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北伐最大受益者竟是蜀汉的囚犯？只要北伐就大赦，罪犯笑哈哈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季汉，那就是：北伐！）

北伐，是季汉集团最壮烈的赞歌，从诸葛亮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到姜维矢志不渝九伐中原，这段历史有着太多金戈铁马和振奋人心的故事。

（六出祁山的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为季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许有人会批评季汉穷兵黩武，白白的耗费自己的国力，但丞相的《后出师表》就点明了季汉立国之本：以战立国。没办法，季汉和曹魏的实力对比实在太过悬殊，如果双方都沉下心来搞发展，季汉与曹魏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北伐才能有一线生机。所以北伐对季汉来说就是一杯鸩酒，不喝肯定会渴死，喝了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挺过来，所以不管是诸葛亮还是姜维都坚定的北伐，从未改变。

既然北伐对季汉如此重要，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排除军方（毕竟战争可以直接给他们带来功绩，所以武将们是支持北伐的）外，季汉北伐谁得到的好处最多？

（刘禅实在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对他来说窝在益州当皇帝似乎也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有人说肯定是刘禅和季汉的官员们啊！北伐成功，领地扩大，朝廷得到的人口、赋税也就更多，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么？那还真的未必，因为刘禅本身并不是一个进取精神很强的皇帝，守着益州这一亩三分地对他来说也挺好，攻城略地他高兴，窝在益州当天子倒也不坏，所以对于北伐，刘禅并不像诸葛亮或姜维那样迫切。

（谯周：季汉反对北伐第一人）

那季汉的大臣们呢，非但不支持，实际上内心还颇多排斥，对于土著官员来说，本来就对外来势力夺取他们本土人的蛋糕颇多不满（季汉政权有荆州、益州和东州三个势力，执政者的方针是以荆州派为主，拉拢东州派，打压益州派），偏偏益州派人还最多，您想想打仗肯定益州人是大头，没什么权势还得当炮灰，益州的官员们对于北伐的态度也就可见一斑。诸葛亮在世时还不敢说什么，到了费祎和姜维时反战的声音就逐渐占据主流，可见官员们对于北伐的国策也未必有多支持。

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官员，那谁是北伐真正的受益人呢？是囚犯。

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囚犯和北伐有啥关系？还真有，您听我慢慢给您解释。首先咱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诸葛丞相执政的十一年里，季汉只进行过一次大赦，而在丞相死后的三十年内，大赦的次数竟然达到了十次之多！

（大赦天下，只要不是犯谋反等大罪都能减免，所以我们把性质严重的罪行叫做“罪在不赦”）

问题来了，何为大赦？大赦某种意义上是对国家法律的践踏，它是皇帝凌驾于法律对罪犯的一种恩赐。在大赦期间，判刑蹲监者一律给予赦免或减刑（毕竟是封建时代，虽然说什么依法治国，但皇帝一句话就能让法律失去效力）。所以囚犯们最盼望的是啥？大赦。本来犯了死罪，现在赶上了大赦就能减免刑罚岂不爽歪歪？

大赦的好坏很难断定，有蒙受不白之冤者遇大赦可活命，但也有横行不法者乘着大赦钻法律的空子。东汉末年朝政混乱，有宦官就把即将要大赦的消息告诉巫师张成，张成大喜，让自己的儿子把仇家给杀了，就为了等大赦来临免死。

（诸葛亮强调：开诚心，布公道，依法治国，对践踏国家法律的大赦很是不以为然）

所以诸葛亮对大赦并不感冒，在他执政期间从不大赦，唯一一次还是刘禅继位的时候，《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后主袭位於成都……大赦，改元。”

只有依靠法律严明才能获得民心，而像大赦这种“小恩小惠”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和践踏，这对崇尚“依法治国”的诸葛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年丞相厉行法治时就很是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法正甚至还写信给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劝诸葛亮要拉拢蜀地民心，用法宽松。而诸葛亮也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答法正书》：“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诸葛亮认为治理国家切忌不可用小恩小惠，因为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赏无可赏时他们就会滋生懈怠、轻视之心（也就是一碗米是恩人，一斗米是仇人），只有执法严明百姓们才知道什么是恩德。秦法严苛，所以刘邦采用宽松的环境来拉拢人心，而刘璋却“仁弱”，所以导致蜀中法治不严，百姓不畏其威，不怀其德，叛乱不止。现今天下大乱，正需要严正法纪，开诚布公！

（不管是马谡还是李严，只要触犯法律，一律依法处罚）

事实证明诸葛亮是正确的，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仅仅数年就让季汉成为了一个“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国家。为了“有法可依”，他和法正、刘巴等人制定《蜀科》作为一国之法，坚持季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为了“执法必严”，诸葛亮要求执法公平公正，做到“赏不遗远，刑不阿贵”、“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即使马谡是自己最看重的亲信，但丢了街亭犯了军法，杀！李严和他同为托孤重臣，但故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上疏请求后主将李严废黜流放梓潼。第一次北伐失败，他上《街亭自贬疏》，检讨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自请贬官三级。诸葛亮并不讲究什么“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人人皆平等，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公平公正，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恨，诚心改过，“法加于人而无怨者”。

（诸葛亮治国：兼取儒法，在强调严正法纪的同时也强调对百姓的教化）

诸葛亮执政也并不只强调刑罚，无视德治。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始终强调要“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对民众进行教育，重视对民众的教化，真正做到了“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连对诸葛亮评价不高的陈寿也说“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所以诸葛亮执政期间季汉从不大赦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在丞相去世之后，季汉却一改以往轻易不大赦的习惯，频繁进行大赦，大赦次数之多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第一次：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大赦。大赦原因：丞相去世，北伐宣告失败，为了稳定人心季汉宣布大赦。

第二次：延熙元年（即公元238年），大赦。大赦原因：册立皇后和太子，这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所以宣布大赦。

第三次：延熙六年（即公元243年），大赦。

第四次：延熙九年（即公元246年），大赦。

（司马懿用假痴不癫的计谋骗过曹爽，此后司马家独掌曹魏大权）

第五次：延熙十二年（即公元249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诛杀曹爽三族，曹魏政局动荡，敌国大将夏侯霸前来投奔，本着“敌人反对我们就要欢迎”以及对曹魏的幸灾乐祸，季汉宣布在这一年大赦。

第六次：延熙十四年（即公元251年），大赦。

（在费祎死后，继承诸葛亮遗志的姜维开始多次北伐，在此关键节点，朝廷宣布大赦）

第七次：延熙十七年（即公元254年），大赦。大赦原因：执政大臣费祎在酒席上被刺客刺杀，朝中动荡不安，姜维首次北伐攻破河关、临洮两县，再加上此前投降的狄道县，虽然最终没能守住三县土地，但姜维还是将这三个县的百姓迁徙入蜀，在这内外皆动荡不安之际，刘禅为了稳定人心宣布大赦。

（段谷之战邓艾把姜维杀得大败，这在季汉引起轩然大波，为平息民愤朝廷宣布大赦）

第八次：延熙十九年（即公元256年），大赦。大赦原因：段谷之战姜维惨败，季汉死伤者甚重，国内对此怨恨愤怒，为了平息百姓们的怒火朝廷决定大赦。段谷之战也是季汉自夷陵之战后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死将佐就多达十几员，士兵数千人，从此后季汉对于北伐的反对者日多。

第九次：延熙二十年（即公元257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淮南发生叛乱，姜维再次出兵关中。站在季汉的角度上来说看着曹魏发生内乱当然是一件很爽的事，但大将军姜维再一次北伐也让民众们厌倦疲惫，士气低迷，所以为了振奋精神，季汉宣布大赦。

第十次：景耀元年（即公元258年），大赦。大赦原因：瑞星出现，改元。

第十一次：景耀四年（即公元261年），大赦。

第十二次：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三路大军伐蜀，值此危急存亡之际，为了激发季汉人民爱国热情，抵抗曹魏的侵略，朝廷宣布大赦。

（频繁的大赦只会白白便宜那些囚犯，而且严重地伤害了蜀汉的法度）

如此频繁的大赦，可以看出蜀汉后期法治紊乱，早年间丞相所强调的法治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我才说北伐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个罪犯。犯法了又如何，杀了人又如何，反正朝廷要大赦（而且还大赦了这么多次），多大的罪都能免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季汉后期要如此频繁的大赦呢？还是因为北伐。

（姜维北伐多年，寸土未克，多年的征战已经让季汉疲惫不堪，统治者只能频繁大赦来争取民心）

季汉建国初期，立国之本就是克复中原，匡扶汉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等人先后去世，季汉慢慢从理想回归到了现实：北伐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时候的屡次北伐，只会造成本来就国小军弱的季汉更加疲敝不堪，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尽管我们以后来人的角度看姜维是多么的悲壮，他顶着国内大臣的不理解继承丞相遗志毅然北伐，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来说，大将军这样三番五次的北伐又没什么战果，就是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由于多次北伐，季汉惨到了什么程度？“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当年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的乐土竟然变成了这副田地，真不知道泉下有知丞相该有多难过！

（北伐—百姓反对—大赦—接着北伐，这已经是季汉末年的恶性循环）

所以在国人多有不满的情况下，季汉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释放更多的善意和恩德，多次大赦来消弭百姓们的怨气。咱们看看季汉的这几次大赦，从建兴十二年到延熙十七年，大赦的次数大概是三年一次（这时候的执政官员是蒋琬和费祎，虽然也有北伐，但是次数不多，程度也不大，所以大赦的频率不高）。但从延熙十七年开始，大赦的频率就到了惊人的一年一次，这段时间也正是姜维和陈祗两个主战派一主内、一主外的时期（姜维几乎年年北伐，国内的矛盾瞬间爆发，朝廷不得不多次大赦），这样的频率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由此看见，季汉的如此频繁而密集的大赦和北伐是分不开的，但这样真的对季汉有好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