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度引以为傲的火器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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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本土火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有佛郎机铳、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等几种性能各异的国产火炮。佛郎机炮源自西方，经国内自行试制成功。单兵火器主要以鸟铳、三眼铳为主。
天启年间，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蓟辽、经略辽东战事期间，曾仿效戚继光镇守蓟门的经验，设立“车营”，以车为营垒，将遭遇战变为防御战，可以有效防制骑兵往来突驰造成的部队士气崩溃。该编制每营六千一百一十五人，配置大炮十六门、灭虏炮十八门、佛郎机两百五十六架、鸟铳三百五十六门，三眼铳两千七百二十八杆，其余是冷兵器。该编制源于茅元仪的记载，茅元仪是当时有名的知兵之士，督师时随护孙承宗左右，故其记载可信度相当高。
茅元仪画像
大明火器哪个强？
从编制上看，除了大量的重型火器外，车营最主要的单兵火器是三眼铳。三眼铳经过一些文艺作品的宣传，往往被一些观众视为“神器”。特别是某纪录片制造了一杆复原的三眼铳，经过测试，得出了“威力不容小觑”的结论。然而，在该纪录片的复原过程中采用了现代的无缝钢管和工业化生产的黑火药，导致复原三眼铳枪管可以承受的膛压远大于历史上的铸铁产品，弹丸初速也更大，简言之，复原品的威力和射程要远大于历史上的三眼铳。饶是如此，复原三眼铳也仅能在二十米内取得良好的杀伤效果，若纯粹使用明代工艺，则势必要在此射程上打折扣，更不用说铸造砂眼可能造成炸膛等事故了。即使是二十米的射程，轻骑兵仅需一秒多便能冲刺到射手面前。况且三眼铳枪管短小，没有抵肩的枪托，其弹丸散布相当大，精度很低。可见，三眼铳是一种一锤子买卖的武器，必须依靠大量射手近距离齐射，其三根枪管并联的用意也在于此，完全不考虑再装填问题。至于有人认为三眼铳可以抡起来当锤子防身，那实在是射手的无奈自保之举，完全不值得视为该武器的优点。相比而言，明末普及装备的鸟铳，其威力要高于三眼铳。
据明末宋应星的名作《天工开物》记载：“凡鸟铳长约三尺，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其枪管比三眼铳更长，使得鸟铳弹道更加平直，提高了射程。“鸟雀遇于三十步内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则铳力竭矣”，有效射程大于三眼铳，但对人员的杀伤范围达不到如此之远。较之三眼铳一手持握、另一手持捻子点燃火门中储存火药的落后击发形制，鸟铳采用了典型的火绳枪击发装置，“发药不用信引，孔口通内处露消分厘，捶熟苎麻点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发铁机逼苎火于消上”，只需扣发扳机，火绳自然落入火门药池，枪弹随即发射。不过鸟铳制造工艺更加复杂，成本亦高，故装备数量远不及三眼铳。而虎蹲炮等小型火炮，采用铸铁铸造，单看其厚重的身壁和身管上的数重铁箍就能明白，这种火炮的铸造工艺不甚令人放心，只有多打几道铁箍才能防止炸膛事故。其射程和威力也可想而知。
明代火器的威力在1626年正月的宁远之战中尽显。当时，席卷辽东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再度起兵，兵锋直指扼住辽西走廊咽喉的明宁远卫城。此战中，袁崇焕督师明军，以火器对抗后金精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据明清鼎革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这处记载为我们认识明末的火器发展水平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
西洋火器的加持
宁远大捷中，明军仰仗的是“西洋大炮”，而非国内自行铸造的火炮。守军以“闽卒发西洋巨炮，一发而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令满洲兵马胆寒。宋应星记载的西洋火器威力更加夸张，“西洋炮”可以“半里之内，人马受惊死”，“红夷炮”则“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齑粉”。虽其威力不至恐怖至此，但其对国人的震撼则可想而知矣。这批“闽卒”所发之“西洋巨炮”究竟来自哪里呢？传统观点认为，这些火炮来自被称为“红毛番”的荷兰人，故称“红夷大炮”，在与荷兰军队的作战中，明军缴获了这些火炮。该说法源自《明史》的《兵制》。
红夷大炮。来源/王全福《军事博物馆藏明代火器》
近几年，经中国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考证，在宁远城大放异彩的这十一门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捞上来，经千里运输至京师后调拨宁远的。明朝自万历末年即开始仿制西洋大炮，但仿制品的质量远逊于进口货，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无奈从澳门进口大炮，而澳门的铸炮产能亦十分有限，故只能打起在沿海沉没的西方商船所载火炮的主意。这些商船的自卫火炮并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进入中国后立刻成为有价无市的神器。可见，早在明末，中国的火器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并非一些文艺作品宣称的那样，“从北宋至明末，中国一直引领者世界火器发展的潮流”。
1625年开始，魏忠贤阉党兴风作浪，掀起多次大狱，打击东林党人。随着孙承宗遭到魏忠贤阉党排挤去职，其经略辽东的幕僚，如鹿善继、孙元红、茅元仪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陆续被罢官。此时西洋大炮的引进、训练都仰仗西方传教士。当时西方的几何学、物理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瞄准开炮已经成为一道物理、几何应用题，只需要测定距离等参数，对照射表，即可调整方位、角度，实现精确瞄准。明末引进的西洋“铳规”，即象限仪，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命中精度。徐光启、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举考试中结成了很绵密的人脉关系，故往往与东林党人亲近，此时也一并遭到贬斥。临危受命的孙承宗于辽东数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士大夫们为引进火炮动用全部人际关系的竭诚努力，至此全部化为泡影。
此外，明代一样有保守势力阻挠引进西洋火器。崇祯末年，有人上书请传教士汤若望指导铸造西洋大炮，左都御史刘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称：“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在袁崇焕坚守宁远城时，引进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经趋于瘫痪。即使在创造了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仍然遭到罢官。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变又给大明的火器部队以一记重创。
袁崇焕
火器技术扩散了之后
孔有德是原明朝辽东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孔有德逃奔山东，投靠了登州巡抚孙元化，成为步兵左营参将。1631年秋，皇太极围攻大凌河城，为救援困于城中的祖大寿，孙元化急令孔有德率轻骑出关。孔有德军行至河北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随即哗变，“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 ，恣焚杀甚酷”。这股乱军一路剽掠，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正月时竟然“率众迳至登州”，在城内叛逆的接应之下，孔有德率众冲入城内。孙元化还没来得及自刎就为叛军所俘虏。孙元化是孔有德的老长官，若非当年孙元化收留，孔有德难保不步毛文龙后尘，故孔有德“以元化故有恩，纵使航海去”。孙元化等人返回京城后，遭朝臣指斥入狱，最终被处以极刑。而孔有德叛军在登州缴获甚广，据说已有三百余门火炮，手下也发展到七千之众。最终，孔有德等人以船百余艘，连同军器、枪炮等，从登州起航，至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降金。孔有德在致皇太极的书信中自辩道：“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孔有德得意地向皇太极表示：“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大喜过望，亲出郊十里相迎接。
历代帝王贵妃大臣朝服像（皇太极便服像）
孙元化是明末难得的火器专家，是徐光启的得意门生，曾向徐光启学习火器和西洋算学。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为代表的士大夫与西方传教士亲近，热衷于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引进西洋大炮。孔有德的手下便是一支装备了多种西方火器的精锐部队。虽然此前在后金已经自行铸造过几门“大红衣炮”，并由明军降卒操作，在大凌河之战中已经崭露头角，但孔有德部的加入无疑极大增强了后金火器部队的实力。该部在西洋火器专家的一手训练下，利用西方的弹道学、几何学和物理学计算炮弹轨迹，其命中率远高于仅凭经验、口耳相传的传统炮队。在孔有德投降仅数年之后，皇太极征朝鲜时，朝鲜人惊愕地发现后金军队中不仅装备了红夷大炮，并能组织起几天几夜的猛烈炮击，令朝鲜的城墙灰飞烟灭，士卒无处藏身。朝鲜降服后，后金也多次征调朝鲜火铳手用于攻坚作战。
大清火器反超大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的火器生产反而遭遇了很大困难，前线部队火器严重缺装，在孔有德降清之后甚至出现明军火器在数量上被新生的清军乌真超哈 （满语“重兵”之意）压制的情况。明代自立国起就在制度上确立了一系列装备火器的军规，从纸面上看，明军的火器装备率在稳步提高，明军应该是一支火力不断增强的部队。但实际上，到了戚继光整治蓟辽边军时，大部分的卫所军队已经不能拿到足够的火器，戚继光获得了朝廷的重点扶持，才把火器的装备率拉上去。在当时，很多边镇会向朝廷要求发放火器，但朝廷并不会把边军要求的那些装备直接发过去，而是下发所谓的“便利火器”，边军要的是大炮，结果收到了一堆一只手能拎得起来的单兵火器。崇祯朝的工部侍郎沈演，为避免试炮炸裂 （前任工部尚书侍郎都因此罢官），给京营的御林军装备了“火转城、火狮车、虎飞沙迷目箭、木人火马天雷炮、铁汁神车”等迷之“神器”，除了名字酷炫之外，没见到什么实战成果。成书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记录了一百八十多种火器，但根据戚继光《纪效新书》，真正能顶用的只有无敌大将军、佛郎机、虎蹲炮、鸟铣、快枪、飞山神炮、石炮、飞枪、飞刀、飞剑、火箭这十一种，戚继光还特别指出“诸器之中，鸟铣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则大炮、火箭、鸟铣，皆为利器”，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名称酷炫、原理高深的奇怪火器，如“有火砖、一窝锋、地雷、千里炮、神枪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战，故不备，今皆一切禁之”！
实际上，明末的火器种类已经大大简化，和明初的装备种类已经大有不同，但明朝官方却对这些装备非常迟钝。在明末发挥极大作用的红衣大炮，在当时是能够直接扭转局部战场局面的神器，结果万历末年的《工部厂库须知》里根本没记录过红衣大炮。
明代的火器制造与分发是两个系统。制造由工部负责，分发由兵部负责，部队的火器装备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的。火器制造在明初并无专设机构，甚至很长时期是由铸造铜钱的宝源局兼管火器制造，到洪武十三年设立了军器局，在工部之下。内府火器由兵仗局制造，这两个机构后来都迁到北京。除了制造火器，这些机构还负责火器、火药的储存、检验。这两个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更加复杂，军器局在工部之下，其直接领导是工部主事，是一个文官。但实际主管领导是一个宦官。内府的兵仗局的直接领导是宦官，但他们要想铸炮、造火药，一切的原料都要从工部领取。这些复杂的权力设计，本意是保证皇权对武器生产的直接管控，但极大地牺牲了效率，导致这两个机构的军器生产能力是不断下降的，到了明末，已经面临工匠严重不足，不得不引入雇佣工匠。
洪武时期火器。来源/王全福《军事博物馆藏明代火器》
明代官方的火器生产机构非常僵化，在官方文件中，火器的造价并不高，但实际上的市场价格往往超过官方定价的一倍以上，因为官方文件对市场原材料的涨价并不敏感，常常拿着几十年前的物价要求军器生产机构拿出产品。在万历时期，制造火器必需的铁、锡、铅和煤的价格都有上升，但工部的拨款并无增加。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偷工减料，导致大批资金浪费在生产残次品上。到了明末，广东、福建等地出现了发达的金属冶炼产业，当地生产的火器经受了抗倭战争的检验。北京的王恭厂、盔甲厂等此前的军器生产机构，逐渐成为储存南方火器、火药的地方，在明末发生了好几次大爆炸。万历年间盔甲厂火药爆炸，炸出了蘑菇云，“烟如灵芝”。天启年间王恭厂的大爆炸，把大量沉重的门窗木料扬到了紫禁城里，吓死了一个出生几个月的皇子，爆炸处形成一个深两丈多的大坑。崇祯年间又发生三四次大爆炸。这些在天子脚下反复发生的爆炸表明，明代中枢的军器生产、储存机构有很大的管理问题，这样的机构能为部队提供足量、有效的火器吗？汤若望就说过，明末“铸铳无法，不请长短厚薄度数之节，不能命中致远，或横颠倒坐，及崩溃炸裂而反伤我军；造药无法，不语分量轻重之数，配合研捣之工，不能摧坚破锐，或损枪坏镜，及收惊失事，而延祸极惨”，无论火器还是火药，都存在很严重的生产质量问题。
影视作品中，闯王义军围攻开封时，士兵使用火器作战。来源/电影《大明劫》截图
另一方面，明军的素质也下降得厉害，本该是精锐的京营出城，士兵一个个“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拿到火器，缺乏训练的士兵往往见到烟尘就盲目射击，一个人的枪响后整队人就会把子弹胡乱倾斜殆尽。当时的前膛火绳枪重复装填需要一分钟以上，这时间足够一公里外的骑兵冲到面前了，尚未完成再装填的士兵根本无法抵御冲击，而这些火器就会成为敌军的战利品。明军在关外逐渐丧失了火器的优势，在松锦、广宁等战役中，明军火炮数量甚至不及后金军。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后，明军在后金军营中发现了54门废弃火炮，很多是其在大凌城内缴获的明军装备。李自成的部队到达北京城下时，“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自此，明初辉煌的火器部队已经成为一支士气低下、装备奇缺的败军。在随后的中原逐鹿中，清军凡遇坚城厚垒，第一反应就是调“红衣炮”来，当年明军的守城大炮，此时成为清军的破城神器。
参考文献：
宦朱佳：《明代火器研究——以火铳和火炮为中心》，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李伯重：《万历后期的盔甲厂与王恭厂——晚明中央军器制造业研究》，《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
END
作者 |罗山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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