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一休》里的将军，出家后致力对明朝贸易，被封国王却遭骂
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并一统日本的足利义满于1394年将征夷大将军一职传给年幼的长子足利义持，而他自己则出家为僧，并隐居于建有著名金阁的“北山第”。名为隐居但实际仍牢牢掌握幕府实权的足利义满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接下来便雄心勃勃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明朝的贸易上。
足利义满，对，就是一休里面的将军
日本九州岛博多地区的商人自宋元以来便以从事日本与大陆间的海上贸易而致富，其中一位名叫肥富的博多商人从明朝归来后，建议足利义满开展对明贸易以获得巨额利润，后者对这一建议欣然接受。1401年，足利义满派肥富作为副使随同正使祖阿一起出使明朝，并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此时，洪武帝已经逝世，取而代之的建文帝则忠实地遵守了将日本作为“不征之国”的祖训。次年，明朝派遣由僧人组成的使团回访日本，足利义满特意携妻女前往兵库港迎接，并在“北山第”为使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由此可见，足利义满对与明朝建立友好通商关系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明朝使者所带来的签署日期为建文四年二月六日的国书中有“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字样，并要求日本尊奉以《大统历》为标准的明朝正朔。所谓《大统历》即是明朝所用历法的名称。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都必须由朝廷制定并强制百姓和藩属国使用。而“正朔”则有“正确的朔日”的意味，即要尊奉由皇帝颁布的历法之意。然而，日本虽然在递交给明朝的国书中使用了明朝年号，在国内则一如既往地使用本国独有的历法和年号。
此外，到了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推翻建文帝并取而代之，是为永乐帝。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足利义满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情报。次年，他派遣天龙寺僧圭密随明使一起返回明朝，还在由圭密呈递给永乐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而此时永乐帝恰好要派遣使者前往日本通告自己即位的消息，使者尚未成行，而圭密等人已经抵达宁波，得到报告的永乐帝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使者带往日本的诏书中表示：“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道，达理义，朕登大宝，即来朝贡。归乡之速，足以褒嘉。”同时还赐予足利义满国王级别的冠服和金印。永乐帝赐予足利义满作为国王行使权力象征的金印，即表明其已经被明朝正式册封为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则在“北山第”迎接了明朝使臣并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国书、金印和冠服。又过了一年，明朝派遣使者将日本的某座山封为“寿安镇国之山”并于其地立碑纪念，永乐帝更是亲自为其撰写了碑文。这座山曾长期被误认为是阿苏山，但其实际位置应在京都万寿寺附近。
足利义满木像
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朝赐予的日本国王的封号，而且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使用这一封号。这种行为即使是在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大家普遍认为足利义满的行为是无视日本国体的国耻之举。从日本人感情的角度出发，这确实让人无法接受。不过为了与明朝进行贸易，使用这一封号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自古以来，汉族以中华自居，将周围诸民族蔑称为“戎狄蛮夷”。而皇帝作为中华帝国的君主和普天之下至高无上的唯一存在，其地位远高于周边诸民族的君主。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周边诸国不可能与支那建立起平等的邦交关系，而只能在皇帝的恩准下建立所谓的朝贡关系。此外，明朝因倭寇等问题的困扰，自建国之初开始便厉行海禁，严禁百姓乘船出海，更禁止外国船只随意进出本国海域。故明朝与周边诸国的交往通商必须依靠官方途径。说到官方的交往途径，除朝贡一途外并无其他方式，而周边诸国想要建立朝贡关系则必须要获得支那皇帝授予的官职和封号。实际上，所谓朝贡关系只是一种交往的表面形式，双方则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活动。所以足利义满要开展日明贸易就必须要接受日本国王的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