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反对窦太后所谓黄老之学而独尊儒术是确立天子形象的需要
什么是“无为而治”？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汉初几代实行的是“黄老之治”。
什么是黄老？
就是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汉初的时候有个经典叫《黄帝四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的，后来失传了。作为汉初的治国指导书籍却失传，因为毁禁的可能性很大。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几本古籍，研究后确认其中就有《黄帝四经》，《黄帝四经》第一句就讲明了黄帝之学的要旨：“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道。□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所以，黄帝之学重的是法——这个法不光是指律法，也是指制度。所以实际上汉初实行的是黄帝之学的法结合老子之学的无为，简而言之就是朝廷按照法度行事，不妄作不非为。
所谓“萧规曹随”，实则就是按章办事。《史记》记载：“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这里所谓的“朝廷”主要指的其实就是皇帝，“黄老之治”要求皇帝“清静无为”这就是在限制皇帝的私欲，不管这个私欲是大兴土木还是穷奢极欲，抑或是其反面宣扬武功。
“黄老之学”终变成“老子之学”
本来黄老之学中法与“无为”并重，且法在前，“无为”在后，但是窦太后重“老子之学”而轻“黄帝之学”，最终导致了法制废弛。《史记》记载：“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
法制废弛的结果就是兼并盛行，乡党豪族开始横行乡里：“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僣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所以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已经出现了异变，而史家已经察于秋毫之末。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反“老子之学”的以道德而治国，进而严明律法，查漏补缺也是应有之意。
然而反“老子之学”也并不一定要推出儒家，用“黄帝之学”的法来肃清沉疴也并不是不可行。然而，武帝并没有做此种选择，因为不符合他的需要。
不是汉武帝也有其他皇帝
以天下供养一人的专制制度，作为权力集于一身的皇帝，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私欲，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独尊儒术”或类似情况。
“独尊儒术”实则是给皇帝为所欲为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儒术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其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依照统治者的需要“创造和发明”一个成系统的框架。那么为什么是汉武帝时候出现了这个专为帝王提供的理论框架呢？
那自然是因为汉武帝的性格和才智超群拔俗。
刘彻
汉武帝是个率性而为的人，他雄才大略，既是个政治家也是个文学家，他喜游乐又爱美色，既冷酷暴烈又多情优柔。
他初即位时，受制于其祖母窦太后，因此放纵玩乐。《资治通鉴》中记载：“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鄂、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伯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翁不听，妪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很多人以为窦太后掌权对于汉武帝对于权势的掌控欲有关，但是未必，因为窦太后在汉武帝刚成年就崩逝。
这些夜游的经历对汉武帝影响至深，这些言行固然是出自于汉武帝的天性，但是少年时期经常在宫外游荡也让汉武帝的天性中任性妄为的一面，自我的一面得到了放纵，甚至是放大。
其任性胡为，一切出于自身的心理在彻底掌权后必然会反映出来。
因此武帝既有一个雄主的才能，又有任性妄为，极度自我的性格，自然是既不能忍“黄帝之学”又不能忍“老子之说”，因为其既困住了其想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束缚了其骄奢任性的行事。
既然如此，武帝必然会需要一种完全符合其需要的学说来为自己的政策和言行解释。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仲舒所代表的杂糅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阴阳五行、和其他学说的“新儒学”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总结一下，汉武帝之所以反太后的“无为而治”而“独尊儒术”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出于其自身的需要，他需要一种学说要树立其天子的形象，进而去实现自己的欲求。
《道德真经集注杂说》中有“武帝黜黄老而用儒术，未尝不本于仁义，而观其实效，则不异于始皇者几希，当此之时，天下不一日而无事，思慕文景不得复得，然则黄老亦何负于天下哉。”
确实从此后“天下不一日而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