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先主传》中,刘备称帝前,陈寿记载了两段群臣《劝进表》,然后一段刘备即位时的《告天文》;也就是说,陈寿用三段文书,阐述了刘备称帝的“合法性”。
至于在《文帝纪》中,陈寿却惜墨如金,只留存了一篇由汉御史大夫张音送达的《禅让册文》(汉献帝刘禅宣布让出帝位给曹丕),然后就是曹丕接受禅让的故事。
而在实际上,魏国群臣也是有《劝进表》的,曹丕接受禅让时,也有类似的《告天文》。后世称这两篇文章为:《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受禅表》。这两篇文章被后世录入《隶释》等书籍中。实际上,这两篇文章是刻在石碑之上,迄今尚存。
一块“受禅表碑”,另一块“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均现存于河南省许昌市繁城回族镇繁昌三国文化旅游景区之中,均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回到正题
众所周知,陈寿著《三国志》时的笔法惜墨如金,很多可以写详细的事往往简略概括,若不是裴松之把某些故事的原始出处补注上去,我们后面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至于,陈寿为何不把魏臣的《劝进表》和曹丕的《禅让表》录入《文帝纪》中?实在是不得而知了。
若妄加猜测,可以从陈寿入晋后的晋人身份来解读了:只强调禅让礼法,而不宣扬魏国顺应天命,可以淡化晋代魏时的种种尴尬。
如果陈寿在《三国志》中大书“魏国得国乃顺应天命”,会让后世读者质疑:那为何曹魏立国短短数十年(220-265)就要改朝换代了呢?难道上天就这么草率展示天命吗?
因为曹魏帝国实在短命,后来一度连晋室都宣称自己是代汉(司马昭封高都公,以此印证“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
由此可猜测,陈寿在《三国志》中淡化魏国建国时宣扬的天命,从这个角度来又可以宣扬并解释天命终归晋朝,所以,不记录吹捧曹魏的文章,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当然,这个解读只是笔者一厢情愿的猜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