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自阉入宫,本来就是想接近国家权力的最高峰,他不惜低声下气,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一个时期内,他真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很快,张太后对他的严厉管制,使他不得不收敛自己,当然,他改变了策略,把精力转移到了讨好皇室和大臣上面。
正统初年,张太后曾带着小皇帝到北京功德寺后宫拜访,还在那里住了三天。
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不太合适,就秘密造了座佛像。佛像造成了,他又请小皇帝向太皇太后进言,说已命人造佛一堂,以酬太皇太后抚育厚恩。张太后非常高兴,王振又安排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从此,太皇太后因为有佛像和佛经在,就再也不去北京功德寺了。这么委婉巧妙的劝谏无疑在张太后心里增加了一点好感。
尽管如此,张太后和“三杨”对王振的限制依然存在,王振只得倚仗英宗的宠信,暗地拉帮结伙,他这一招儿还真灵,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至过境迁,张太后和老臣们都相继辞世了。
正统五年(1440),杨荣病死;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正统九年(1444)杨士奇病死;正统十一年(1446),杨溥病死。
特别是张太后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皇帝又倚重王振。王振专权的局面形成了。
对于王振和辅臣们的关系,后人这样评价:“三杨辅政,仅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保身,其实害国,以致阉宦弄权。”
老臣们的明哲保身,对王振专权的出现是负有责任的。
所有的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王振当仁不让轻而易举地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明太祖曾在宫门挂一块高三尺的铁牌“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王振怎么看都不顺眼,干脆命人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缢切弄权者遵循的铁律,王振当然不例外。而王振又有小皇帝撑腰,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英国公张辅是三朝元老,也要“俯仰其间”,节气在权势面前变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