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大败倭寇，镇压起义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一直于明朝保持合作，不断擒杀倭寇献于明廷发落。足利义满死后，倭寇复萌，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不敢复犯辽东。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辽东总兵十军左都督刘荣大败倭寇。很久以来中日两国便已开始交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洪武二年（1369年）派僧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阐述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在第二年遣使奉表进贡马匹，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70多名中国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南京。明太祖设宴接待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明朝和日本的关系在洪武后期有些疏远，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从那之后，日本再没派使臣到中国来。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就在他们打算启程时，日本的使臣却先来一步，大约十月份到达南京。明朝对他们很热情，招待很周到。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按时价购买，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两国此后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才能进行贸易。永乐初，成祖和大臣们商议后规定，日本须每十年一贡，来往的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船只限于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超过规定的数目，而且带来非常多的走私物品，远远超过规定的10倍。宣德初年（1426年）改为人不道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便如此，却仍满足不了日本的需要。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倭寇。倭寇指的是14世纪至16世纪劫掠我国及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14世纪日本南北朝时，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做了海盗，靠走私抢劫谋生。为此明朝与朝鲜都加强了海防，但在永乐年间，沿海地区仍常常受到倭寇侵扰，成为沿海地区一大祸患。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出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经常出来剽掠。从此以后明朝便大大加强了海上防卫，建城墙列寨，增添了许多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50余卫，计算起来有兵士20多万人。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设十船。海卫五所，共有船50艘，每船有50名旗军。

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与日本交好，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逭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永乐十四年（1416年）命令都督同知蔡福等带领一百兵马，到山东沿海地区追拿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农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倭斗争。

刘荣一开始顶替父亲从军，以后又改作了中府右都督，阿鲁台归顺明朝时，在军中他改任左都督，作为总兵官镇守辽东。刘荣去各岛查看巡视备战情况，在他巡视到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时，见地势极为宽广，而且处于滨海咽喉要道，便筑城堡，设烽堠，严阵以待倭寇。当月，膝望哨报告倭寇来犯，刘荣迅速带领军队赶往望海埚，犒劳军卒，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倭寇当时正乘30余艘船停泊在马雄岛，登岸后直奔望海埚。刘荣依山势设下埋伏，派都指挥徐刚在山下伏击，百户江隆率壮士暗中烧毁敌船，断掉他们的退路。十五日，刘荣亲自率步军与敌交战，假装败退，诱敌进入伏击地，紧接着四面响起炮声，围歼倭寇，自辰至酉，将他们大部歼灭，残寇退到樱桃园。刘荣再分兵夹击，把敌人全部消灭。此次战斗共砍首级千余，生擒130人。倭寇连年骚扰劫掠，这次备受打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骚扰辽东。九月，刘荣因功被封为广宁伯，俸禄一千二百石，予世券，更名荣。次年四月刘荣去世，赐广宁侯，追封为“忠武”。

明朝永乐末年，山东地区经常发生水旱灾害，连年歉收，许多老百姓无衣无食，只好剥树皮、掘草根来充饥。灾民纷纷离家出走，流落他乡，甚至有人为求生路卖妻鬻子。而明朝政府仍然征收繁重的赋税，不顾人民死活，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山东益都人唐赛儿忍无可忍，首先发动人民揭竿而起。

在元朝末年山东蒲台曾经被红巾军控制，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红巾军从此便控制了这些地区，故而明教也深入民间，在民间流传了下来，直到明朝初年，作为民间传播的一种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加入了明教，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去世较早，于是后来就由唐赛儿负责在当地秘密传播明教。

在唐赛儿自称佛母传教之初，她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增加门徒，其活动范围在山东的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她的徒众后来增加到好几万人，引起官府的注意。唐赛儿在传教过程中，自称能知道过去，通晓未来，还能用纸剪成人马，使用法术叫它们征战沙场，因此她深受老百姓拥护。

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实际上她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是她能够真正帮助那些生活困苦的贫民。甚至于那些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谈起这件事，都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闾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唐赛儿是唯一能够救民于水火的“佛母”，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官府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这一年年初，开始缉捕唐赛儿义军。群众四处掩护唐赛儿，而且她还趁天灾之际组织饥民，让他们加入明教。三月，唐赛儿率五万余众占据益都卸石棚寨，作为据点，带领徒众在此出没。明政府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兵捕之。唐赛儿夜间率众乘官军懈怠之际发动袭击，官兵溃败，高凤战死。此后，唐赛儿走上公开反明的道路，乘胜攻占莒州、即墨，并进围安丘，震惊了山东全省。山东都、布、按三司惊慌失措，立即，上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