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论功行赏,封爵是一件大事,排庙堂座次是另一件大事。
在高皇帝刘邦心中,萧何之功当属第一,但那些战功赫赫的武将们却认为大汉第一功臣的座次应该给曹参。
为平息众议,贬抑武将,抬高文臣,刘邦在朝堂之上很“粗暴”抛出了一个高论。
刘邦问众武将:你们知道狗吗?
众武将答:当然知道。
刘邦又问:你们知道猎狗吗?
众将又答:当然知道。
有这两句问话小过渡,刘邦开始发表他那著名的“人狗论”了,《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下了刘邦的这一高论。
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
布衣出身的刘邦,即便在庙堂上,说的也都是犀利大白话。刘邦的意思,你们这群“功狗”就别瞎嚷嚷了,只有萧何才是统筹全局的“功臣”,况且人家宗族数十人随我南征北战,这叫功不可没,知道吗?
然而,大汉刚开国那阵子,武将们是一身战功,而且还没怎么学会讲规矩,而刘邦虽然当上了皇帝,却离“一言九鼎”的权威还有一些距离,所以要搞定大事,除了拍桌子,讲道理,还得讲究一些办事艺术。
庙堂办事,怎样才算讲究艺术呢?
唱双簧。
找个心有灵犀的聪明人把老板不便直说的话掷地有声地说出来,之后老板顺水推个舟,事就既民主又漂亮地办成了。
跟刘邦唱双簧的这个人叫鄂千秋。再议功臣座次时,这个聪明的家伙站出来说,平阳侯曹参攻城掠地虽多,毕竟只是一时之绩,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王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败屡战,幸有萧何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汉军才得以复振,汉王才得以夺取天下,此诚万世之功也!诸公怎能以一时之绩贬抑万世之功?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尚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因此之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此话一出,刘邦立马表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鄂君说的太对了!朕意也是如此!
双簧唱到这里,众将还能说啥,嘴全让堵上了。
帝王刘邦很豪爽,但豪爽中藏着权谋,功臣第一的座次议定后,刘邦又做了一件事,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都说历史是面镜子,这面镜子极有价值的地方即在于它能照出世事的深邃与残酷,而身处其中的人又很难做到无懈可击。
所谓历史能教给后人智慧,很重要的一个要义就是它能照出人性的弱点,教后人少犯错,不犯错。
萧何是聪明人,但并非无懈可击,在刘邦赐给他如此殊荣时,他就犯了一个错误。
怎么个错法呢?
无限荣光之时,他忘了“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是大不祥。这种待遇向来是权臣的标配,带剑履上殿再朝前发展一步,就是与君王平起平坐,再夸张点就是取而代之。
整个汉朝,朝后看,有这个特权的无一例外尽是逼君弑君的权臣,曹操、曹真、董卓、司马懿等等!
忠臣萧何或许根本没有此念,但庙堂之上忠奸难辨,有其表往往就足够你人头落地了。
史家评价,这是萧何的一个差点致命弱点,不知止。正因为如此,后来刘邦三番五次地敲打他,下他大狱,其实根就在这里,并不是刘邦单方面猜忌造成的。
所幸,萧何醒悟的及时,最终只被刘邦修理了尾巴,而没有要他的脑袋。
品读这一段历史,所谓历史智慧,很多时候就是避祸保平安的智慧。哪个时代都如此,君臣、上下永远处于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中,作为君王刘邦,他最终的逻辑一定是先下手为强,作为功臣萧何,他最该有的逻辑应该是时刻夹紧自己的尾巴,松懈一时,有危险,松懈一刻,会丢命。
在这方面,张良就比萧何明智,坦诚,滴水不漏,极懂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