下传纸条为何成为朝堂的重要权力
明仁宗登基后，为了便于自己处理政务以及扩大信息来源，他希望内阁也能主动奏事。但又不能让阁臣像六部堂官一样上呈题奏文书，因为这样会造成管理、执行权力的重叠，妨碍并降低六部处理朝政的能力和效率。
仁宗就取了个“巧”，让阁臣通过“传递纸条”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和自己交互信息 – 这就是内阁揭帖的雏形。
赐义（蹇义）与臣（杨士奇）各一章，且各赐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葢求益于下之切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十六》
其后随着“票拟批红”制度的形成，内阁的角色和职权也被定型。但是揭帖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不但没被取消，还被加强并成为内阁定制。原因无它，对于皇帝和阁臣们来说 – “好用”。
首先，内阁阁臣虽然通过兼职外朝部司职务的方式获取了奏事权，但只是部分，因为奏事范围不能超出所兼职务的职责限制。而阁臣需要与皇帝沟通的事务涉及皇朝的方方面面，因此还是揭帖更好用一些。
其次，不像朝会明朝没有皇帝召见阁臣的固定制度。见或不见、多久一见全凭皇帝喜好，而明朝的皇帝普遍不怎么想见内阁成员。从正统朝开始皇帝们不仅再也没有亲临文渊阁，连续几个月甚至数年不召见阁臣也成了常态（包括很多人认为勤政的孝宗）。
皇帝不传召阁臣但每日政务仍需处理，因此皇帝和阁臣之间就需要保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沟通渠道。这个时候“不正规”且不受外朝干扰的揭帖就展现出它的方便和易用性。
最后，古代推崇“以礼治国”，为凝聚民心，皇帝和朝廷总是刻意地维持一种“上下同心，以求大治”的形象。因此不是必须撕破脸的矛盾，一般就不会将矛盾表露出来。基于此，政务处理时就非常忌讳“否定”和“拒绝”。
皇帝如果公开“拒绝”了臣属的某项提议，不仅会被认为是不同意他的方案，更会被认为皇帝是不信任该官员以及对其能力的不认可，所以被“拒绝”的官员往往都要辞职。反过来如果臣属的处理意见与皇帝相左，轻则被认为不能明了圣意，重则会被认为是“挟君”。
另外皇帝的决定必须“不容置疑”，这在维护皇帝至上皇权的同时也带来了尴尬。皇帝的决定错了怎么办，是臣子冒着大不敬的罪名公开质疑皇帝威权，还是等着日后看皇帝笑话？
所以内阁在票拟前，通过揭帖了解皇帝的态度和想法，并设法弥合皇帝和内阁、外朝之间的矛盾分歧，才是更为稳妥的方法。这类似现今的先沟通、协调、解决问题，最后再把正常流程过一遍。
除了好用，揭帖的“私密”性也备受皇帝和阁臣的喜爱。
皇朝特有的“阴阳”文化，导致一些话和事大家只能心里明了，不能摆上台面，更不能通过公文去讨论和处理。
揭帖只是阁臣因“私”向皇帝的密奏，不需要转各科给事中发抄并对外公开。因此很多不便于公开讨论的话题和内容，阁臣与皇帝就可以通过揭帖顺畅沟通。这种方式下一些敏感的事务，阁臣能更为稳妥的处理，皇帝的意志也更容易被贯彻和执行。
而且皇帝们也通过“揭帖”发现了一个“甩锅”的好方法。
皇帝开始不再通过“朱批”来直接表露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内阁揭帖来操控阁臣。这样既可以让自己的意愿得以执行，又可以把责任推给内阁。对于看不到揭帖的外界而言，皇帝毫不质疑内阁票拟，反而是充分信任和尊重内阁大学士们的贤君风范。
喜欢“猜谜”的明世宗就是个中翘楚。而他的孙子明神宗则喜欢通过不回复内阁揭帖的方式，暗示内阁他不想处理的外朝事务。
所以皇帝们不但不取消原本不正式的内阁揭帖，反而愈发的看重它的作用。明朝的内阁也是依仗揭帖逐步加深与皇权的羁绊，进而成长为朝廷的中枢。
除了上述原因，阁臣们对揭帖欲罢不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朝堂斗争的利器。
由于揭帖的内容不易受限制而且保密，阁臣们可以通过它来劝谏皇帝或就某项政务向皇帝提出建议。因为不公开，在皇帝正式决定前外朝朝臣不会知晓，自然也不会反驳和干涉了。因此阁臣通过揭帖更容易影响、甚至是控制皇帝在某事上的态度。
例如成化朝之后的开始的“阁部之争”，虽然内阁一直未能从吏部手中夺取“廷推”权。但是内阁一直在用揭帖向皇帝秘密举荐“贤能”，进而影响皇帝的决断。嘉靖朝的诸内阁大佬则通过揭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控制聪明皇帝的决定。
注：廷推指朝廷任命重要职务时由吏部组织各部司堂官公议，最终形成一份推举名单，皇帝则从该名单中挑出最终人选。内阁一直希望将“廷推”改为内阁票拟。
因为其保密性，阁臣也可以在对手浑然不知地情况下，通过揭帖不断地攻击、弹劾自己的政敌。当皇帝被影响并开始发难时，对手往往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
同样阁臣在预感到大风波时（例如外朝发起联名弹劾），也可以通过揭帖提前向皇帝剖白心迹、申辩救人，甚至是先行反击。这个时间差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先入为主更容易影响皇帝的判断。这其实也是明朝皇帝们都很反感外臣与近侍大臣勾连的原因。
正是因为揭帖具备这类威力，阁臣也可以通过它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很多情况下内阁大学士只需要暗示将就某事上呈揭帖，当事人往往都会收敛息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密告了什么、皇帝又是什么态度，无从准备将极其被动。
不过揭帖也会反噬内阁。
万历朝“国本之争”时，首辅申时行对朝臣、皇帝两方都不想得罪。因此他一边明着表示自己站朝臣一边，一边通过揭帖密告神宗自己支持他的册立意见。
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 《明史·卷二百一十八》
好巧不巧，这个揭帖被和其它奏疏一起夹带到外朝发抄。两边讨好地申时行一下成了全朝公敌，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最终不得不请辞致仕（大学士许国也被牵连一并辞职）。
此事导致内阁威信大受影响，此后内阁开始主动将一些揭帖公开发抄，用放弃部分权力的方式向外朝释放善意。但是此时朝堂斗争和党争已经白热化，你死我活才是各派系共同接受的结局，因此这点让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