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巴蜀之战：繁荣国家、广袤领土、雄厚军力
前因:
五国伐秦未果：公元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迫于秦军的强大反击，联军遭受惨重失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秦国不仅成功保卫了领土，还借此机会巩固和增强了自身实力。
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秦相张仪和将领司马错率军攻灭了巴国（即今四川东部）和蜀国（即今四川西部），并俘虏了巴国的君王。随后，秦国设立了巴郡，并封授被俘虏的巴国君王为“君长”，而贬低了蜀国的王子弟地位为侯爵。这一系列行动使得秦国成功地掌控了巴蜀地区，进而实力不断增强、繁荣昌盛。
在当时秦国面临了两个出征的机会。一个是向西南发起对巴蜀地区的军事行动，另一个则是东进韩国。虽然巴蜀位于遥远的西南边境，而韩国则坐落在中原心脏地带（今天我们称之为伊洛至郑州一带嵩山南北的中原地区）。
从长远来看，进攻韩国对于秦国未来霸业的成就更具有助益，而巴蜀的战略重要性似乎不如作为七雄之一的韩国。
那么，为什么秦国没有选择进攻韩国，而是转向边境上的巴蜀呢？
事实上，巴蜀和蜀王朝一直以来都没有和睦相处。当时，蜀王派遣自己的弟弟杜葭萌前往邻近苴国担任苴侯，并主政该地。然而，苴侯却私自与巴国进行勾结，这种行为让蜀王感到威胁并大怒，决定出兵攻打苴国。消息传开后，苴侯立即逃到了巴国。于是，蜀王决定对巴国发动进攻。
作为秦国的附属诸侯国，苴国在遭到蜀王追杀后立即向秦国求援。秦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看到巴蜀两地自相纷争，便打算趁机消灭蜀国并占领巴蜀地区，以此向西南扩张秦国的势力范围。
然而，就在此时，韩国也对秦国发起了入侵。秦惠文王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先趁乱占据巴蜀，还是先解决韩国的侵略问题。
为了商讨该如何应对，秦惠文王召集了司马错和张仪前来参与讨论。然而，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张仪坚持认为应该先伐韩国。他提出了一种策略：首先，秦国应该与楚国、魏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联合这两个国家一起出兵，以削弱韩军实力，并将韩国置于敌人包围的境地。
此时，秦军可以直接向周天子所在地进发，并以声讨周天子之罪为借口夺取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拥有周朝九鼎后，秦国将能够合法地号令诸侯，并最终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
张仪认为这样的做法才符合秦国争夺霸权的战略目标。相比之下，现在不攻韩国而去伐蜀，将使秦国离实现王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因为争夺霸权的关键在于三川之地，而蜀地相对偏远，秦国若是劳师动众地去攻打蜀地，即便攻下来，也无法获得可观的利益，不划算。
然而，司马错却认为张仪的想法过于天真，并难以实现。首先，秦国一厢情愿地希望与楚国、魏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楚国和魏国未必会配合；其次，即便一切顺利，秦国成功夺取了九鼎，并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如何能保证其他诸侯国不联合起来反抗秦国呢？到那时候，秦国身负挟天子之名，并面临着各方联合的抵抗，局势将变得更加危险。
针对张仪的观点漏洞，司马错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认为蜀国的政治混乱，现在正是秦国可以以除暴虐为名义攻取蜀国的时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秦国攻取蜀国有合理的理由，不会被世人视为强暴行为；其次，蜀国地广物丰，一旦秦国成功占领蜀地，就能获得丰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并消除未来争夺霸权时可能遇到的后顾之忧。
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利弊权衡，秦惠文王认同了司马错的建议。于是他命令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领大军经过金牛道进攻蜀地（从今天的陕西勉县向西南方向出发，穿越棋盘关进入四川，并经过朝天驿前往剑门关）。
面对此次进攻，蜀王亲自率军前往剑阁东北部的葭萌进行抵抗。然而，在战斗中失败后被秦军杀害。随着蜀国的覆灭，秦国成功地控制了巴、蜀地区。
后果:
李冰筑都江堰：秦朝吞并蜀国后，为了确保蜀地成为其重要基地，秦王决定采取彻底治理岷江水患的措施。赋予了精通治水技艺的李冰担任蜀守一职，他主导修建了多项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都江堰的建设。
结论:
在秦灭巴蜀之后，秦国成功将其统治范围扩展至秦岭以外的广袤领土。这一举措不仅使得国家财富更加充盈，广阔的土地也为建立强大军队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这次战略行动还形成了对楚国的侧翼包围态势，为日后向南进军创造了有利环境。这是秦国迈向“富强”、“幅员辽阔”和“强大军力”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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