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就是曾国藩逃不掉的一个局，在这个局里，一定要身败名裂

在这个局里，曾国藩必须当“汉奸”。而已经躬身入局的曾国藩，他不能逃，也逃不了。

01.洋人也在局中

1858年，英法美俄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而后溯流而上，占据三岔河口北岸。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将三岔河一带的望海寺和崇禧观地基，租给法国传教士。

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三岔河口修建了望海楼教堂，并以此为基地，在天津大肆传教。

1870年，在望海楼教堂举办的育婴堂中，接连死了几十名儿童。这件事，刺痛了国人的敏感神经。

但如果冷静分析，这种情况应属正常事件。

在当时，儿童的死亡率本来就高。望海堂收留的儿童，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很多孩子本就营养不良，甚至患有疾病。而现在给出的公认说法，是天津在当时赶上了传染病流行。

但是，当时的局面就不允许国人这么冷静，因为大家普遍陷入了一种局。

洋人抢了自己的土地，洋人在抢来的土地上修了教堂，洋人还把原来的望海寺和崇禧观给毁了，洋人还没完没了的传教。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洋人满大街地寻找和收留中国儿童。

这个局，就是中国人集体仇视洋人、恐惧洋人和不理解洋人，特别是满大街的洋人传教士。

接下来的事情，则是局面激化。

死掉的儿童被草草掩埋，却被野狗挖出来，弄得肢体残缺、惨不忍睹。这种惨况，可全被当时的天津百姓看到了。于是，天主教挖眼剖心、洋人用儿童眼睛制药的说法，立即甚嚣尘上。

群众、群众，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个人的智商在100以上，但100个人的智商就要跌破70。现在如此，当时更如此。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群众真得那么好骗吗？

其实，没有好骗的群众，只有愿意被你欺骗的群众。即便是当时的国人，也不会真诚地相信什么挖眼剖心、用眼睛制药的鬼话。然而，大家更愿意这么认为、更愿意这么相信。因为这样做有好处。一种好处是内心自洽：洋人真的不是好东西；一种好处是发泄仇恨：正好给了收拾洋人的口实。

02.大清官员也在局中

既然阴谋论成了普遍共识，那么就总能找到印证共识的事件。恰在此时，有人抓了两个人贩子，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迷药。而人贩子则说迷药就是望海楼教堂给的。于是，群情再一次激愤，从愿意相信变成了真的相信。老百姓找到地方官员，讨要说法。

当时的天津知府张光藻贴出了安民告示说：

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该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等情形，凶惨已极。

这根本不是什么安民告示，而是火上浇油。张光藻的确没说这事跟望海楼教堂有什么关系。但这比直接说还拱火。人不是机器，人是能动着认识外部世界的。把洋人的谣言、告示的“风闻”以及死去的孩子联系在一起，还有人贩子的供述，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一定与望海楼教堂有关。而且，这个安民告示还制造了另一种假象，那就是：政府知道是洋人干的，但惹不起，所以只能风闻、不敢说。

天津百姓立即包围了法国教堂，质问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洋人肯定不认，传教士还能好好说话，但法国官员却动怒了。欧洲人看待亚非拉殖民地，从来都是一副主子的姿态。真跟你们中国人好好解释，那对不起自己高贵的血统。这就是洋大人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局。所以，法国人的反映，特别是驻天津的法国官员，只能比中国人更激烈。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直接找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清廷派兵镇压。而崇厚呢？崇厚在洋人面前一直是软骨头，但这次却变得不好商量了。他惹不起老百姓，但也得罪不起洋人。丰大业见谈不拢，竟然掏出枪来，对着崇厚就是一枪。虽然没打中，但上层交流就算谈崩了。这时候，法国人也不指望崇厚派兵镇压了。

发了彪的丰大业，竟自己带人赶往教堂。此时，正好赶上天津知县刘杰前来疏散群众。丰大业指责天津知县办事不利，接着又掏出枪来，对着刘杰就打，打伤了刘杰的家丁。法国人彪悍吧，他们可比天津百姓更过分。

但是，你丰大业这么干，可全被天津百姓看在眼里了。到这个时候，就谁也拦不住老百姓了。天津百姓群起攻之，当场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和他的秘书。之后，又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随后一口气焚毁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内的六座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

大清官员怎么了？

从天津知府张光藻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确是在息事宁人，但息事宁人中却有把事情搞大的“阴险”。原因是大清官员也憋着火。同治年间各地教案不下上百起，但大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屈服。你政府可以是一台冷酷的机器，而官员可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官员早就不满了，但官员不敢发作。老百姓呢？老百姓不吃朝廷俸禄，自然该出手时就出手，从不惯着洋人。所以，大清官员是表面顺从却暗中反洋，而大清百姓则是快意恩仇且明着反洋。这就是身在局中的大清官员，他们不敢反，夹在中间的他们却无能为力。

03.曾国藩则在一个更大的局中

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法国联合英国、美国等列强，问罪大清政府，要求严惩天津官员，甚至提出要天津官员为丰大业抵命。而软弱可欺的大清政府是个什么态度？

慈禧和朝廷一直很矛盾。一伙人主张民心可用，干脆继续鼓动民众，把不讲理的法国人赶出中国；一伙人主张继续屈服，仗肯定不能打，要是能打也不会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

所以，从大清朝廷角度来说，这事就没法处理。因为朝廷的感情和朝廷的理性，就一直拧巴着。所以，不管怎么处理，其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

但关键的一点：身体是诚实的，你打不过人家，只能认怂。于是，慈禧太后同意继续屈服，朝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事，给出的原则是“消弭衅端、委曲求全”。

于是，夹在中间的曾国藩就更难了，直接遭受了两个死局。

一个局是拧巴着的朝廷意志；理性的要求是委曲求全，但骨子里却是天朝上国的颜面和“使民心允服”。

一个局是大清官员普遍遭遇的局，而临到曾国藩身上则更为激烈：一面是咄咄逼人的洋人，一面是群情激愤的百姓。

陷入这个连环局的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朝廷、洋人、百姓三方的压力，他就是怎么做也做不对。既然这是一个坑，那曾国藩能不能不跳吗？当时，曾国藩还真有理由不跳，那就是生病，而且在天津教案之前就一直生病。但老佛爷不答应、大清朝廷不答应，这件事就一定要等着曾国藩来处理。

因为慈禧太后还给曾国藩做了一个更大的局。

天津教案，调查清楚并不难，关键是你得给出说法。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死了的洋人不可能死而复活。所以，曾国藩就要给这件事定性、定论，然后让洋人满意、让朝廷有面、让百姓舒心。

半生混迹官场的曾国藩，在这方面是个老江湖。一边跟慈禧各种书报往来，一边查清了案件的始末原委：

都说洋人拐带孩子、挖眼剖心，但到底谁看到了？发出通告，各种查找，证明此事子虚乌有。

又找到仁善堂的妇女、孩子一百多人，问出口供：系多年入教、送堂豢养，并无被拐情事。

既然国人无理，那就公事公办。于是，曾国藩将杀人放火的“暴徒”20人宣判死刑、25人宣判流放，天津知府和天津县令革职，后又发配黑龙江，赔偿白银大约五十万两。

然后，曾国藩整理了一份奏报，即《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明确指出“杀孩坏尸、采生配药”纯属谣言，甚至还引用圣祖仁皇帝康熙的说法，给洋人洗白：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

这个说法洋人肯定会满意，但处事则不会满意，因为洋人是要清朝官员抵命。所以，洋人还会咄咄逼人。但，曾国藩亮明了底线，不能用官员抵命，慈禧也是这个态度。但你曾国藩都是在为洋人说话，天津百姓就肯定不会满意。朝廷还在拧巴着，所以慈禧太后也不知道自己满意与否。

接下来，曾国藩还得为天津百姓说话，也就是让百姓也满意。于是，追溯原委，认为洋人在整个事件中也有问题，提出了洋人的诸多可疑之处。如教堂大门平时总是关闭、治病救人却夹带传教、濒死之人都要洗礼、母子同在教堂却多年未见、教堂死人过多导致流言四起。洋人的这些可疑之处，才招致百姓的不理解、不满和恐惧。所以，洋人也有责任。

曾国藩做的没错、说的也没错，但错就错在：他在局中。

要命的是：你曾国藩是要杀人的，即严惩肇事暴徒，一下就要杀掉20人、流放25人。首先，离得最近的天津百姓，对曾国藩“诟詈之声大作”；其次，朝廷上下怒不可遏，“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连曾国藩的老家，都掀了天，乡绅们怒砸曾国藩的家宅。

曾国藩不是已经在奏折中替天津百姓说话了吗？他不是也指出洋人的问题了吗？原因是局面如此，曾国藩这些话根本没啥用。而即便是这些没啥用的话，大清朝廷发出的《邸报》里，还全给删掉了。于是，曾国藩必须是屠杀无辜百姓、取悦洋人的大“汉奸”。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一定要“牺牲”曾国藩。

04.到底什么是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是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给故意给他曾国藩做的一个局。

不惩办凶手则洋人那里没法交代，所以必须惩办；但惩办凶手则百姓那里没法交代，所以不能惩办。这个二难命题怎么破？办法就是：朝廷超然事外，一切都推到曾国藩的身上。

杀洋人的凶手，已经惩办了，而洋人的名声也给洗白了。在最底线上，就能平息洋人的怒火。如果洋人再不满意，那还有曾国藩顶着。

杀百姓的，可是他曾国藩，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慈禧太后一直在说诏准：曾国藩说啥我都同意。而大清群臣对曾国藩，早就群情激愤。所以，老百姓不满意，去问曾国藩。

而在天津教案将了未了之时，慈禧和大清朝廷便免了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让他出任两江总督。慈禧和朝廷，也算给了天津百姓一个交代。

为什么一定要曾国藩来背这个黑锅？

因为慈禧太后就是要打击曾国藩的威信。平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功劳太大了；消灭太平军，湘军力量太强。对曾国藩、对湘军，朝廷不是不信任的问题，而是管不住的问题。所以，必须找机会对这个集团进行敲打和削弱。

天津教案，恰为慈禧太后提供了敲打的锤子。你曾国藩这个湘军领袖，已经成“汉奸”了，自然无力与朝廷叫板。

曾国藩就不能反戈一击吗？不能，因为他已躬身入局、无路可退。天津教案必须由曾国藩去处理，生病了，那慈禧太后就等你病好。杀百姓的罪名必须由曾国藩来担，他不担，难道还让慈禧和大清朝廷来担吗？

那究竟什么是局？

抽象的概括就是：形势合力形成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某种情状。

比如旅游景点的饭店，就是做一锤子买卖，所以物不美、价不廉。这个局，游客改变不了、景区也改变不了。

比如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领导都是傻子吗，就看不穿部下言不由衷？部下必须无耻吗，就一定要贱成太监？无耻吹捧，才能增加背叛成本；听得越多，才能获得更多忠诚。大家都在一种看穿不说穿中实施信号交流。

曾国藩面对的就是这种局，不仅躬身入局而且深陷其中。

作为大清官员，曾国藩不能得罪洋人，因为大清打不过；也不能得罪百姓，因为百姓伤不起。所以，只能在骂名中亦步亦趋。

作为大清名臣，曾国藩爱惜羽毛，因为立名太难；也公忠体国，因为人设早立。所以，牺牲的时候只能牺牲羽毛。

作为当朝权臣，曾国藩退不出权力游戏，因为身后是湘军将士；进不了慈禧法眼，因为已经功高震主。所以，高歌猛进之后只能黯然收场。

此时的曾国藩是如此，后来的李鸿章也是如此。晚清就是这样的一个局。大家都是“八千里外觅封侯”，但封侯之后呢？一片狼藉中黯然收场，当此之时“牵犬东门岂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