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一生：着书留言，经世应务

黄宗羲的一生，经历了八十六个春秋，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从明万历三十八年到清顺治十年（16101653），即他44岁以前，是其读书交游并从事政治实践时期；后半生，从顺治十年到康熙三十四年（16531695）即从44岁到逝世止，是其讲学着书时期，之所以以1653年分界，是由于这一年乃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失败之时，也是黄宗羲写下第一部重要着作、可称为《明夷待访录》前身的《留书》（又称《明夷留书》）之年，这两件事是黄宗羲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告别了抗清斗争前线的黄宗羲，虽未结束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但他已开始冷静地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了，他纵观历代治乱兴亡的历史，尤其是明朝兴亡史，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益于经世治国的文章，于是在同年（1653）九月，写下了一部很重要的政治思想着作，即《留书》一卷八篇，八篇篇名是：《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田赋》、《制科》、《将》，合为一卷，当时只是手稿，没有刊刻，时过十年，即康熙二年癸卯（1663），黄宗羲在《留书》原稿基础上加以扩充，写成《明夷待访录》（一名《待访录》）二卷二十六篇，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岁（1673）刊刻，但刻本由于忌讳而未敢流行，后来连同刻板亦烧毁了，到乾隆年间，慈溪郑氏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父子重刻《明夷待访录》，剔除了原属《留书》的《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故今本《明夷待访录》只有一卷二十一篇，而被剔除未刻的五篇则由郑氏另抄一册留传下来，此即天一阁藏郑性抄本，五篇未刻的原因，是因为其内容有直接指斥清统治者为“虏”、“酋”、“夷狄”、“伪朝”的文字，并提出了“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的尖锐批判，如果流传开来被清朝统治者发现，则是有被杀头甚至灭族危险的，故全祖望《书明夷待访录后》说：“《明夷待访录》一卷……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留书》的郑性抄本，存目八篇，存文五篇，另三篇有目无文，据抄者跋尾称：“先生《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待访录》，兹不具载。”但现存《明夷待访录》无上述三篇名，而只有《学校》、《取士》、《田制》、《财计》、《方镇》、《兵制》等相近的篇名，可能是作者将《留书》扩写为《待访录》时作了调整，将三篇改写为六篇，也可能是将三篇改名《田制》、《取士》、《方镇》而收入《待访录》了。

关于《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关系，在黄宗羲为门人万斯选所存余稿写的题跋中有明确交代，跋文说：“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癸卯）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甬上万公择（斯选）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予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这篇题跋，保存在冯贞群《伏跗室书目》中，现存的《留书》一卷五篇郑性校抄本，也是由伏跗室收藏，后转归宁波天一阁的，过去以为亡佚了，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辑《黄宗羲全集》时，才又在天一阁书库中重新发现并收入全集第11册，其中《文质》、《封建》二篇，又由生活于清嘉庆、同治年间的二老阁后人郑祏抄入了《南雷文抄》，其另一个《留书》五篇抄本，则由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教授在山西省博物馆发现，这更确证了《留书》郑性校抄本的可靠性。

黄宗羲《留书，自序》说：

古之君子着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观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着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院，这说明其写书目的，是要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着书立说，留待后人去实行，“留书”的含义，就是“为后人治国留言之书”，其内容，则突出反映了黄宗羲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批判和对清朝政权的仇视，反映了他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弊病的认识及对地方自治制度的肯定，但他当时的思想水平，还只停留在反清民族主义，而没有上升到民主启蒙思想的高度，时隔10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16621663）间，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相继失败，清王朝的统治趋向稳固，黄宗羲对恢复明室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并不承认新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他看来，当时依然是“乱运未终”，治世有待未来，所以，他在《留书》八篇基础上写下了《明夷待访录》二卷。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再像《留书》那样仅仅把批判矛头指向明王朝和来自“夷狄”的清王朝，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的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大纲，从而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在清朝顺治、康熙时代，黄宗羲经历了母丧、妻死、弟亡、子夭的家庭变故，又因故居累遭水火而多次迁徙，还由于家境贫困而四方奔走谋生，然而比起过去栖身于穷岛荒谷、濒临十死的险恶生活来，总算稳定得多了，他的绝大多数着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一些昔日所写的专着初稿和诗文集，也在这个时期作了重新修改和编订，黄宗羲一生着述宏富，涉及领域也很广阔，举凡经学（含哲学和政治学）、史学、文学、历学、算学、地理学乃至金石、音律、文字学等领域，都有着作成果，可惜由于迭遭水火之灾、战乱之劫以及清朝文网的禁锢，致使其中不少着作散佚损毁，今人已经无法搜罗齐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存梨洲遗着实物以及历代学者的着录、考证、年谱、传记中了解梨洲着作的总体情况，笔者在主编《黄宗羲全集》的过程中，在综合辨析梨洲子弟后学如黄百家、邵廷采、全祖望、黄炳垕及近现代史家黄嗣艾、谢国桢、洪焕椿等人有关黄氏遗着的着录基础上，对黄宗羲的着作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辨析，撰写了《黄宗羲遗着考》七篇长文，分别附录于《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六、八、九、十一、十二册之书末，又在此基础上撰成《黄宗羲着作汇考》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单行出版，据笔者考证，梨洲着作总计有120种，1300余卷，不下2000万字，这些“着作”，并非全属本人撰着，其中19种、约1000卷、计1千万字，是由黄宗羲主持编选的宋、元、明人着作，如按着作性质分类，则梨洲遗着大体可分三类：一是文选汇编类，如《明文案》、《明文海》、《明史案》、《宋元文案》等，共19种，约1000卷；二是自撰专着类，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行朝录》、《弘光实录》、《四明山志》、《历学假如》等，共65种，约300卷；三是自着诗文集类，如《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杂着》、《南雷诗历》等，共28种，70余卷（其中多数是重复结集，如删其重出者，则只有40余卷），现在尚存者，有文选10种，895卷；专着28种，210卷；诗文集18种，67卷，总计尚存56种，1172卷，其中属于宗羲本人撰着的仅存46种，200余卷，其他都已亡佚难寻，限于篇幅，本书不能一一叙述各种梨洲遗着的详情，只能选择几种影响较大且有代表性的着作略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