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诗词以及人生沉浮浅，看宋神宗变法的的得与失

一：苏轼的诗词和人生的沉浮

苏夫子作为早年就成名的人物之一，在科举上，自然也是手到擒来，对比范进之流蹉跎于科举之中的艰难，苏轼可谓一举成名。好比西晋的左思。苏夫子的这次科举也是达到了当时的“洛阳纸贵”的水平。

在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议题中，年纪轻轻的苏轼技惊四座，欧阳修对于苏轼的”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话万分推崇。由此，苏轼也顺利地通过了科举的选拔，初入官场的苏轼并没有想到，一场决定当时朝局和个人前途的较量正准备悄然酝酿之中。相比于历史上不少着眼点个人利益的党争，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朝局和变法个人觉得还是出于公心，但是考虑方法角度的不同还是促进了客观上的党争。

很快，反对变法的苏轼就遭到了贬谪的当头棒喝，苏轼被贬杭州，在杭州，苏轼就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腔调帮着西湖的名气再次提高了一个层次，在野的苏轼并没有因为这次的被贬就一蹶不振。调任密州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轼对未来抱着相当高的期待。但是，很多的事情往往是不遂人愿的，一场变故很快就近在眼前。

在调任湖州知府的时候，因为上表谢恩的缘故，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诗案乌台诗案就此爆发。“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一出，反对苏轼的朝臣好似打鸡血一般抓到把柄，苏轼被送到御史台问责，也亏得宋太祖养士甚厚，在不杀士大夫的氛围下，苏轼勉强逃过一劫，但他从此也远离权力中心。从黄州团练副使，到人生的老龄阶段流落儋州，苏轼在几经人事起伏之后，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来作为精神和心理上面的寄托。在人生的最低谷时期的儋州，苏夫子也没有抛弃他的良知和理想，对于偏远的琼海，苏轼起到了当地文化启蒙老师的作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大才子苏轼对自己一生的点评。

二：宋神宗的变法得与失

在赶走了自己眼中腐朽的苏轼，剥夺了司马光的追封之后，宋神宗在雄心勃勃的进取之心中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年少的时候，宋神宗就立志夺回一直属于中原王朝的幽燕之地，特别是宋太宗的高粱河惨败更是让他有不小的心理阴影。即位的时候，因为直接面对的财政赤字问题，更是让宋神宗马上召来王安石改革朝局。凭心而论，宋神宗在个人的想法上，还是可以归结为有为之君的。《宋史·神宗纪赞》：“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大有为

在王安石的改革下，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地被制定出来和开始实施。特别是青苗法，保马法和保甲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宋神宗所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迫感。作为一个主张改革并且付诸行动的皇帝，宋神宗除了做到了开源，他也用裁汰宫内外的多余的官员来争取做到节流，在一段时间内，北宋在赤字的减少和收入方面都有了可喜的收获。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仅仅是昙花一现。

因为青苗法的实施，在执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初衷来看，的确是一个减少农民负担的好办法。但可惜的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地方官员们的各种巧立名目使得宋神宗的初衷大打折扣。时间一久，青苗法推行不下去，另外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对地方豪绅们的打击是一个比较大的举动，一贯薅羊毛习惯的土豪们自然不爽，于是他们也动用各种手段干扰神宗举行变法，使得效果大打折扣。在对外的军事行动之中，宋神宗素以恢复祖宗没有拿回来的幽燕之地为大愿，自然也不会放过一墙之隔的邻居西夏。

在北宋，西夏和宋朝一直也是战和不定的局面，宋神宗自然也准备在西夏的身上拿来点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政绩。正好这时间，西夏国内的政局也不是很稳定，宋神宗一看自然也是准备试试水，于是在国库还充裕的情况下，北宋悍然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针对西夏的军事行动。其中熙河开边的成功更是让北宋朝堂内外都欢欣鼓舞，本着手拿两百块，想要继续干的决心，宋军在宋神宗的授意下继续大规模出兵攻夏。但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宋廷精心策划的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的惨败让兴头上的宋神宗大受打击，特别是永乐城的惨败，更是让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所积攒下来的物资人力化为灰烬，宋神宗因为这个重大的打击而去世，王安石变法因为失去了最高决策层的支持而实际宣布失败。

三：应笑苏夫子，大文豪的人生最后阶段

应该来说，苏轼文学上的创作和他的调任各地地方官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导致苏东坡调任各地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作为司马光派的旧党对于政局的见解，苏轼的一生，可以侧面看出宋神宗和王安石作为直接执政党们的成果的得与失。

对于苏轼本人来说，和前朝一块被贬到岭南的韩愈一般，苏轼对于人生的态度笔者觉得还是比较超然的。韩愈在前往贬所的时候，还有在大雪皑皑的秦岭感叹家在哪的举动，而苏夫子直接用“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处心安是吾乡”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按照常人的理解，苏东坡不迎合当朝皇帝的政见导致颠沛流离，是一种不得志的表现。而苏轼却用这段经历来化为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社会格局的思考，又比如“一蓑烟雨任平生”体现了苏轼对于自己的际遇的一种超然的态度。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在文学，绘画，烹饪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苏轼的创造基本上都是因为朝局的变化以及他对理想的坚持。宋神宗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有意无意的举动可以决定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苏轼也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已。

作为统治者来说，宋神宗对于自己力所能及可以把握的历史尺度都尽全力去尝试了，当然这其中的蝴蝶效应也包含了苏轼的前途和他为后人所留下的许多文化瑰宝。作为熙宁变法的直接领导人，宋神宗有决心，有成就，有想法，但是套用万事皆有命，半点不随人的理论，宋神宗和苏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样的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在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中，或许更学学苏轼对于人生淡然的一面，“应笑苏夫子，侥幸的湖州。”

参考文献：

《苏东坡传》《宋史》《苏轼诗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