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东魏、北齐的民族矛盾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高欢创建的东魏，起初在军事、经济、地域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宇文泰的西魏。
自公元534年，不堪忍受屈辱地位的孝武帝西入关中，高欢事实上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
这次政治上的失算使他面临两大敌人，一是南朝，一是西魏。
尽管他们之中，有强有弱，但都是堪与之匹敌的独立政权。
高欢要想在对峙中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全中国唯一主宰，就必须强化东魏的统治。但因其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腐败，使原来居于优势的国力转为弱势。
高欢集团是依靠六镇鲜卑贵族，尤其是以怀朔镇鲜卑贵族的支持起家的。
因而他认定自己的政权，应该是鲜卑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鲜卑贵族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他也争取汉族的门阀世族参与政权，作为政权的第二种支持力量。
为此，他自称是渤海汉族高氏的子孙，又把女儿嫁给华阴门阀世族杨愔，想以此提高自己在汉人中的威信。
他所引用并授与要职的官吏，如高敖曹、高乾等人，都是汉族门阀世族中人物。
他还企图调和当时相当尖锐、紧张的鲜卑与汉人的关系，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
他告诫鲜卑人，要懂得怎样使用汉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
对饱受鲜卑贵族欺负的汉人，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
高欢的这些方法，并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解决当时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
高欢的儿子高澄，在政治上有不同于高欢的看法。
公元538年，高澄任吏部尚书后，进行过革新，废除了以论资排辈为晋升标准的年劳之制，这是一种“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为庸才大开仕途之门的制度。
高澄废除了这一制度，开始选拔贤能，注重官吏的才学。“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议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
高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汉族势力，为高氏集团代魏作准备。
高澄也知道这样会引起鲜卑亲信的不满，但他决意坚持下去。
有一次，他故意在满室鲜卑勋贵的注视下，给汉人崔暹让位作揖，以示敬重，借以抬高汉人世族的政治地位。他把崔暹和崔季舒视为心腹，委以重任。
这就更加引起一些鲜卑贵族的不满。高澄一死，崔季舒和崔暹就被强加罪名，鞭打受辱，发配边鄙之地。
公元550年，高洋称帝，正式取代东魏静帝元善见，建立了北齐。
但这时，鲜卑贵族与汉世族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缓和。
高洋时，一批汉族官吏，像杨愔（高欢之婿）、郑子默、燕子献等在朝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虽然不能说高洋对他们不器重，但高洋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鲜卑人的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尽管他也引用汉人，但是有所提防。
汉世族杜弼为人直率，当着高洋的面部敢鄙视鲜卑人，说他们只会骑马坐车。
高洋心里就很不痛快，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终于把杜弼杀了。
他立汉人李夫人为后，李夫人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之女。立她为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宠爱而没有政治上的用意。
他立李夫人所生的高殷为太子，后又嫌高殷软弱，有汉家气质，没有鲜卑人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高洋要高殷杀人，高殷害怕，连砍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
高洋气得打颤，认为此儿无用，不堪为帝。
但他临死前，还是命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等汉族官吏辅佐高殷继位。
高殷继位，意味着具有汉家血统的人统治北齐，这使北齐鲜卑勋贵大为震动，他们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高洋弟弟高演、高湛联合朝廷鲜卑权势人物，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杨愔等人，废了高殷，高演当了皇帝。
这是争夺皇位的斗争，但同时也是汉与鲜卑的矛盾。
这一点，高欢妻子娄氏就说得很明白，她是坚决反对高殷为帝的，理由是：“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指李夫人）斟酌！”（《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统治的晚期，汉世族在朝中地位更加低下。
鲜卑贵族韩凤常常当面骂汉人“狗奴，大不可奈，唯须杀却。”（《北齐书•韩凤传》）
高欢时，有人说治河役夫多溺死，要想法解决。鲜卑勋贵刘贵听了说：“一钱汉（汉人的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
汉世族高敖曹听了十分愤怒，拔刀要杀刘贵。
高欢只好劝阻，还没有斥责高敖曹。
而此时韩凤辱骂汉人，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愤怒了。
东魏、北齐汉世族与鲜卑贵族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一直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使东魏、北齐政治上蒙上了阴影，不能像西魏、北周那样争取各方面对自己政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