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削藩，为什么汉景帝扛住了，而朱允炆却没扛住？

就形势而言，建文帝的情况原本比汉景帝要好很多。

而且，在战争爆发前，汉景帝政策失误比建文帝还要更大！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景帝顺利平叛而建文帝“失踪”。

这是什么缘故呢？

建文帝削藩的形势好于汉景帝

西汉的诸侯王，是真正的“裂土封王”。

这些诸侯王的地盘多比较大。比如，初封的齐王有七十二城，吴王有五十三城。

汉高祖分封之初，这些诸侯王多年纪尚幼，羽翼未丰，受制于朝廷派去的国相，在高祖去世后，又受吕后排挤，自顾不暇。

不过，随着诸侯王们年纪渐长，他们完全掌握了王国内的行政、经济大权，拥有相当规模的王国军队，已具备挑战皇权的经济、军事实力。

相比之下，明初的藩王则在各方面都无法与汉初诸侯王相提并论。

明代藩王，原则上“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政治地位很高，但法定的权力、地盘都十分有限。

就武装力量而言，藩王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余人，多者至九万人”，而且，他们“隶籍兵部”，藩王可以统领他们，朝廷也可以调动他们。

此外，王国内还有守镇兵。但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要调遣他们，除王令外，还需要有天子的御宝文书。

因此，“七国之乱”，汉景帝与叛军在力量上基本上处于同一量级，而“靖难之役”时，朱棣是“以一隅抗举国”，双方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建文帝的情况，比当年的汉景帝有利得多。

汉景帝削藩政策失误大于建文帝

由于“结果导向”的影响，在很多朋友看来：景帝胜了，所以什么都作得对，建文帝败了，所以什么都错了。

其实不然。

削藩之初，汉景帝的失误比建文帝还要大。

汉景帝的老爹汉文帝，采取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政策。

即：通过让诸侯王的几个儿子分别立国，分解诸侯国，使其无力与朝廷抗衡。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汉文帝还没有资本像后来的汉武帝一样推行“推恩令”，以法定方式推行。

因此，文帝只能“见机行事”，将实力雄厚的齐王、淮南王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该方略虽然比较温和，但效果不错，曾经威胁最大，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在齐文王去世后被一分为六，淮南国也被一分为三。

汉景帝继位后，其削藩政策变得激进。他采纳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的方略，直接削诸侯国的县。

这个政策手段直接，打击面广，短短三年间，楚王、赵王、胶西王、吴王等诸侯轮流被削！

一方面，对于拥城数十座的诸侯王们来说，削其数县之地不足以使其伤筋动骨；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引起了众多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慌，更促使诸侯王们联合到一起，发动大规模叛乱！

更严重的是：汉景帝对诸侯王的叛乱似乎准备严重不足。

诸侯王造反后，汉景帝又是赦免各王，“复其故地”，又是腰斩晁错，希望吴楚罢兵。

直到无可奈何之时，才找出周亚夫等人，组织平叛战争。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虽备受后人指摘，但并非一无是处。

在谋划削藩方略时，齐泰建议先削强燕，再除各弱王；黄子澄则认为燕王久已有备，应先解决掉周王、代王等“亲燕”势力，翦其手足，再除燕王。

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方略。

前后不到十月，建文帝削周王为庶人，幽代王于大同，废岷王为庶人，迫湘王自杀，囚齐王于京师。

尽管这一方略被后人认为“打草惊蛇”，但却事实上削弱了燕王，起到了一定效果。

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代王曾试图响应朱棣，但被控制，而齐王被囚后，燕军在山东失去外援，燕军始终无法在山东压倒对手。整个靖难之役，直到最后燕王渡长江，燕王除挟持宁王外，再无公开“外援”，始终是以一隅之地抗拒朝廷。

而建文帝对燕王的直接削出，也一度取得了极大成绩，燕王一度身边只剩下张玉、朱能等800余人，并被严格监视，至于北平军政大权，则几乎已完全为朝廷所控制。

可以说，仅就政策而言，建文帝除“不忍杀叔”之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只不过，朝廷委派办事的人，确实在能力上非燕王对手而已。

所以，仅就削藩政策而言，汉景帝的失误比建文帝更大。

那么，为何景帝胜了，建文败了呢？

对手的能力

实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但历史也一再表明：实力弱小的一方，如果训练有素（将士的能力），在正确的指导下（统帅的能力），有时也能由弱变强，并最终打败实力占优者，赢得胜利。

仅从削弱实力的角度看，建文帝作得已经不错了。如果朱棣只是能力一般的人物，可能已经被控制，连起兵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朱棣的能力，却因为建文帝“不忍”背负杀叔之名而完好无损。

早在朱元璋时期，朱棣就已经被称赞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用人”。

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常有意易储”，并常奉命统领诸王及诸将军马作战。

朱元璋去世前，谕示朱棣：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独汝才智克堪甚人···“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在蓝玉、冯胜等异姓将领被铲除后，朱棣已是唯一有能力、威望领导北方国防，甚至“攘外安内”的统帅级人物。

因此，尽管朱棣的一些权力被建文帝所剥夺，但因朱棣“能推诚用人”，身边仍有张玉等人不离不弃，而在已被“夺”的军队中，仍有大量将士“属心于燕王”。

因此，朱棣虽然被严格限制、监视，但只要略施计谋，除掉建文帝派来的廖廖数人，就能控制北平局势，夺回军队，举兵“靖难”。

而当燕王起兵后，虽然其规模与朝廷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战斗力优势却十分明显。

燕王之兵，是常年在北方与蒙古作战的，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尤其是其骑兵优势，更远远胜过“南军”。

因此，朱棣骑兵后，其统帅个人能力、军队战斗力，均胜过朝廷方。

相比之下，汉景帝时的诸侯王们，看起来兵力规模很大，只吴王之兵就达40万之众，但其“能力”则未必如“数字所示”。

当时的诸侯王中，吴王刘濞曾经跟随刘邦参加过平定英布的战争，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将略。

然而，刘濞毕竟从来没有以统帅之任，独当一面的经历，其大兵团指挥的经验甚至不如当年的齐王刘肥。

不过，就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双方算是“各有优势”。

吴、楚之地的步兵，自古就是天下精兵，不过，由于缺乏战马，其车骑不如朝廷方。

因此，尽管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建文帝的优势比汉景帝要大得多，但实际上，双方处境相似，即：朝廷军与叛军都是“各有千秋”，谁能取胜，还看双方的指挥。

所以，派谁去和叛军打，很重要！

择将

在选将方面，汉景帝的选择难度比建文帝更大。

吕后、文帝时期，汉“休养生息”，“诛吕”、抗击匈奴、平定小规模叛乱的作战都曾发生，但没有大规模战争。

因此，汉景帝继位时，朝廷没有任何拥有大兵团指挥经验的将领，甚至连参与过大兵团作战的将领都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情况略好于景帝。

尽管蓝玉、冯胜等帅才已经被“拔刺”，但大明毕竟长期与北元大战，无论是老将耿炳文，还是平安、盛庸，乃至李景隆，都参与过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少“没吃过猪肉，至少看过猪跑”。

在择将上，汉景帝选择了周亚夫。

周亚夫的父亲周勃曾有多次大兵团指挥经验，但周亚夫当年年幼。

到周亚夫领军时，已是文帝时期，“休养生息”，没有大规模用兵。

不过，汉文帝却通过在“细柳营”劳军时，发现周亚夫治军严整，赞叹不已。

其后，文帝将周亚夫升为中尉，留在长安带兵，认真考察。

文帝去世前，告诉景帝：遇到缓急时，“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可以说，尽管周亚夫没有大兵团指挥经验，但其带兵之能，是经过文帝、景帝二帝常年考察的。

能把兵带好的将领，能差到哪里去？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择将，则“任性”不少。

建文帝，初则任用资历最老的耿炳文。耿炳文虽战功卓著，但多是防守作战，且带兵不多，有威名，但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

其后，建文帝把宝押在了李景隆身上。

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之子。早年因为“进止雍容甚都”，而得到朱元璋瞩目。

他也曾带兵参与过一些军事行动。

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耿炳文、李景隆在朱元璋后期的表现（耿炳文在朱元璋创业期间的表现有详细记载）。

但是，从朱棣在与二人交手前的反应看，两人在朱元璋时期已经表现出严重问题。

对于耿炳文，朱棣认为耿炳文虽是名将，但“军无纪律”，治军不严。

对于李景隆，朱棣则“闻之喜”，评价其“易与尔”，极为轻视。

相比之下，朱棣在与平安（朱元璋养子）、盛庸交手前，则相对严肃认真。

由此可见，建文帝并非无人可用，只是用错了人；并非没有机会了解诸将的能力，只是没有去做！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良将者，兵强国昌！

择将，直接关乎成败。

战争主动权之争

开局时的实力对比固然重要，但主动权则更为重要。

如果能掌握战争主动权，牵着对手鼻子走，即便初始实力弱小，也能越战越强。反之，即便初始实力强，也会越打越弱，走向失败。

而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主要方法，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劣势，使战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七国之乱爆发时，吴王的规划是：吴楚之兵攻略函谷关，夺取荥阳敖仓之粟而守之，会和诸侯后，再进军关中。

吴王把直接进军，控制天下粮仓、险要作为掌控战争主动权的关键。

看起来直接、迅速，但这其实是当年楚汉战争时项羽的方略。

以项羽之强，尚且不能如愿，何况刘濞呢？而且，项羽接近成功的时刻，正是其以楼烦骑兵占据骑兵优势之时，一旦汉军以秦将组织起骑兵力量，并在京索之战击败楚军骑兵后，项羽攻取敖仓、荥阳的优势也大减了。

因此，吴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的计划难以成功，请求另出一兵收淮南、长沙，入武关。

但吴太子反对：我们是造反的，还让其他人另统一军，不怕人家也反吗？

而另一位青年将领则提出：吴多步兵，利于险阻；汉多车骑，利于平地。建议以最快速度直取洛阳的武库和敖仓的粮仓，据险以待诸侯，沿途不要攻城略地！

如果策略是要取荥阳、敖仓，就不要在途中攻城略地了，不要顿兵，直取洛阳、敖仓！

老将们认为年轻人不懂谋略，嗤之以鼻。

如此，刘濞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长时间顿兵于睢阳，进退不得，拱手让出了主动权。

对此，周亚夫看得很清楚：吴楚兵剽悍，难以争锋。但他们打睢阳也不容易，让他们在睢阳玩吧。我们出骑兵袭其粮道，轻松搞定！

此后，周亚夫牢牢把握战争主动去按，“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未经大战，就已经将吴、楚逼到绝境了。

相比之下，耿炳文、李景隆在整场战争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先胜而后求战”的高屋建瓴谋划，也没有提出过夺取主动权的方略。

主动权，你不去掌握，对手就会掌握。

朱棣兵虽少，却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朱棣利用耿炳文军无纪律，袭击取胜后，耿炳文发挥其防守才能，死守不败。

朱棣为求主动权，不强攻耿炳文，回头平定了北平周边一些地区，控制了一些险要。

李景隆来战时，朱棣让世子守北平，自己前去收宁王之兵，既扩充实力，又将衣裳单薄的南军引到北平附近的挨冻，随后又以骑兵攻击南军步兵于平地，一举取胜！

在随后的战争中，尽管朱棣也遭到过一些挫折，但始终来去自如，掌握着战争主动权。

总体战争指导

战争，既是将才之间的角逐，也是最高统治者之间的角逐。

七国之乱时，七国主动叛乱，联合一起，吴、楚直接威胁荥阳，赵、胶西等国则企图胁齐、燕，外援南越国出长沙北，一起威胁汉军侧翼。汉则是被动迎战，处于可能遭受三面夹击的不利地位。

然而，汉景帝看出关键，认准吴王是叛军核心，而赵、胶西各王不过附从，南越等“外援”更是观望者而已。

因此，汉景帝以周亚夫统帅大军，与梁王刘武一起对吴、楚作战，另以郦寄、栾布分兵讨伐赵、齐叛军，又以窦婴进驻荥阳，确保关中安全。

果然，由于吴、楚军没有进展，燕不出兵，赵观望，南越更是没有按计划进军，刘濞多线进攻的计划彻底破产。

而由于汉军牢牢掌握主动，被吸引到齐的胶西四王见汉军到来，各自逃回国，或投降，或被各个击破，兵败被杀。

在汉景帝的指导下，诸侯国虽相互联合，多路威胁，但实际上未能形成合力，被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局面原本有利得多。

朱棣起兵时，大同、辽东都已为建文帝所控制，可以威胁其侧背。而宁王大军则也尚未决定造反。

可是，建文帝没有拉拢、争取宁王，反而夺其护卫，使宁王处于中立态度，并最终为朱棣所控制。宁王的朵颜三卫，更成为朱棣先锋。

而大同、辽东虽然时有出兵，但与主力之间基本没有配合，最多只是骚扰，影响十分有限。

因此，整场平叛战争中，建文帝空有夹击之势，却始终没有组织过上真正的夹击，自丧优势！

更严重的是，在李景隆被调走后，正面战场的明军也缺乏统一指挥。

平安、盛庸等将虽颇有将略，并曾挫败朱棣，但彼此之间统属不一。

到燕王南下后，南军兵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更是一盘散沙，被朱棣一波急进，直下南京！

对“名”的态度

战争，讲究师出有名。军事行动必然受到“名”的约束。

汉景帝、建文帝莫不如此。

战争展开之前，汉景帝十分注重名，又是诛晁错，又是赦免吴、楚罪过。

但战争一旦展开，汉景帝不再以“名”来束缚汉军手脚。汉景帝甚至顶住压力，支持周亚夫不先救他的弟弟刘武，而专心施展其方略。

对于叛王，汉景帝则更是不为所谓“名”所限制。

比如，胶西王兵败，准备投降，汉将宣读诏书：王其自图！你自己看着办吧！

胶西王及王子王太后等人悉数自杀！

建文帝则不同。

他没有理会朱棣“清君侧”的诉求，处分齐泰、黄子澄，但却下达了一个束缚三军手脚的命令“勿使朕有杀叔之名”。

作战中，朱棣曾多次面临险境，但“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朱棣不敢自己没事，反而顺便以自己断后，保全军队！

建文帝在战争爆发前不那么“讲究”，几个月里幽禁、逼杀几个王，到战争爆发后却迂腐不堪，束手束脚，这也算是一奇了！

削除同姓王的战争，是皇室自家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因此，这种战争的性质，没有正邪之分，在大多数时候也不存在“人心向背”的问题。

决定胜负的，一般是天子、诸王的能力。

所以，这种战争，其实也是皇室内部的优胜劣汰。

七国之乱，天子取胜，靖难之役，藩王取胜。但其后，汉、明都迎来了更合适的统治者，两个王朝也都继续发展，迎来属于自己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