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向康有为倒苦水，维新派却全体乱了阵脚，手捧密诏竟然都哭了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1898年八月初三日7时至9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谭对袁世凯说，当前形势对皇帝大大不利。荣禄将于今年九月（农历）天津阅兵时杀掉皇帝，要袁世凯八月初五（9月20日）到光绪皇帝处要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在天津杀掉荣禄。然后带领手下兵马入京，一半围住颐和园，另一半守住宫门。根据袁世凯在其所撰《戊戌日记》里的记录，在谭嗣同的催促下，袁世凯或许没有那么信誓旦旦，但起码并未坚决拒绝。
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赴颐和园请示慈禧，提出开懋勤殿。这在对权术十分敏感的慈禧看来，懋勤殿人员不受品秩限制，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是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是政治决策机构，这是对现有体制和慈禧权力的挑战。因此，太后否决并严斥了光绪，遭此打击的皇帝一时郁闷无助，于是在第二天写了一份密诏由杨锐带出，在密诏中他陈述变法受阻的事实，说自己权力不足，一旦降旨将旧法尽变，“则朕位且不能保”。因此，他要杨锐与林旭、谭嗣同等人筹商良策，使“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9月17日，光绪又发出第二道密诏，督促康有为尽快离京，“不可延迟”。“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纵观光绪帝这两道密诏，当然是指望维新党人能想出“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样两全其美的良策，但也有权力受到掣肘，唯有向维新党人吐槽的无奈。谁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接诏后，却脑路清奇地构造了误以为光绪帝已有危险，借助天津阅兵之际被废的故事。他们连夜开会，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的计策，唯有捧诏大哭。维新党人大多是文弱书生，手无寸兵寸铁，唯一可以指望的军政强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素来倾向维新，与维新党人颇有来往。于是便将赌注全部押在他身上，想出了“围园劫后”的所谓“保皇上，救中国”的方案，并派谭嗣同到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摊牌。
袁世凯就是这样被“绑架”卷入了密谋。然而，他们错认了袁世凯，误以为是同路人。袁世凯虽然认同维新，但他是稳健的改革派，并不认同维新党人激进的改革理念。这从他接受请训时与光绪的对话可以看出来。另外，与维新派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不同，袁世凯从出使朝鲜到编练新军，能力举国共睹，前程一片大好。他也颇有政治头脑，谭嗣同既无法向袁世凯出示任何天津兵变的证据，也无法出示光绪皇帝危在旦夕的其他证据——他给袁世凯看的光绪皇帝密诏，不是原件，而是抄件，内有“朕危在旦夕”的字句，而袁在没有看到皇帝亲笔信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相信。如果慈禧太后确实准备将光绪废掉或杀掉，在北京办理就可以了，何必远到天津，劳师动众？所谓的戊戌政变，慈禧只是起驾回宫，动动嘴皮子，就完成了训政这波操作。
对此，身处其中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当时的这种权力结构不会不知道。况且，他不知道皇帝是否介入，介入多深。八月四日，他可能对此事进行了试探，但没能做出确切的判断，于是，采取沉默、静观其变的态度，并于第二天回天津，这在当时是最为稳妥的办法。
据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自述，初五日傍晚抵达天津后，他就去直隶总督署找荣禄报告情况。刚透露一点内情，不巧有人来访，他便和荣禄约好次日早晨再详谈。第二天一早，荣禄亲自上门找他问详情。因这件事牵涉到光绪帝，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筹商良久却无良策。荣禄先回直隶总督署，晚上又请袁世凯去面谈，袁便将此事和盘托出。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
《戊戌日记》虽有掩饰和粉饰的痕迹，但经考证，内容大体是真实的。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荣禄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正当荣禄、袁世凯商议如何处置此事之时，便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