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之外，尚有“人祸”：道光为什么这么“穷”？
清廷在道光年间的支出却呈现出“前此未有”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天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19世纪的前期，地球气候显得很不“正常”。1815年，印尼埃博坦火山爆发（有历史记载的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导致北半球气温普遍下降。欧洲在1816年因此出现了“无夏之年”，广泛的农作物歉收使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1823年，清朝中国又发生了“癸未水灾”。全国有九个省（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百多个县受灾严重。
清朝版图辽阔，地形复杂，发生自然灾害本不足为奇，但癸未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如此密集的水灾，实属罕见。向来号称“财富之区”、人均田赋高居全国之首的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苏州府就是其中的典型。据说，这一年的长江三角洲，大雨从阴历二月开始下，一直下到九月，其间仅只在六月和八月略有间歇。大雨引起严重水灾，导致当年水稻绝收。当时的署理江苏布政使林则徐为之惊呼：“苏属被灾之重，为从来所未有。⋯⋯此数十万饥饿余生，将何术以处之哉？⋯⋯总之灾分太重，灾民太多，灾区太广⋯⋯”有学者计算，此次“癸未水灾”所带来的直接财政损失，包括赈济灾民与河工，和间接财政损失（灾区短征的赋税）加在一起，可能达到2400万两白银，超过当年清廷岁入的一半。
《道光帝全身骑马像图》轴，清，宫廷画师
“天灾”之外，尚有“人祸”。“河工”本就是清廷的一项主要开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销越来越大。时人魏源就说，“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也在上涨。18世纪下半叶（乾隆后期和嘉庆初年）粮食价格比上半叶几乎翻一番，19世纪上半叶（嘉庆、道光年间）又翻一番，粮价既涨，其他百物莫不上涨。河工所需的物料要从民间采买，佣工要从民间雇佣。工价和料价都随着市场价格变动。嘉庆道光年间，一堆柴草的价格就是“旧例”的四倍。另一方面，当时清廷的治河之臣又往往把河工看作中饱私囊的“肥缺”。早在嘉庆十六年春，就调查出“河工糜费至四千余万⋯⋯而工程未尽坚固”的弊端。救灾开支如此增加，无数国帑却揣进了私人腰包，国库节余又怎能不减？嘉庆年间，已经出现了“一切经费皆有竭蹶之虑”的呼声，待到道光帝继位时候，情况无疑愈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