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西严重的社会矛盾是洪秀全在当地选择起义的重要原因
在金田起义前夜，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省份，而广西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民生、民族、土客三个方面。
民生上，三藩之乱后的一百多年里，广西耕地开放已经接近极限，而人口却不断增加，据统计，顺治年间，全省人均耕地还有14亩的样子，到了乾隆后期已经锐减到1.5亩。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行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者游民。
道光后期时，桂平县境内土地90%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真是”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广西本来就山多地少，且耕种粗放，水利落后，产量很低，而土地问题的激化使得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严重，不少山田开垦了马上就变成皇帝，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整个道光年间，广西自然灾害频繁，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宾州五年内遭到了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人民生活之艰难，已经算是哀鸿遍野。
改土归流
除了民生这个大问题外，广西还存在着十分棘手的民族问题。广西本来是百越杂处之地，秦代开始才有汉人迁入，而其中迁移规模最大的时期是清代，各民族为开放广西共同作出了贡献，但彼此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雍正时改土归流后，广西流官统治州县达到55个，但还是保留了26个土州、4个土县一级3个序如下州的长官司。
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客观上有碍政令畅通。从乾隆时期一直到道光时期，广西少数民族与汉人及朝廷官方之间的冲突不断，甚至抗官起事，造成了社会动荡。
而“来土之争”则更加白热化，清初从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入广西的客家人，和壮、瑶等“土人”之间的矛盾，经常造成大面积的流血冲突，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对于当时的广西而言，稀松平常。
整个南中国，当时土匪、民族纷争、土客械斗，社会动荡最严重的地区，就怕是广西了。
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开始，广西的造反、起义就频繁发生，或打家劫舍，或四处游击，屡见不鲜，朝廷根本管不过来。
在洪秀全尚未萌发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就已经民变蜂起，急剧动荡，而“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源于洪秀全，相反，正是广西这种在全国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中最明显的地区，坚定了洪秀全走上反清道路。
洪秀全
早期洪秀全传教，更倾向于一种到人向善的发展模式，以此为自己获得巨大的社会民望，从而实现自己为人上人的人生理想，后来开始反儒教的偶像崇拜，与主流意识相冲突，入桂之后，这种反儒教急先锋的态度，使得拜上帝会更加深得受儒教束缚，官员豪强压迫剥削的广西人民的青睐。随着宗教传播的扩散，拜上帝会的实力急剧扩张，成为了当地官府打压的对象，这才走上了造反之路。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没有拜上帝会，没有洪秀全，广西的社会矛盾早就决定了动乱的集中爆发，拜上帝会成为当时广西走向反抗壮大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形式，洪秀全只是恰逢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