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最早称霸的郑国，为何只能昙花一“霸”，地缘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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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迁中的地缘博弈
公元前771年,游牧部落犬戎攻入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杀死幽王。次年,幽王之子宜臼为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其实,即使没有犬戎之祸,周王室也要谋划迁都。原因在于当时活跃于今陕、甘一带的游牧部落频频南下袭扰,给华夏子民造成巨大威胁。此外,西周腹地渭河平原连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让周室考虑另择他处。当时,有护卫京畿职责的郑国已先期在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水之间)选好了新国址。
《国语·郑语》记载:公元前806年,公:“我想到南边的长江沿岸住,怎么样?”伯回答:“过去祝融替高辛氏掌管火,功劳甚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室衰弱楚国一定兴盛。楚国如果兴盛,对郑国绝对没有好处。”桓公:“谢国西面的九州,怎么样?”伯回答:“那里的百姓贪婪残忍,不能接近他们。只有谢国和郏地之的国家,那里的国君奢侈骄横,百姓厌恨他们的君王;如果更换国君而用忠信来领导他们,那是容易获取的,而且可以长久住下去。”
太史伯向郑桓公提议在虢郐之间建国,虢指的是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一带)而郐的封地就是郐国(今河南新密东南)。这一地区地处嵩山-箕山的东侧,如果将东迁的郑国建在这里,一可以背靠山脉,减少防御面;二可以以洛邑王室为依靠,使自己全力向中原扩张。但这个主张可行性也不高。因为在周王室权威尚存时,不能随意吞并其他封国。
郑桓公本人中意的东迁之地是中原南部的江汉平原,其理由是向江汉平原挺进、压缩蛮楚的空间,比直接进入中原要更少触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毕竟,将蛮楚的土地夺回来,与从其他封国手中吞食土地,更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太史伯觉得这一选择的前景不乐观。在太史伯看来,王室失于戎人之手是迟早的事,而东虢和郐二君利益熏心,定不来勤王。就此吞并二国可能不现实,但郑国可先搬家过去,征得周幽王同意后,重礼向虢郐二君借地,二君因他位高权重,甘愿各献五城,让桓公安置人口和财物。而此时,郑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国语“以周难役之故,以成周之众取二邑”)。然后,由于洛阳盆地的东大门不能无人看守,周王室将这两个不忠之国的土地赏给郑国也在情理之中。
果不其然,郐国在王室东迁之后不久就被郑所灭。东迁后的第三年(前76年),郑国又将东虢从地图上抹去。而周王室对此均持默许态度。对于周王室来说,在犬戎之祸中,忠勇护主的郑人(郑桓公甚至为此丢了性命)比之贪生怕死的东虢更可信。灭掉东虢和郐国之后,郑国在郐国国都制邑(今河南新密境内)的南侧建起了新都—新郑,然后依托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京城(今河南荥阳京襄城)-新郑(今河南新郑)三地所构成的核心区,开始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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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大志
春秋初期,郑国能率先从诸国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地缘关系。一方面郑国与成周洛邑毗邻,相互依靠,周王室解决了郑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基于与周王室亲近的关系,郑公以“卿士”的身份以取得政治优势,进而扩张势力。
占据郐国、东虢后,郑国自感仍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因而急需开疆扩土。但继任的郑武公面临着其父桓公类似的难题:该往哪个方向?太史伯指出是“谢郏之间”。谢指的是古谢国,在今河南南阳境内。而郏则位于指箕山以南,伏牛山东侧的郏县(今河南平顶山境内)。所以太史伯所指地区大概在箕山与南阳盆地之间,也就是伏牛山山脉东侧边缘地区。
为什么沿着山地边缘,而不直推至平坦的南阳盆地呢?首先,南阳盆地并非无主之土。在此之前,陕北高原上的申人已领王命在南阳盆地立国。其次,通过联姻(郑桓公、郑武公的夫人均是申女)申、郑两国历来交好,郑国不可能去抢亲戚家的地盘。另外,太史伯不建议进入南阳盆地的深层理由是,东迁前后的数十年,原本默默无闻的楚国正逐渐成为席卷江汉的强国,而位于南阳盆地-汉水带的汉阳诸姬(汉水流域一系列周室封国)或可作为防止楚人北进的防线。但太史伯对郑人消化掉“谢郏之间”很有信心,因为中原诸侯可轻松击溃那一带体量不大且尚未王化的散居部族。
太史伯为郑国规划的南进策略虽是一个阻力较小的方案,但也拉长了郑国的防线,把腹地暴露出来。由于郑国东部无险可守,使得郑国即使能在南部拓地,也无法稳定固守。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763年,郑国南下灭掉胡国(今河南漯河境内)后,取得了对许国(今河南许昌东)、蔡国(今河南上蔡一带)、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等小国一系列的胜利。但在域外大国的干涉下,这些小国大多仍能保持存留。郑国这种尴尬的胜利是其地缘环境所决定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无险可守郑国即使吞并诸多小国,相邻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
再回头说郑国向“谢郏之间”的挺进,一举吞并了鄢(今河南鄢陵西南)、蔽(今河南许昌境内)、补(今河南襄城境内)、丹(今河南长葛境内)、依(今河南荥阳境内)、搜(今河南禹州境内)、历(今河南兰考境内)、华(今河南郑州南)等8个小国,当郑国的南线扩至城颖(今河南临颍)附近时,其南部地缘就再难有作为了。因为同一时期楚军已挥师渡汉,远征南阳盆地了。这样,郑国因为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周,还是只能向东发展到郑国第三任国君郑庄公时,放弃南下战略转而挥戈东进。在东面诸邻卫、宋、陈、蔡、曹(今山东定陶一带)中,宋国国强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东进的首要障碍。公元前710年秋,郑庄公利用政治优势,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庄公宣称宋国国君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身份,承王命讨之)。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齐、鲁两国,对宋实施牵制及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
之后,郑庄公雄心勃勃地推行“庄公之略”,频繁以“以王命讨不庭”为借口偕王师四处征战,开启了春秋之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河,大败北戎及宋、卫、陈蔡四国联军,使得郑国军势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大国齐国也跟着郑国东征西讨。公元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在廪延(今河南延津北)附近会盟,俨然已是中原诸侯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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繻葛之战
衰亡与地缘的关系
从地缘角度看,当郑国在中原坐大时,秦、晋、齐、楚四个大国应当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但此时秦人正在陇西平定犬戎,晋国正上演曲沃代翼的大、小宗之争,齐国在与鲁国、莒国纠缠不清,而楚国则把注意力放在南阳盆地——黄淮平原南部一线,至郑庄公统治末期才开始向中原腹地渗透。简言之,郑国能抢先坐上中原头把交椅,是因为别的大国需要时间来整合自己所在的地理单元。郑国的日益扩张,引起周王室的警惕,开始刻意削弱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则不去朝见周天子,后来甚至派兵抢收周室的庄稼以示威。周、郑矛盾日深,最终兵戎相见。公元前707年,周、郑爆发繻葛之战葛之战(今河南长葛东北)。郑人射伤周恒王,取得战役胜利。然而,射掉了天子威严,也打破了郑国的地缘平衡。春秋初期,郑国利用地缘优势纵横驰骋、快速崛起,但尚不足以独大的郑国过早地抛弃了周室这杆大旗。尽管王室权威江河日下,但谁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与周王室反目后,郑不得不独自面对各方压力。首先就是南方大国—楚国。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即位,全力北进中原。次年,楚军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突破“汉阳诸姬”防线,直插南阳盆地,先后征服罗国(今河南罗山一带)、绞国(今湖北丹江口境内)和申国(今河南南阳境内),之后跨过南阳盆地,到达汝水(今北汝河);楚军另一路则直指大别山,消灭中原南端的息国(今河南息县西南),并向北攻打蔡国和郑国。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立,以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并逐步强大起来。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结盟宋、陈、郑诸国,开始称霸。公元前678年,北进节节胜利的楚文王为彻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灭掉了邓国(今湖北襄樊),彻底荡平汉阳诸姬。楚军兵锋直指中原腹地,楚齐两强开始逐鹿中原。大国争霸之际,郑庄公病逝,郑国陷入四世之乱,与齐鲁的同盟关系也不复存在,更不可能获得王室的支援了。于是,此后的春秋战国争霸中,郑国沦为争霸各方首要征服的对象,也成为受列强侵略次数最多、罹祸最深的国。
这与郑国“天下之枢”的地缘息相关。它西有虎牢之险,扼守着豫西通道的东段出口,可控制华北平原与关中平原的交通往来;“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颖之地”,其国境分别濒临晋、楚出入中原的重要门户黄河南津渡口(即蒲津渡,今山西水济境内)与方城隘口(今河南南阳东北),是这两个大国通商贸易、发兵交战的必经之地。“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窥中国”。据史料统计,在春秋争霸的一百多年里,郑国先后被各方攻打了近100次。春秋几次重大战役,如城濮之战是因为晋楚争宋而引起的,而鄢陵之战则缘于晋与秦楚争郑。至于齐、晋、楚各自出兵伐郑的行动,则不胜枚举。
然而,在此境遇下,郑国却艰辛屈辱地存活下来。原因是诸强间的总体实力相当,均无力打垮对方若顺势灭掉郑国,直接接壤势必导致大国间更剧烈的冲突。相反,大国更愿意要求它降服、确立从属关系,让它在大国之间起到缓冲作用。郑国夹在诸强之间,一面饱受征伐之苦,一面发展空间被限制,加之诸强遥控统治、郑国内讧时有发生,所以后来虽有子产兴邦,但仍未改变其“国小而逼”的状况。春秋中晚期,郑国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缘环境的不得已所为。战国初期,郑国在经济、军事方面仍有一定实力,但因内乱终被韩国所灭。
文章摘自《世界军事》2016年第1期《地缘经略新解：春秋战国之郑国》(文：汉卿；编辑：李雷)，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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