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破坏,到处残垣断壁,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导致了人口凋零,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汉朝初期的统治者采用清静无为,修生养息的治国方针,“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经过了七十余年的发展,社会秩序逐渐安定,经济繁荣,人口也有所增加,较之前的萧条景象大有改观,史称“文景之治”。
但是,在这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却又暗藏着种种暗流。其中最严重的一股莫过于“一国两制”的藩王们过于强大,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
于是御史大夫晁错提出了“削藩”的建议,理由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等到藩王们羽翼丰满,再存心造反,那时就无法收拾了。
晁错师从精通尚书的唯一一个“济南伏生”,学贯儒法,口才又好,做到了太子家令,对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影响很大,号称智囊。
晁错还写过《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被誉为“西汉鸿文”。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才华的,有思想的人。
但他在人际关系上却一塌糊涂。《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严厉刚直,但是为人却很苛刻,而且心狠手辣。
因此,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带头造反,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时,没有人站在晁错这边。
有人甚至还向景帝提出杀晁错以清君侧,安抚叛军。提出这个建议的除了口碑极好的袁盎,还有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相当于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
就这样,“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无比窝囊地被腰斩了。晁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身边的伙伴手上。
可怜晁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说到底,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从古至今,不管在职场也好,还是生活中也罢,人际关系永远是事情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晁错之死,不能不令人遗憾。那么人际关系极佳的诸葛亮为何未能延续蜀汉的命运呢?
诸葛亮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益州人士对他都佩服之至。《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记载“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蜀郡成都人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
就连反对派谯周,也反汉不反亮,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时,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
诸葛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大方向的错误。
作者分析诸葛亮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不能追随时代的潮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实施“蜀人治蜀”的方针政策。所以导致了“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蜀汉政权的结构有三股,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却在最底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因此,益州的土著们,打心底就不喜欢蜀汉政权,他们时刻“蠢蠢欲动”“图谋不轨”,因此刘备的蜀汉政权基础不稳,就像坐在了火药桶上。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但是当局的穷兵黩武,造成民疲卒敝,最终加快了蜀汉的灭亡。
最终的结果是政治清明的蜀国最先灭亡,而治理最差的吴国国祚最长。令诸葛亮欲让蜀汉一统三国的政治理想付之东流。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处理国家大事如此,处理个人小事亦是如此。
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毕竟所有的事,都要依靠人去执行。
而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反而离目标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