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四位文豪的爱恨情仇
上面提到的这四位大文豪曾经先后活跃在北宋的文坛，并且个个都堪称是领军级别的人物。巧合的是，这四位杰出人物还基本活跃于同一个时代，这就不免让人产生好奇——常言道“文人相轻”，那么这四位当时的文坛巨匠曾经进行过怎样的往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按照年龄排序，四人当中年纪最长的是生于景德四年（1007）的欧阳修，其次是天禧三年（1019）出生的司马光。司马光降生两年后的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而后直到景祐三年（1037），四人中最小的苏轼才终于姗姗来迟。
尽管欧阳修与司马光是最年长的两位，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二人直到治平四年（1067），也就是前者花甲之年时才有了初次交集。这一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而担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则向新皇帝表示司马光其人“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应当予以重用。于是，很快司马光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后又升为了御史中丞。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初次相见是在嘉祐元年（1056），不过，此前他便多次举荐过这位思想独到、锐意进取的后辈。要说到他们两人的交往，就不得不提及欧阳修的弟子曾巩。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来到京城，并很快与年纪相仿，且同样文采出众的曾巩结为好友。很快，曾巩便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而后者在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后也“为之延誉”，认为其才华确实非凡。
后来，欧阳修先是举荐王安石为谏官，又考虑到他需要俸禄养家糊口而将其封为了群牧判官，颇有提携之恩。可惜的是，王安石主张进行较为激进的变法，这和欧阳修的观点背道而驰，即使如此，此后二人的关系仍然比较友善，王安石也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感激和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受过欧阳修提拔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主张全盘反对，以至于三次写信给他列举新法的弊端。不过，对此王安石也用书信的方式进行了反驳，甚至还对司马光代表的守旧派加以批判。另外，苏轼也并不完全认同王安石的变法，还因此遭到贬谪。可见，如果说王安石和其他三人的关系不太好，那恐怕就只是因为政见这一个因素。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主考官，并录取了当时初到京城的苏轼。在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那便是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答卷是上文提到的曾巩所作，于是为了避嫌故意只给了第二名。总之，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曾经蒙受欧阳修的提携，可见四人中最年长的欧阳修确实颇有长者风范。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守旧派领袖司马光被起用为相，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初，苏轼曾经因为不认同王安石的许多政治观点而遭到其打压，被贬到黄州等地。司马光掌权后，很快便将苏轼调回京城，且让其一路升官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不过，苏轼尽管不支持激进的变法，但也不认可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甚至主动批判守旧派中存在的贪腐问题。因此，苏轼在被变法派排挤之后，又惨遭守旧派打压，彻底失去了在朝中的立足之地。不得不说，尽管苏轼失去了守旧派的扶持，但却贯彻了自己的信念，做到了彻彻底底的“对事不对人”，这是值得称赞的。
总的来说，欧阳修他唯才是举，提拔了与自己政见相似的司马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王安石，以及处于两种思想之间的苏轼，也因此得到了其余三人的尊敬。司马光与王安石因为一个主张节流，一个主张开源而走向了决裂。不过，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主动提出“宜优加厚礼”，且评价王安石道：“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可见二人并非不死不休。
司马光和王安石原本都对苏轼颇为欣赏，但苏轼坚持内心的想法，结果得罪了两方，换来了自己屡遭贬谪。作为四人中的晚辈，苏轼曾称赞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评价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也曾代表哲宗起草诰命表示王安石“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其实，这四人作为当时才华顶尖的人物，大体上还是相互敬佩的，只不过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