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中央权力变化：皇权与相权之间交叉复杂的关系

中央丞相制度之废除

在明朝之前的王朝中，丞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一直被沿袭。在中央政府中，以丞相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它在处理日常政务，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因为如此，日益膨胀的丞相逐渐成了皇帝心头的一块病。皇帝出于对丞相为首外臣的不信任，使得皇权与相权的交锋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当然，皇帝总是能占到上风。这一切在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朱元璋以游民身份登上皇位，在起义之时，朱元璋还能展示出超越常人的大度和气量，但当他真正登上权力的巅峰以后，内心深处的猜忌与怀疑便展露无疑。早年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不得不处在处处提防之中，这种提防最终演变为政治上对功臣的怀疑和屠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首先拿时任丞相的胡惟庸开刀了，以谋反为名，一口气屠杀了与之有关的三万余人，当初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也杀了二十多个，并自此彻底废除了延续1500年的丞相制度。就算如此，他还是不放心，下令后代的朱家子孙不得再设置丞相一职。朱元璋本人在废丞相之时，本想为子孙消除后患，一劳永逸，没想到却为后代带来了无穷尽的麻烦。

内阁制度的确立

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虽然丞相其权力有跌有涨，但其作为权力中心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全国政务的处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初在诛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原先隶属丞相的六部现在直接归皇帝管辖，如此一来，全国大小政务都要经过朱元璋之手，加之朱元璋生性多疑，在劫难中死里逃生的大臣早已吓破了胆，事无巨细均交由皇帝处理。很快，朱元璋被忙得寝食难安，无奈之下只能找几个德高望重的儒生来为自己帮忙，称之为“四辅官”，其中又进一步细分，王本、杜佑、龚敩任命为为春官，将杜教、赵民望、吴源任命为为夏官，秋、冬官是由春、夏官兼任。

这几个人相当于朱元璋的私人秘书，既无官职也无实权，却实际是内阁的前身。但没过多久，朱元璋就发现，这样的四辅官并不能满足这个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理，于是只好撤掉四辅官，于洪武十四年，他下令从翰林院中选出精干之人，设置殿阁大学士，由选出的翰林担任殿阁学士，平时的职责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秘书”职务，帮助朱元璋审阅奏折，处理繁忙的政务，这个时候的殿阁学士的权力已经相较于“四辅官”有了很大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后期内阁的一些职权。

等朱元璋去世以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后，面临着跟朱元璋时期同样的问题：事务过于繁杂。但朱棣没有朱元璋那样生性多疑，他敢于放权，敢于用人，于是他在原先翰林学士的基础上，着重任用年轻的翰林来为自己做事。为了方便翰林学士的办公，他还在北京皇宫专门开设了办公地点，因为早期的这些人员是在皇宫东侧的小阁房中，因此后来逐渐称之为“内阁”。一方面是朱棣的用人不疑，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迫，内阁成员参与讨论的事务越来越多，小到日常的政务，大到军国大事，内阁成员都可以为皇帝出谋划策，实际上成为皇帝身旁最信任的智囊团。只是秘书的权力再大，也终究是个秘书。内阁成员既没有正式的官阶，也没有印信，地位比六部长官差得远了。

又等到了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继位以后，内阁的权力才算最终被承认。由于朱高炽在登上皇位时，承蒙自己的师傅照顾，所以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朱高炽为其内阁的师傅提升了官衔，由以前无官衔的翰林，升为六部堂官一样的官衔，并且还授予其太子少傅的头衔，这样一来，内阁长官的权力也逐渐有了名分。与此同时，在这个时候，还赋予了内阁“票拟权”，这是后期内阁权力扩张最重要的一步。所谓的票拟，即时先将百官的奏折阅览一遍，然后代为皇帝批好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批，如果皇帝认为可行，再用朱批同意，发行下去。其实票拟权在永乐时期便已具备雏形，朱高炽又将这份权力进一步扩大罢了。票拟权的出现，标志着内阁正式成为朝廷的中央决策机构。只就权力大小而言，这时候的殿阁大学士，已经与明朝之前的宰相无异了。当然，准确来讲的话，在体制上内阁仍然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附属秘书机构。

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司礼监

上边我们提到了，明朝时期的专制皇权达到一个高峰，在高度的专制下，皇帝一般都会离不来一个群体——宦官。因此，明朝的权力漩涡中，除了皇帝与内阁，还有一个权力中心便是宦官机构司礼监。

所谓的司礼监，起初只是负责宫廷礼仪的一个宦官机构，司礼监下设一个秉笔太监，负责为皇帝端茶送水。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宦官，却逐渐发展成宦官专权的关键，明朝中后期尤甚。其实在朱元璋时期，为了防止宦官专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宦官不能识字之类的。但制度性的东西一旦与现实不符，便会异变。朱棣继位以后，由于受过宦官的帮助，于是将宦官的地位大为提升，对宦官队伍也是信任有加。我们上文说了，内阁的票拟要有皇帝朱笔进行批红，这样才算具有正式效力。

但即使这样，每日皇帝的工作仍是极其繁忙，早期的皇帝亲力亲为，亲手建设起的大明王朝，在政务方面还够勤勉，但到中后期，这时候的皇帝开始惰于朝政，有的沉迷木工，有的沉迷打仗，有的沉迷修道。如此一来，皇帝旁边的宦官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受皇帝的委托，可以朱笔代为批改奏章，再后来更是随意添改。由于他们是受皇帝的委托，批过的奏章无人敢怀疑，据《明史 刘瑾传》记载，刘瑾就经常私自篡改奏折，以此来把控朝政。这是因为这样，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大太监，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就连内阁要想办事，也必须与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打好关系。像隆万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进行的改革，便必须和当时的秉笔太监冯保疏通好。如果说汉朝宦官专权是因为皇帝私人信任，唐朝的宦官专权是宦官有了兵权，那明朝的宦官专权则是制度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对失衡的中央权力的一种弥补。

历史总是喜欢跟当局者开玩笑：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费尽心机废除丞相，将丞相彻底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并且立下祖训，规定后世子孙不得设置丞相一职。但这一举措却给后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于是后人又采取各种举措来应对取消丞相后造成的权力真空，内阁制度也好，司礼监的宦官专权也好。

参考文献：

《明史 刘瑾传》《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