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及其成就

根据我们的研究，本节对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及其学术成就进行简要介绍。

1.经学为主兼治史学者：黄宗炎、万斯大、阎若璩黄宗炎（16161686），字晦木，一字立溪，学者称鹧鸪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兄宗羲，弟宗会，皆有才学，儒林称之为“东浙三黄”，其学术门径近于乃兄，而经学造诣或有过之，明崇祯中，宗炎以明经贡太学，崇祯十二年己卯，参加乡试落榜，即与弟宗会闭关读书，清兵南下，宗炎与兄、弟率家乡弟子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追随鲁王抗清，兵败后两次被捕，幸蒙朋友相救得以逃脱，战乱之后，以行医卖画艰难维生，肆力着书，着有《忧患学易》、《六书会通》、《二晦集》、《山栖集》等专着文集，今仅有《忧患学易》一书传世，余皆亡佚，其《忧患学易》收录黄宗炎易学专着三种，凡25卷，即《周易象辞》22卷、《寻门余论》2卷、《图学辨惑》1卷。

黄宗炎解说《周易》，遵从儒家之学，而拒斥佛老之说，尤对邵雍先天象数之学与陈抟太极图说批评甚力，他解释爻、象、彖辞，也都以义理为主，而解释《周易》字义则引古篆文为说，多有发前人未见者，但亦不免墨守古义、勉强套用之弊，其《寻门余论》批评了宋儒“空谈义理、遁入虚无”，“师心自用，离《易》以言《易》”之病。

黄宗炎在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全祖望评论说：“先生虽好奇字，然其论小学，谓‘扬雄但知识奇字，不知识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于《六书会通》，乃叹其奇而不诡于法也。”康熙二十五年，宗炎以贫病卒于家，享年71岁，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号跛翁、褐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万泰第六子，生于明崇祯六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他与兄斯年、斯选、弟斯同、子万经等共同受业于黄宗羲，以精研《春秋》三传与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着称。

万斯大为清初着名经学家，其治经以“元元本本，可据可依”为原则，坚持十余年，因而得以融会贯通，黄宗羲总结其治经特色是：“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万充宗墓志铭》）故其为经学，往往独辟蹊径，勇于质疑而又重视内证，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他精通《春秋》，曾辑录《春秋三传明义》240卷，可惜书稿毁于火，后重新整理旧稿，成《学春秋随笔》10卷，其治三《礼》之作，则有《学礼质疑》2卷、《周官辨非》2卷、《仪礼商》2卷、《礼记偶笺》3卷，其子万经合辑为《经学五书》，刊刻传世，此外，斯大还曾撰有《丁灾草》及《甲阳草》二书，今已亡佚，另编有《万氏宗谱》10卷，今有传本。

万斯大为人刚毅正直，节操坚贞，抗清名将张煌言（号苍水）被清廷杀害后，弃骨荒郊，他毅然为之收拾遗骨，葬于杭州南屏，他坚守遗民气节，不事科举，而潜心治经。

黄宗羲对万斯大的学问人格十分欣赏，对其经学成就给予很高评价，今本《南雷文定》中保留了宗羲所撰《答万充宗质疑书》、《答万充宗论格物书》、《答万充宗杂问》三道书函以及《万充宗墓志铭》、《万充宗哀辞》两篇志铭、祭文，这对宗羲弟子而言是绝无仅有的“礼待”，其所撰《万充宗墓志铭》说：“充宗之经学，由博而致精，信乎其可传也！”又说：“自蕺山先师梦奠之后，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墙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讲章而无经术，充宗之学，谁为流别，余虽叹赏，而人亦莫之信也。”其《万充宗哀辞》说：“子着《春秋》，毕力穷年；钩深索隐，折衷群言……穷经之士，如子岂多！……老而望洋，日薄山陬；藉手于子，薪火鲁邹。”字里行间，既寄托了老师对学生的无限哀思，也透露了老师假手弟子着作以传其学的殷切期盼。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清初着名经学家兼地理学家，生于明崇祯九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原籍山西太原，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顺治八年（1651），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钻研经史，深造自得，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科第不售，康熙十一年（1672），在太原与顾炎武订交，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若璩予以补正，炎武“虚心从之”，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第后寄寓京师，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名重士林，内阁学士徐乾学叹服其学，特邀阎若璩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他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三年（1684），徐乾学卒，一统志局散馆，阎若璩仍寓居山阳，常常往来苏杭，与江南名士互访论学，晚年，深得皇四子胤禛（即清世宗雍正皇帝）欣赏，以书相邀，尊为上宾，年六十九，病逝于京师，胤禛亲撰挽诗、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也算对阎氏有知遇之恩了。

阎若璩之学，深受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他博古通今，淹贯经史，精于考证，推崇汉学而菲薄宋儒，一生着述称富，于经学、地理学成就显着，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古文尚书疏证》（原名《尚书古文疏证》），他20岁时读《古文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二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8卷，他广征博引，确证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托名孔安国的《尚书传》是后世伪作，从而解决了学术史上的千年疑案，受到普遍肯定，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尤其是考定理学家们奉为圭臬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则对理学家们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动摇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上承顾炎武、黄宗羲的经学取向，下启惠栋、戴震等乾嘉考据之学，其学术贡献不可磨灭。

阎若璩并非浙人，也未必登堂入室拜梨洲为师，但根据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与全祖望、梁启超、黄嗣艾等有关梨洲传记的记载，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真伪过程中，毫无疑问是请教了黄宗羲的，黄宗羲着有《授书随笔》1卷（又称《书经笔授》，原书已佚），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明言是“淮安阎徵君若璩问（梨洲公）《尚书》而告之者”，现存《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均载有黄宗羲为阎若璩写的《尚书古文疏证序》，更证明阎若璩的经学成就与黄宗羲关系密切，黄宗羲序文说：

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

忆吾友朱康流谓余曰：“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溯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而可以伪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节目，从上皆突兀过去，‘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蠹甚矣。”康流不以为然，呜呼！得吾说而存之，其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也，由上述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阎若璩在撰着《尚书古文疏证》（全书8卷）尚未完稿，即寄呈（4卷）向黄宗羲请教求序；第二，黄宗羲对阎着评价很高，认为“取材富，折衷当”，可以解结祛蔽，大有功于后世；第三，黄宗羲揭示了所谓“危微精一”十六字心传的思想来源，认为背离了孔孟原旨，是“理学之蠹”，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阎若璩的考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梨洲之重要着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朏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黄嗣艾《南雷学案》甚至将阎若璩列为黄宗羲的“及门”弟子，其《阎百诗先生》小传说：“（百诗先生）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二十余年，请业于南雷公之门，南雷公披导榛芜，撰《授书随笔》一卷付之，先生始恍然得其症结所在，着《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南雷公序之。”因此我认为，从广义而言，阎若璩也可归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经学传人之一。

2.史学为主兼治经学者：万斯同、邵廷采、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王梓材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他是“万氏八龙”中最小的一个，却是黄宗羲弟子中史学成就最大者，斯同自幼博览群书，自康熙三年（1664）起，随诸兄从学于黄宗羲，博览群籍，尤其遍读了二十一史与明十五朝《实录》，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斯同被提名举荐，但坚辞不就，次年，朝廷开明史馆，招斯同与修《明史》，经其师黄宗羲赞同，斯同遂“以布衣参史局”，赴京修史，斯同在史局凡十三年，手定《明史稿》500卷，又协助尚书徐乾学纂辑《读礼通考》200余卷，其他经史着作，尚有《丧礼辨疑》、《石经考》、《庙制图考》、《群书辨疑》、《儒林宗派》、《周正汇考》、《补历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石园文集》等数十卷，及卒，门人私谥贞文先生。

黄宗羲对万斯同的才学特别欣赏，师生感情也特别浓厚，今存《南雷文定》中，保留了两篇黄宗羲致万斯同书函，即《答万季野丧礼杂问》、《再答万季野丧礼杂问》，一篇为万氏着作写的序文《补历代史表序》，序文曰：

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余友万季野，读书五行并下……而尤熟于明室之典故，诏修《明史》，总裁令其以白衣领事，见之者无不咨其博洽，尝补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与刊行，诚不朽之盛事也，……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黄梨洲对万季野史学成就的高度肯定，由此可见一斑，而当万斯同北上参与修纂《明史》时，黄宗羲先后写下了两首送别诗，其一题名《送万季野、贞一北上》（写于己未，康熙十八年），诗云：

史局新开上苑中，一时名士走空同。

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

此世文章推婺女，定知忠义及韩通。

凭君寄语书成日，纠谬须防在下风。

管村彩笔挂晴霓，季野观书决海堤。

卅载绳床穿皂帽，一篷长水泊蓝溪。

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齐？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堂堂载笔尽能人，物色何缘到负薪？

且莫一诗比老妇，应怜九帙有萱亲。

重阳君渡卢沟水，双瀑吾被折角巾。

莫道等闲今夜月，他年共忆此良辰。

其二题名《送万季野北上》（写于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诗云：

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鸟背日光飞。

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旂，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肯稀！

这些诗文，一方面透露了黄宗羲对保存有明一代历史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黄宗羲对弟子修史寄予了厚望。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改名廷采，字念鲁，浙江余姚人，生于清顺治五年，卒于康熙五十年，终年64岁，少时聪颖好学，尤喜读史。12岁从外祖父陈正衎学经义，受《左传》、《国语》、《史记》、《汉书》。17岁始受业于本县韩孔当（字仁父），20岁（康熙六年1667）赴绍兴参与证人讲会，问学于黄宗羲、毛奇龄诸前辈，经史之学大进。22岁游邑庠，补诸生，此后淹滞科场，以教授为业。47岁（康熙三十三年），讲学于姚江书院，以学问湛深，操行高洁，见重一方，晚年屏居乡里，潜心着述，主要着作有《思复堂文集》，此外尚有《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礼经节要》、《姚江书院志》等多种。

廷采为学，主于经世，倡言经学与心性之学本出一原，倘于经学之外别求心性，必失圣人作经之意，流于空谈，又以为治史在于鉴古知今，以救时弊，廷采论文，谓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故于前明殉国诸臣，传记特详，敬仰哀痛，情见乎词，其学与同时大儒黄宗羲、颜元、李塨等大致相同，皆为经世实学。

其族孙邵晋涵为《国史儒林传稿》撰写的《邵廷采传》记其治学经历：

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从韩孔当受业，又问学于黄宗羲，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蠡县李塨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兼问所学，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孝感熊赐履以辟王学为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辩，顾在力行耳。”

又私念师友渊源及身而绝，思托着述以自见，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等确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遗民所知传》、倪文正、施忠愍诸传，凡数十篇，……弟子刻其文，为《思复堂集》，由上述资料可知，邵廷采的学术思想，是深受王阳明“致良知”说、刘宗周“诚意”说与黄宗羲“力行”说的影响的，关于邵廷采与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联系，我们还可从其亲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窥见一斑，这篇传文较之后来学者所作梨洲传记之特异处有二：一是详录黄宗羲着《子刘子行状》所载刘子四大学术旨归，二是照录了梨洲临终遗命《葬制或问》的全文，可见，邵廷采正是通过黄宗羲，学习与把握刘宗周思想宗旨并且赞同黄氏之说的，他在本传文末评论说：

论曰：余同里亲炙黄先生，见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辞，及夫意思泉涌，若决河东注，顷刻累百千言，续属不绝，着述文章，大者羽翼经传，细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贯，尝示余《乾坤凿度》、《象数》等书，望而不敢即，盖弘览博物，多得之黄漳浦；而理学宗蕺山，以故杂而不越，其为人有奇气，所交游勇侠剑客，遭运贞元，未伸幽愤……累际辟征，迄不为名所累，屹然一代学者宗师，所谓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欤？至全归不用棺椁，虽非圣人中制，然洒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议者谓其毁灭丧纪，过矣！

这里已经明确说明廷采曾“亲炙黄先生”，并聆听宗羲讲学论文，还从黄宗羲那里学得了《周易》象数学知识，更有甚者，邵廷采在人生弥留之际，还效法黄宗羲要求死后葬于先父墓畔而“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七七”的《梨洲末命》，给儿子留下了类似遗命：“夏四月，病膈，预留遗命，……弥留，顾仲子曰：‘死后不作佛事，瘗大父墓下，无违吾言，”可见，无论是学术门径还是人格精神，邵廷采都受到了黄宗羲的教育熏陶，其成就虽然远不及宗羲，并且被全祖望批评为“读书甚少，不知而作”，但他有资格列于梨洲门墙，并在史学方面传承了梨洲经世之学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梨洲后裔、民国学者黄嗣艾所着《南雷学案》将邵廷采列入了黄宗羲的“及门”弟子。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自号南江，余姚人，清代着名史学家兼经学家，二云先生不及梨洲之门，但黄嗣艾着《南雷学案》卷八，却将他列入“私淑”之列，并在小传中称其“生平私淑者，惟阳明、蕺山、南雷三先生”，应有所本，盖其叔祖邵廷采为梨洲及门，二云传其学，且崇拜梨洲，故以私淑论之，邵氏自幼博闻强识，于学无所不窥，乾隆三十年（1765）乡试中式，三十六年（1771）以会试第一名中进士，两年后诏开四库馆，以庶吉士身份充纂修官，次年授翰林院编修，邵氏精于史学，凡史部图书，多由其主持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大多出于其手，晚年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并先后充任《万寿盛典》、《八旗通志》及图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嘉庆元年病逝。

邵氏着述丰富，刊行的有《尔雅正义》20卷、《旧五代史考异》2卷、《南江札记》4卷、《南江文钞》4卷（又有12卷本）、《南江诗钞》10卷（又有4卷本）、《皇朝大臣谥迹录》4卷，未刊行的有《韩诗内传考》、《方舆金石编目》、《宋元事鉴考异》、《轩日记》若干卷，此外，返家居丧期间，协助纂修了《杭州府志》和《余姚县志》，晚年配合毕沅修史，审订《续资治通鉴》，校定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又辑《南都事略》叙南宋史事，未竟而卒，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史书的修撰和文献的整理，但流传后世、影响较大者却是其经学力作《尔雅正义》。

《尔雅》成书于西汉，是一部以释义为主要内容的书，它既是《十三经》之一，又是打开经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清以前，通行郭璞《尔雅注》和邢昺《尔雅疏》，但二者均有浅陋不经之病，邵氏殚精竭虑，重新注疏，以唐刻石经、宋椠本以及诸书所引为据，审正经义，以郭注为宗，广采诸家之说，就字音以求古义，推求字原，辨别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详其形状，使名实相副，正古今沿袭之误，他潜心研究十年，终于在乾隆五十年（1785）撰成《尔雅正义》20卷，据邵氏《尔雅正义序》的自述，他编写这部书，旨在纠正郭注、邢疏的疏误，阐扬古训，辨识古文，补所未备，以“存古义，广古训，存古音”为宗旨，是书于经传字义多所发明，构建了清代疏注《尔雅》的基本框架，颇为学者推重。

《南江札记》则是邵氏阅读经书史传的心得笔记，凡4卷，计787条，其中或校对文字，或考辨史实，条分缕析，探赜索隐，颇多发明，汉末以降，郑玄的《三礼记》一直被奉为圭臬，而本书《仪礼正误》却屡摘其误，考证《三礼》部分，亦多驳正郑说，充分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邵氏曾计划撰着《穀梁正义》、《孟子述义》二书，可惜因过早逝世而未成，本书《穀梁传》和《孟子》部分，博引众说，不作臆断，很可能是二书初稿。

关于邵晋涵的学术成就，曾任浙江巡抚并与晋涵之子邵秉华订交的阮元所撰《南江邵氏遗书序》评论说：

余姚翰林学士邵二云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为沉博邃精之学，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于经则覃精训诂，病邢昺《尔雅疏》之陋，为《尔雅正义》二十卷，发明叔然、景纯之义，远胜邢书，可以立于学官，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既然邵氏之学“本得甬上（万斯同）、姚江（黄宗羲）史学之正传”，则将邵晋涵归入清代浙东经史学派应是恰当的。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终年51岁，雍正十年（1732）中举人，与李绂共校《永乐大典》，声名大噪，乾隆元年（1736）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受权贵排斥，辞官归家，专心于讲学着书，乾隆间，曾任绍兴蕺山书院山长、广东天章书院山长，晚年贫病交加，盛年辞世，所着有《汉书地理志稽疑》、《读易别录》、《经史问答》、七校《水经注》等专着数十卷，其诗文集《鲒埼亭集》、《鲒埼亭诗集》近百卷，又修订补辑《宋元学案》百卷，并编辑了《续甬上耆旧诗》、《钱忠介公文集》等书。

全祖望学问渊博，精通经史之学，尤精于宋末和明末清初的史实掌故，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国士气节，其着作多以碑铭、传记、序跋形式记载了明末清初的大量史实，突出地表彰了那些坚守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

全祖望非常敬佩黄宗羲的道德文章，故不顾当时存在文字狱的风险，以深情、直率的笔调撰写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一则如实记载黄宗羲在抗清斗争中“陵谷崎岖、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有为史氏所不详者”的传奇历史，再则着力表彰梨洲先生“为胜国遗臣，盖濒九死之余，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当宁，又终保完节”的学问人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全祖望继承黄宗羲未竟事业，自乾隆十一年至十九年（17461754）近十年中，致力于黄氏《宋元儒学案》的修订增补工作：一是修订了黄氏原稿约60个学案，二是增补了32个新学案，三是确定了《宋元学案》全书百卷之数，并撰写了《宋元学案序录》，毫无疑问，全祖望是完成《宋元学案》百卷本的最大功臣，也不愧为梨洲学术的重要传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卒于嘉庆六年，终年64岁，是清代着名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乾隆间登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所着《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着，所修方志，完成的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可以推知其理想中的省志面貌，他继承王阳明的“五经皆史”和黄宗羲以史学经世应务的学术传统，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将治经引向治史，对变革明人“游谈无根”的虚浮学风起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着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方志略例》、《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文集》等，由清末萧山学者王宗炎编定为《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时，明确反对乾嘉考据学轻视义理、脱离现实的学风，大力弘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视考据学者为“俗儒”，提倡史学经世，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也。”

章学诚对于黄宗羲学术思想与学风的传承发扬，集中体现在其所着《浙东学术》一文中，因该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浙东学派学术脉络及其学术特色的研究，兹全文照录如下：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末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着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着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此，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篇总结浙东学派的经典论文的要点，第一是指出由黄梨洲开创而由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继承的浙东之学，是“经史之学”，而非只是史学；第二是指出浙东经史之学的学术特色：一是不讲空言，“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二是贵在“经世”，以“切合当时人事”为原则；三是富有包容性，不持门户之见，“宗陆而不悖于朱”；第三是指出那种只是“整辑排此，参互搜讨”的考据之学，并非真正的“史学”，可见，章学诚是深得黄宗羲经世实学的真精神的。

当今某些学者往往以章学诚为“浙东史学”的“殿军”，其实不然，在浙东史学传承中，还有一个晚于章学诚而以继承黄宗羲学术为职志的史学家王梓材。

王梓材（17921851），初名梓，字楚材，更名梓材，后以字行，学者称雘轩先生，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咸丰元年，终年60岁，鄞县人，少补郡学博士弟子员，道光十四年充优贡生，次年考取八旗教习，三十年九月出署广东乐会县事，到任数月而卒，着作有《解经录》、《周易解诂》、《朴学斋文钞》等十余种。

王梓材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整理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等浙东学派学者的遗着，他与慈溪学者冯云濠合作，最后校订了由黄宗羲初修、全祖望补修的《宋元学案》100卷，又在这一基础上撰辑了《宋元学案补遗》100卷、附撰《序录》1卷、《宋元儒博考》3卷，此外，他还校补了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书，可谓保存浙东文献之功臣。

3.以文学见称而兼通经史之学者：李邺嗣、郑梁、郑性李邺嗣（16221680），原名文胤，以字行，学者称为杲堂先生，生于明天启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八年，享年59岁，他比黄宗羲小12岁，是浙东学派中才气横溢、豪气干云的诗人、文学家。

李杲堂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史学诗，16岁补为诸生，明亡，他与父兄一起积极参与了浙东抗清斗争，失败后两次被捕，父死狱中，故深怀家国之痛，因而绝意仕途，平生结交的多是草野逸民，如万泰、黄宗羲、高辰四等人。

李杲堂的成就，主要在诗词、古文，其诗凄凉悲壮，慷慨激越，饱含愤郁之气，曾作《东竹枝词》七十九首，生动反映了浙东历史、风土、人情，表现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情怀，其文贯通经史，曾说：“吾党之学二：一曰经学，一曰史学，是以学者先之以经以得其源，后之以史以尽其派，则其于文章之事，可以极天地古今之变，波澜四溢，沛然有余，其于诗亦然。”他一生所作诗、文编为《杲堂诗钞》、《杲堂文钞》、《杲堂诗文续钞》、《杲堂诗外集》等，有数十卷之多，今人张道勤汇集为《杲堂诗文集》，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杲堂还有二部重要编着，其一是《甬上耆旧诗》，他在前人基础上，编选了甬上（宁波）430人的3000余首诗，并为每位诗人立传，分40卷刊刻行世，该书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宁波文学史料，也激发了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编纂，另一部是《西京节义传》，此书上补班固《汉书》之不足，下开全祖望撰写南明志士碑版文的风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表彰两汉节义之士的目的，正是为了彰显南明死节之士的气节，其《壮哉行》、《善哉行》借讽咏古人而表达了“一雪国耻”、“复兴夏室”的愿望，其《君子行》则歌颂了“君子慎晚节，直道如履冰”的气节。

李杲堂一生着作称富，除上列《杲堂诗文集》及《甬上耆旧诗》、《西京节义传》之外，还有《历朝纪略》、《古史论》、《汉史论》、《汉语》、《续汉语》、《南朝语》、《世说录遗》、《评点南华经》、《杜工部诗选》、《甬上高僧诗》、《甬上名僧四大家诗选》，等等。

李杲堂虽未列于梨洲门墙之下，但他同黄梨洲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他对梨洲先生十分崇敬，在《奉答梨洲先生书》、《上梨洲先生书》中称与梨洲先生定交20余年，“凡生平出处大节，及所事学术文章，俱隐然以（梨洲）先生在望，心为仰止”，黄宗羲则以杲堂为文友，不仅为其文集作序，移书讨论学术，而且在杲堂生前为他作寿序、在杲堂死后为之作墓志铭，今存《南雷诗文集》中保存了四篇梨洲遗作，其《李杲堂文钞序》叙述黄李交情，并论其文风，称“余与杲堂约为读书穷经，浙河东士稍稍起而应之，杲堂之文……皆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皮毛之迹”；其《与李杲堂陈介眉书》谈墓志铭之铭法，认为“铭者，史之类”，铭“虽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其《寿李杲堂五十序》对李杲堂振兴古文、变革文风寄予厚望；其《李杲堂先生墓志铭》则记杲堂生平事迹，并作盖棺之论，在墓志铭中，黄宗羲记曰：

先生初亦不避轻华，其后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与校覆《雅》、《郑》，洗其偷薄之说，推原道、艺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转手，大放厥辞，同里稍稍响应，翻然于不迪，于是东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此也透露出，李邺嗣的文风及其文学成就，是深受黄宗羲影响的。

郑梁、郑性及郑梁之父郑溱（16121697）、郑性之子郑大节（17051780，字临之）一家四代都与黄宗羲及其着作有着密切关系，其事迹已见前述，兹不赘陈，四代之中，郑溱与宗羲为朋友，郑梁为梨洲及门弟子，郑性为私淑，郑大节为后学，世传经史之学，郑溱经学成就较高，着有《易象大旨》、《三坟衍义》、《诗经萃华》等经学着作，而郑梁、郑性则以文学着名，尤其是郑梁，不仅在郑氏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即便在梨洲弟子中，其文学成就也堪称首屈一指，郑梁赴礼部试时有《早发沐阳绝句》诗曰：“立春早起沐阳程，衾薄空舆梦不成，溪水无桥牵马渡，晓星如月照行人。”诗出，被传诵一时，人称“郑晓行”，朱彝尊年七十二游武林，有《武林重逢高州》诗赠郑梁，有“别久相逢转倾倒，七言三复晓行诗”之句，可见郑梁诗名之盛，黄宗羲对郑梁的诗文作了很高评价，他说：

曾忆与陈令升翦烛论诗，颇有短长，余曰：“浙东之诗，看他好处不出；浙西之诗，看他不好处不出。”令升曰：“看他不好处不出，此言尤毒，如此做去，更自转身不得，所谓五百年堕野狐身也。”相与一笑，顾近年以来，浙东风气一大变，略举如郑禹梅、万贞一、陆俟、姜友棠、周弘济、裘殷玉、谢莘野诸子，要皆称心所出，瑕瑜不掩，……唯其有瑜有瑕，自然英旨，乃为真耳，宗羲又在《郑禹梅刻稿序》中评论说：“吾友郑禹梅，深于经术，而取材于诸子百家，仁义之言，质而不枯，博而不杂，如水之舒为沦涟，折为波涛，皆有自然之妙，其于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在《寒村诗稿序》中评论说：“寒村之性情，湔汰秋水，表里霜雪，故其为诗，不必泥唐而自与唐合。”郑梁的作品除上面梨洲为之作序的《郑禹梅刻稿》、《寒村诗稿》外，还有《勉斋家传》、《郑氏人物传》、《读书杂记》、《香眉焚余集》、《初变集》、《寒村集》等。

郑梁之子郑性除本身的文学成就之外，他对浙东学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建成二老阁藏书楼，一则纪念祖父秦川先生及祖师梨洲先生，二则收藏黄氏续抄堂藏书，三则收藏梨洲先生着作手稿，刊刻梨洲遗着和《二老阁丛书》，梨洲藏书室名续抄堂，藏书不下10万册，但其晚年以至身后，屡遇水火之灾，藏书失去大半，后来其书归郑性收藏，经郑性清理，尚有3万余卷，加上郑氏家藏万余卷，共计藏书约5万卷，于是建二老阁作为祭祀、藏书之所，阁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当时四方学者访求梨洲之学，不至余姚竹桥黄家，而去慈溪半浦郑家，即使黄氏后裔查阅家乘，也至二老阁访查，乾隆十年（1745）春，全祖望到二老阁祭奠梨洲，郑性之子大节请他补修《宋元学案》，他欣然应允，全祖望还利用二老阁收藏的梨洲遗着，整理编辑了《南雷黄子大全集》，其《南雷黄子大全集序》说：“予乃从南溪家尽取先生之草稿，一一证定，皆以手迹为据，……乃补其亡，汰其伪，定为四十四卷，而庐山真面目见矣。”二老阁所刻之梨洲遗着，主要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思旧录》、《南雷文约》、《南雷诗历》诸书，均由郑性及其长子郑大节据原稿校订刊刻，有些则由郑性父子校订抄录，如《明夷留书》、《南雷文钞》等，幸有郑性、郑大节校钞本而得以留存至今，甚至黄宗羲的一些手稿，最初也是经由二老阁传承而保存至今的，如现今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善本部的《南雷杂着稿》，其早期藏家就是郑性父子，故郑性及其二老阁，实为传承梨洲学术与浙东学派文献之大功臣。

4.以历算学见称而兼通经史之学者：黄百家、陈、黄炳垕黄宗羲不仅精通经史之学，而且精研中外历学与算学，在历学方面，他撰着了《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春秋日食历》、《新推交食法》、《大统历推法》、《大统历法辨》、《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等书，在算学方面，他撰着了《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时宪书法解》、《圆解》、《割圆八线解》等书，可惜大多亡佚，仅有《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等少数几种历学着作流传至今，但其历学、算学并未失传，而是由其子孙与弟子继承下来，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弟子陈、七世孙黄炳垕三人就是其历算学的主要传人。

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号耒史，原名百学，字不失，晚年自号黄竹农家，为黄宗羲第三子，生于明崇祯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他幼承家学，攻读经史百家之作，精研历算学，兼通经史文，与梨洲高足万斯大、万斯同、仇沧柱、范国雯等交往密切，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开设明史馆修纂《明史》，诏聘黄宗羲参与修史，遭到宗羲拒绝，总裁徐元文于是邀聘黄百家入史馆，百家在其父同意下赴馆任职，撰成《明史历志》2卷，黄百家的历学知识，不仅掌握了授时历、回回历的推算方法，而且熟知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黄百家还精于算术，着有《勾股矩测解原》2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评论说：“是书言勾股测望，并详绘矩度之形，与徐光启《天学初函，矩度表说》大略相同，而此书专明一义，其说尤详。”百家也兼通经史，他协助父亲，参与编辑了多达482卷的《明文海》，并在父亲指示下编成《明文授读》62卷，还继承父亲遗志，继续编撰《宋元学案》，虽未最后定稿，但其功不可没，他在《明文授读》和《宋元学案》中写下了许多按语，从中略可窥知黄百家的经学、史学造诣。

陈（16501732），字言扬，一字赓符，浙江海宁人，康熙间由贡生任职淳安县教谕，平生善治数学，是黄宗羲在海宁讲学黄百家撰着《明史历志》2卷，其稿本现存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本《明史，历志》9卷，系清康熙二十一年后任《明史》总裁的汤斌主持编撰，与黄百家《明史历志》详略虽然不同，但其中关于《大统历》、《西洋历》的知识以及若干历法图表显然是采纳了黄百家《明史历志》的成果，笔者二十多年前负责主编《黄宗羲全集》时在科图查阅了《明史历志》稿本，但未深入研究，当今对黄百家历学思想有深入研究且发表过专论的是上海东华大学杨小明教授，他在所撰《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2））一文中说：“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

时的听讲弟子，也堪称黄宗羲的算学传人，其着作有《勾股述》、《勾股引蒙》（收入《四库全书》）、《时用集》等，黄宗羲对这位弟子的“特异”成就颇为赞赏，在为其《勾股述》一书所作序言中说：

勾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海昌陈言扬因余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勾股书，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真心细于发，析秋毫而数虚尘者也，不意制举人中有此奇特！余昔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及至学成，屠龙之伎，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漫不加理，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陈的算学造诣，恐怕还得益于黄百家的指点，黄百家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所撰《复陈言扬论勾股书》曰：

自客冬大雪偕世兄痛饮……偶谈及勾股，以为此得表矩测量，即可得其高下远近，不爽累黍，此时兄听之，甚为创闻，今年春仲来至贵邑，忽以所着《勾股述》一本见寄，……又示以《矩测》一本……弟读之骇叹无已，乃兄谬以弟曾发端，必能通晓，连赐三书，命其指正，……盖弟非能明此，……不过因家大人（黄梨洲）书中窃研成法，知天地间有此一种学问耳，……而兄偶一闻家大人之绪论于弟之口，即能阐扬剔抉，通极微渺，君才过丕，奚啻十倍！

当然，黄百家在谦虚之余，还是对陈言扬《勾股述》中关于“矩测”的原理提出了商榷，由此可见，陈不愧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算学代表。

黄炳垕（18151895），字蔚亭，黄宗羲七世孙，生于清嘉庆二十年，卒于光绪二十一年，终年81岁，同治九年庚午科举人，他长于历算学，兼治经史，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时，聘请炳垕为之测造沿海经纬舆图，一时名声大振，当道官员争相延致，左宗棠甚至授以知县职，炳垕概辞不往，而以表彰祖先之德为职志，他于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特建“留书种阁”于家，作为观象读书之所，其阁名乃取黄梨洲联句“留天下读书种”之意，光绪元年乙亥（1875），炳垕自题留书种阁楹联曰：“耄年终乙亥，距诞生小子，六甲两周，愧而今运转三元，趋步难追祖武；幽阁建壬申，溯继序大宗，七传递嬗，愿此后祀延百世，诗书弗替家声。”黄宗羲逝世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1695），终年86岁，黄炳垕诞生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恰好甲子两周，相距120年，而题联之岁逢炳垕60周岁，距梨洲逝世为三甲子，故称“运转三元”，炳垕为宗羲七世孙，则表明了他继承先祖德业，以诗书传家的志愿，光绪初，各地兴办新学，宁波办起了“辨志精舍”，邀聘黄炳垕为天文算学斋主持，炳垕欣然应聘，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曾以炳垕所着《测地志要》颁发诸统帅，晚年，还曾参与制订《续修大清会典》的体例工作，其着作主要有：《测地志要》、《交食捷算》、《五纬捷算》、《麟史历准》、《历学南针》、《方平仪象》、《黄忠端公年谱》、《黄梨洲先生年谱》、《诵芬诗略》等数十卷，大都有刻本。

关于黄炳垕的历算学成就，当时政界、学界均有很高评价，同治六年丁卯（1867），《测地志要》成稿，余姚知县陶云升为之序曰：

勾股之学，由来久矣……姚邑精此术者，前有黄梨洲先生……厥后嗣子主一（百家）暨邵氏丽寰并有着述嘉惠后学，黄子蔚亭，梨洲先生七世宗子也，锐志家学，发箧得遗书读之，研精覃思……不以贫贱移其志，故于历算一道卒能造其阃奥，……其学以切实为真宰，无取乎杳渺之浮谭，故着述成书……施诸实用，固有补于国计，裨于民生者，清中期着名历算学家、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李善兰（18111882）为黄炳垕《交食捷算》所撰序曰：

余供职京华，以算学忝主同文馆席历有年所，辛未（同治十年，1871）春，始得交姚江黄蔚亭孝廉，蔚亭为梨洲先生七世宗子，世守家学，尤精历术，……键关着书，谢绝世务，屡辞名公巨卿之聘，而唯一主辨志天算之席，两浙髦士得所宗师，数理大阐，其即继梨洲之志也，黄炳垕自己也总以传承家学自居，他在附于《测地志要》刻本卷末的感言诗云：

数卷编成两鬓丝，茫茫尘世更谁知？

南雷自昔贻弓冶，西法于今奉鼎彝。

苦志不随沧海变，精心未受古人欺。

名山石室存奢愿，何幸良朋付梨枣！

此诗充分表达了继承南雷家学、潜心着书、贫贱不移其志的高尚情操。

为了表彰先人的学术与志节，黄炳垕还分别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和光绪元年（1875）撰成《黄梨洲先生年谱》3卷和《黄忠端公年谱》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