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像苏轼、潘安等等的大才子，为何不是“倒霉”就是“作死”

这些早早就走上人生巅峰的少年英才们，本来都应该拥有非常顺利的人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人天之骄子往往命途多舛，时运不济，这又是为何呢？

少年得志，屡遭悲痛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少年得志的才子，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要数汉代的贾谊，西晋的潘岳、陆机，唐初的王勃，盛唐的李白，北宋的苏轼兄弟，清初的纳兰容若等等。但是这些人虽然年少成名，却没能“修成正果”出将入相，反而在盛名之下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

比如贾谊，在汉初就已经名满天下，《过秦论》无人不知，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才华著称，二十一岁就被汉文帝看中，担任“博士”。当时的博士可是一个非常牛的位置，如果现在的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的博士那就是超级知识分子，是皇帝的钦定顾问。

皇帝的所有问题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也深受汉文帝器重，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不久就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按照正常节奏位列三公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然而没想到的是，贾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建议得到文帝青睐之后，朝廷上的实权派就开始不高兴了。当时贾谊提出要削弱诸侯王势力，重农抑商，这些建议可是惹恼了诸侯王和周勃、灌婴等一大批老臣，这帮人集体排挤贾谊到了长沙。后来贾谊又到了梁国担任太傅，看上去峰回路转就要再入京城了，然而没想到梁王居然不小心坠马而死，贾谊深感自己这个太傅没有尽责不久就羞愧去世了，这时候他年仅三十三岁。

可以说一代大才，看上去即将出将入相的贾谊最终却被排挤，郁郁而终，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和贾谊类似的人还有不少，比如潘安。

在历史上潘安先生最出名的，其实并不是才华，而是长相。潘安先生长得那叫一个帅的惊天动地，当年在洛阳城潘安老兄一出门，万千少女大妈都争相出门观看，扔的果子都能把他的车塞满，正所谓“掷果盈车”。、

不仅长得帅，这位潘安大才子的才华更是出众，作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潘安可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一样是年少成名。他创作的籍田赋广为传颂，在治理的地方也非常有政绩，他治理的河阳遍种桃花，所以潘安先生还有个脍炙人口的外号“花样美男”。

然而潘安的遭遇比贾谊更惨，当时潘安在河阳当了十年的县令不得升迁，爱妻早亡让他心碎神伤。最惨的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篡位之后，他手下的心腹孙秀上台，孙秀这个人睚眦必报，早年和潘岳父亲有过节，于是乎就诬告潘岳谋反，最终潘岳与同样得罪了孙秀的石崇一同被杀，可以说令人无限叹惋。

要说贾谊和潘岳都是不得志且倒霉，苏轼先生似乎就是“作死”的代表。

苏轼的起点那可不是一般的高，苏轼先生的老爸苏洵先生早年就已经是北宋的文坛领袖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苏轼的文学才能可是非常高的。当年跟着父亲进京牛刀小试就让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惊呆了，直接称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要说欧阳修还是有眼光，果然苏轼在为母守孝三年之后回京考试。直接取得了“百年第一”的惊人成绩。

那一年，苏轼才24岁。

而且苏轼这个超级外挂还远远没有结束，当时的宋仁宗对苏轼兄弟简直是欣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所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都已经是皇帝钦定的宰相人选了，按照北宋历史的基本规律，苏轼就已经是如之前的晏殊那样的“太平宰相”，享受三十几年的人间富贵，然后在史书上留下一个优雅的名声，文坛上写作无数的名篇之后，安然的去世。

如果您要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苏轼先生并没有等来所谓的“太平宰相”，宋仁宗 宋英宗相继去世之后，继承大位的宋神宗开始了王安石变法的惊天操作。苏轼先生人生中第一次“作死”开始了。

当时新党如日中天，苏轼对新法变革过激意见很大，但是苏轼和司马光不同，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非常有意思，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这样的：“新法是什么我不想管，但是操作新法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全是小人（主要就是指吕惠卿）”。正所谓对人不对事，司马光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新法的代表——新党。

但是苏轼可就不同了，苏轼的主要对象是新法本身的部分不合理，比如苏轼就反对新法科举里面完全废除诗词改成策论的部分。苏轼认为全考策论未免偏颇，诗词虽然无用，但是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苏轼对新法并不是完全反对，但是王安石无论是对司马光还是苏轼都是一个态度——挡我者死。

于是乎苏轼“识趣的”自请外放跑到外边当地方官躲清静去了。苏轼的地方官当的确实风生水起，在杭州有苏堤春晓，疏浚西湖，也正是从苏轼开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才正式流传开来。然而苏轼还是躲不过新党的攻击，乌台诗案几乎丢了性命。总算熬到了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苏轼返回朝廷，这个时候他又开始了“作死”。

毕竟司马光是对人不对事，一掌权立刻尽废新法。苏轼表示这样是不是太偏激，司马光表示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于是乎苏轼再度外放。然而被外放的苏轼还免不了被卷土重来的新党攻击，居然晚年六十二岁高龄被贬到了海南，当时的海南还是蛮荒之地。然而苏轼到了海南还是尽心竭力的帮助当地，在他之后，海南出了第一位进士。

苏轼这一生，可真的一言难尽。

那么为何这些才子不是“倒霉”就是“作死”，手握一把好牌最终却打得稀烂呢？其实穿过这些表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无论是苏轼还是潘岳、贾谊，他们都是少年得志。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两个问题：

1.站队错误和被人忌惮

2.恃才傲物成众矢之的

比如说贾谊，当时贾谊才华横溢，而且治国手段很高。他正确的提出了重农抑商和压制诸侯王的国策，然而这个国策所针对的是诸侯王。他们都在汉初掌握实权，所以贾谊受到朝臣打压也是情理之中。

再比如潘岳，由于才华过早的显露（抢饭碗的来了），所以长期不得升迁，而且这些人的才华施展的对象虽然是皇帝，但是并非硬道理。舞文弄墨毕竟还只能算是雕虫小技，要么武功名世，要么聚敛为能，古代还是要讲究实用的。所以即便如苏轼这样的大才离开了科举考场也就迅速下沉，颇有点“被社会教育”的味道。

作为大才，往往都有不一样的傲骨，苏轼虽然可以逢迎献媚，学习蔡京那一套“左顾右盼”，新党强大投靠新党，旧党强大谄媚旧党。但是苏轼不会那么做，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看上去有点傻，但是实际上这是苏轼的傲骨，也是“大才”们的气节。在历史上诚然这样做有些迂腐不知变通，但是却值得敬佩。

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得到那句评价：“道大难容，才高为累，闻所未闻。”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毁灭的东西，都有华丽的价值。

文：三清妙音

参考资料：

【1】司马迁 《史记》

【2】房玄龄等 《晋书》

【3】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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