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戴罪，棺材捆铜箍？从太平天国叛将到民族英雄，此人饱受争议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甲午风云中饱受争议的人物。

有人指责丁汝昌是个不懂海军、治军无方、指挥失败的草包将军，甲午海战失败，其罪责难逃。

有人赞扬丁汝昌是个指挥镇定、尽职尽责、作战勇敢的一时名将，甲午海战之败，罪不在其，而其在败后以身殉国，蹈行大义的表现来看，属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

那么，丁汝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通过翔实的史料，简短地回顾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吧。

丁汝昌是庐江北乡石嘴头村人，父母早亡，与祖母相依为命，生活艰难。

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时年23岁的丁汝昌踊跃参加了太平军。

在太平军中，丁汝昌很快就显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而且作战敢于拼命，不怕死，被提拔为副将。

1860年，天京政府大聚集兵马攻打清军江南大营。

于该年封英王的陈玉成一心为国，留下叶芸来、陈得才等几支部队驻守安庆、庐州，其余兵马倾巢出动。

彼时，丁汝昌就随叶芸来部驻守安庆。

陈玉成五路并进，连战连捷，攻破建设在天京西南的江南大营长墙，并一路追逐，连取常州、苏州、无锡、芜湖、江阴、常熟、青浦等地，威势赫赫。

不过，好景不长，1861年，石达开率部出走，太平天国四分五裂，实力大逊。

曾国藩湘军趁机急攻安庆。

丁汝昌觉察到太平天国已经日薄西山，率领300多名将士踰墙出降。

湘军将领曾国荃对丁汝昌这些降兵降将是心存疑虑的，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

同年8月1日，丁汝昌奉命为先导，率领部队反攻安庆。

9月，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

英王陈玉成进退失据，退扎庐州，但庐州已成孤城，奔投苗沛霖，英雄末路，死于奸贼苗沛霖之手。

可以说，攻陷安庆、擒杀太平天国悍将陈玉成，丁汝昌也有一份功劳，因此得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不久，应上海士绅的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以支援上海，丁汝昌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

1862年，丁汝昌人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并于该年8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

刘铭传欣赏丁汝昌是员不可得多的勇将，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后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

随后，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

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

1868年，东捻军被剿灭，丁汝昌在作战中屡建奇功，用捻军的鲜血染红了顶上帽，得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1874年，清廷国库紧张，倡议“裁兵节饷”。刘铭传打算裁撤丁汝昌部马队3营。

丁汝昌不服，致书抗议。

刘铭传怒，“命将召至而戮之”。

丁汝昌见势不好，自知胳膊扭不过大腿，仓皇逃到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隐居赋闲。

此年，日本武力侵犯台湾。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

1875年，李鸿章正式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得此消息，丁汝昌前往投靠。

李鸿章虽知丁汝昌是陆地上的勇将，但考虑到其与刘铭传有隙，安排他参与海军组建事宜。

1877年，正在指挥清军收复回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久闻丁汝昌勇名，奏请发往甘肃差遣。

李鸿章不愿失去爱将，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了“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

1882年，朝鲜王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半岛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

为粉碎日本人的企图，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舰船开赴朝鲜，设计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计划落空。

清政府赏因此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

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北洋海军成立，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两艘吨位达7300多吨的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丁汝昌为海军提督，驻威海卫，不久赏加尚书衔；林泰曾、刘步蟾为左、右翼总兵。

丁汝昌在任职期间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但朝廷一些清流之士妒忌李鸿章势头，认为丁汝昌是李鸿章的座前红人，不余遗力地对丁汝昌展开攻击。

比如，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就上过一封奏折，捕风捉影地说，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还指责丁汝昌不善于处理下级关系，“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

实际上，统领如此一支庞大的战舰，“毫无韬略”，那是办不到的。说丁汝昌“性情浮华”则多少有一点影子，即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但说“宿娼聚赌”，当属无端诬蔑了。至于指责丁汝昌不善于处理下级关系，事实恰好相反，丁汝昌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比如：为了让“定远”舰长刘步蟾住上舰上最好的房间，身为总指挥的丁汝昌让了出来，常年住在一条小船上。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

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日本政府则蓄意要挑起战争，不断派兵赶赴朝鲜。

6月20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

由此，清朝政府于7月1日向日本宣战，甲午战争揭开了序幕。

光绪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恨不得马上干翻日本，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所幸李鸿章出面力挺，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竭力为丁汝昌辩护。

因为证据不足，光绪帝只好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鉴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

8月18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该日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在海上与日本联合舰队狭路相逢，一场海上恶战由此展开。

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

但时间紧迫，北洋舰队的队形尚未形成，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已分列为两个战术纵队杀了过来。

日本联合舰队中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为第一游击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其余八舰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

12时50分，双方短刀相接，同时开火，海面炮声轰轰，浪花激溅，好不激烈。

酣战中，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被日舰炮火击毁，丁汝昌负伤，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

日军第一游击纵队抓住了战机，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

接着，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变换阵型，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四面开火，使北洋舰队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17时40分，日本联合舰队饱揍了一顿北洋舰队，心满意足，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

此战，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但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尽管对日本联合舰队实施了一定打击，但未能毁敌一舰，自己却痛损5舰，可谓大败。

光绪帝和一些朝臣把战败责任一古脑推卸到丁汝昌身上，说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等。

事实上，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负伤后坚拒进舱，端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当时船上的英国人泰勒日后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则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

丁汝昌“畏怯”既然是假，则又有人把罪责归咎于丁汝昌错误布夹缝雁行阵以至不敌日军纵队。

但丁汝昌采取夹缝雁行阵型，是根据中方军舰的特点制定的，一，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占优，且多布置在舰艏，因此要发挥火力则更适宜采取夹缝雁行横阵；二，船舰的前部狭窄，受敌炮火攻击的面积也小，相对安全；三，有利于穿插切割日本舰队，发挥大口径舰炮的优势，迅速穿插，对日军发起近战。

日军采用了纵阵，那是想发挥其战舰航速快火炮射速高的优势，其实，该阵型的冒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在进攻时，船腹势必会暴露在清军的重炮攻击之下。而且日军将舰队一分为二的战术也有被分割包围的风险。可惜的是，在实战中，北洋水师各舰因建造年份久远而锅炉机器等旧化严重，航行速度严重下降，舰队未能按要求结夹缝雁行横阵，以至被日舰所制。

198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

俗话说，人走霉运，喝凉水也硌牙。

镇远舰入港时竟然触礁受损，舰队上下人心沮丧。

不久，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而当旅顺陷落，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

丁汝昌身心具疲，仍将全部精力投到威海布防上。

他考虑到陆军战力的欠缺，提出了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

此议，被别有用心的人捉到把柄，以“通敌误国”之罪捅到朝廷。

光绪帝不由分说，下令将丁汝昌扭送刑部治罪。

大敌当前，刘步蟾等将领集体通电请愿，李鸿章又极力为之申辩。

不得已，光绪帝作出让步：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再解送刑部。

已是戴罪之身，丁汝昌仍力图振作，殚精竭虑，筹商水陆战守事宜。

1894年12月25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3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

丁汝昌不为所动，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1895年1月9日，威海战役由此全面打响。

30日，日军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

丁汝昌率舰队从海面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不间断地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此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炮台相继失守，威海卫城陷落敌手，丁汝昌退据海上的刘公岛，开始了悲壮的刘公岛保卫战。

1895年2月3日，日本联合舰队大举进攻刘公岛，丁汝昌指挥将士奋起反击，击伤了日舰“筑紫”、“葛城”。

可是，这一天，给事中余联沅却上奏，说“丁汝昌蜷伏威海”，“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褫除，则海军亦断无起色”，“不杀丁汝昌，则海军亦断无振作”。

1895年2月5日凌晨，日军10艘鱼雷艇悄悄潜进威海湾，发起偷袭，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在连续击退5艘日本鱼雷艇后，自身被鱼雷击中，舰体进水迅猛，无法挽救，丁汝昌被迫下令将其驶往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充作炮台使用。

1895年2月6日凌晨，日军又有5艘鱼雷艇再度偷袭威海湾，再度实施偷袭，击沉了北洋海军“来远”、“威远”、“宝筏”数舰。

可以说，北洋海军主力舰几乎损失殆尽。

为此，日本联合舰队于1895年2月7日上午出动23艘军舰，以饿虎扑食之势猛扑威海湾。

丁汝昌亲率“镇远”、“靖远”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

战斗中，丁汝昌命令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护卫携带密信的“利顺”轮船突围。

突围虽然成功，但鱼雷艇队护也一去不复返，往烟台方向逃遁了。

刘公岛军民得知此讯，人心惶惶，均有降意。

当晚，近千人聚集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给予生路。

丁汝昌咬着牙，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许诺说，“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这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得知有鱼雷艇逃入烟台，因此推测北洋海军已经覆灭，迅速上报朝廷。

吏科给事中储成博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电饬李秉衡将丁汝昌密速在军前正法”。

李鸿章索苦气闷，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当天黄昏，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益生”号商船达到烟台，称经过威海时见到刘公岛炮台仍然挂着龙旗，并未失守。

2月9日，日军再度强攻威海湾，

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但靖远也被南帮炮台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欲与船同沉，却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丁汝昌涕泪横流，仰天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

靖远沉没，北洋海军尚有机动力的主力军舰仅剩“平远”、“济远”、“广丙”三艘，大势已去矣。

当晚，“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2月11日，日军又发起强攻。

丁汝昌督率仅余的“平远”、“济远”、“广丙”三舰，击退日舰，击伤“大和”、“天龙”等舰。

此日深夜子时，到了丁汝昌兑现“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的最后期限了。

丁汝昌还能有什么选择？

“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

当晚，丁汝昌提刀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时年59岁。

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也在这一天夜里服毒自尽。

2月14日，牛昶炳代表威海卫海陆军签署降约。

清廷对丁汝昌作出了的最终裁定为：“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

根据这份裁定，可以看出，清廷对丁汝昌身后的态度是不赏也不罚。

可是，民间却流传有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的说法。

该说法有鼻子有眼，说清廷刑部下令丁汝昌的棺材三年不准下葬，且棺材上被捆上了三道铜箍，以示戴罪。

实际上，棺材上捆上了三道铜箍不下葬，乃是庐江地方的一种习俗。

光绪十一年的《庐江县志》记当地丧葬风俗：“多惑于风水之说，有浮厝荒郊，至经年不入土者”。《庐江县志》的编纂者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恶俗，“仁人孝子所宜戒而速改之。”

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死后被清廷赐谥“忠壮”的湘军将领鲍超的墓穴，于1958年遭盗墓者挖掘，其棺材上也捆有三道铁箍。

想想看，鲍超的身份是功臣而不是罪人，棺材也有三道箍，则“捆上了三道铜箍，以示戴罪”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至于“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的说法，查一下《丁氏宗谱》便知，丁汝昌的后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其中，丁汝昌有孙子丁旭山在科举废后入新式学堂，毕业后任陆军第五镇军需官，其次女嫁给了曾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行营差官的施从滨的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