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失利之后，主将僧格林沁弃守天津正确吗？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失利后，主将僧格林沁最初决定与大沽炮台共存亡。最后在成丰帝的命令和大臣们的劝说下率军撤出大沽口，并且又放弃了天津，直接退到通州一带防守。事实是这样吗？弃守天津的危害是什么？
一、大沽口撤退
对于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失利后撤退，史学界存在分歧。但大部分人的意见基本一致。张瑞萍认为僧格林沁战败撤退是在皇帝“万不可寄身于炮台”的一再请求下，在军机大臣们“若不仰体圣意，实非忠君之道”的警告和“何今日专顾大沽炮台，置京师于不问”的指责下，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做出撤退决定的。
她认为这是保存有生力量用于日后战斗的做法，是明智的，不应受到指责。同时与岳飞应“十二道金牌”之召离开前线相对比，而人们只是批评岳飞的愚忠。而否定他是民族英雄、爱国将领。汪炳明也认为僧格林沁曾想“寄身命于炮台”，经咸丰帝一再严辞谕令才率军撤出。
王丽英、李光宇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僧格林沁和士兵以无可辩驳的勇气死守大沽，最后撤走，是清政府允许他做有限的抵抗，目的在谈判桌上增加讨价还价的资本，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社会里，是尊兽退到天津的，并非是擅自撤离大沽，也并非是贪生怕死。佟宝山也认为僧格林沁撤退是咸丰一而再，再而三的命令。临阵脱逃的不是僧格林沁而是咸丰帝。也有不同意见，陈德华认为是僧格林沁在关键时候保命逃跑，“不能为公家决一死战”，不是什么民族英雄。
下面笔者拟根据史实略作探讨。860年8月4日塘沽失守，僧格林沁对大沽南北两岸炮台能否守住已“实无把握”，所以上奏咸丰帝派重兵严守京畿一带，流鳝出将死守大沽之志。塘沽失守的第二天，咸丰连下两道谕旨，谕令僧格林沁“如果无可支撑，唯当设法酌撤”，督带士兵到天津防守，以守住京师门户。劝说僧格林沁“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怡亲王载垣等也致函僧格林沁“切不可计较一时之胜败”。
而僧格林沁认为不守大沽，回守天津会导致人心动摇，况且天津的炮位还不如大沽，要么“该夷在海外就扰”，要么“惟有一死相拼”。8月7日咸丰帝再次下达谕旨，要求僧格林沁不可“固执轻生”。载垣又致函僧格林沁劝他不要死守大沽，否则“实非忠君爱国之道”。8月1日石缝炮台和大沽北岸炮台先后失陷。
僧格林沁这才感到炮台“万难守御”，但他认为骑兵还可以拼死一战，故率军撤出大沽口。我认为僧格林沁的撤退有以下两个原因：一，咸丰帝一道道谕旨和载垣等王公大臣们不厌其烦地致函劝说，使素有“公忠体国”之称的僧格林沁，不得不遵旨做出这种选择。
僧格林沁看到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北岸炮台在敌人炮火下显得那么不堪一击。而此时敌人已经占领南岸炮台的后路大小梁子村，南岸炮台两面受敌，大沽口南岸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三，此时的他还迷信蒙古马队的威力，企图寻机与敌人“野战”，他认为炮台虽然失守，但“马步兵力尚堪拼死一战”，因为自从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来，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还未与英法联军真正较量过，他还不看好夷人的陆战能力。后来的张家湾之战和八里桥之战都是他所希望的野战，但却以失败告终。姑且不论僧格林沁为什么撤退，单就其撤退的这一行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没有谁否认在战场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战术是错误的。与其做无谓的牺牲，还不如保存实力寻找时机再战。假如僧格林沁不撤退，以他的以死相拼的信念必定是和乐善一样战死炮台，那么这种结果也只是成全了他忠君报国的信念，不可能对时局带来什么积极效果。
恰恰相反，由于僧格林沁是当时清朝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之一，“乃国家柱石之臣”。他如果牺牲，徒增加以咸丰帝为首的主和派的恐惧心理，必将加快统治阶级妥协投降的步伐，使英法侵略者获得更多的利益。
二、僧格林沁弃守天津
对于僧格林沁弃守天津，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一书中认为是“僧王之技已穷，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3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960年6月英法联军占据烟台之时，僧格林沁还是主张在天津设防的，‘将双港炮台全数运赴天津分设两岸，炮台炮洞水陆兼防所调山西兵二千名、天津镇标兵一千名及该处芦团练勇均已分守天津环壕”，并且“就近札委长芦盐运使崇厚管带”。
1860年7月30日，即联军在北塘登陆的前一天，联军船舰“一百数十只”陆续到拦沙江外停泊，这时僧格林沁依旧认为天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海口为咽喉重地，天津为京师屏障，均为紧要之区，自当慎之又慎”，“设使天津有警，京师必致振动”。自8月4日塘沽失守后，成丰帝及王公大臣们反复劝说僧格林沁不要死守大沽炮台，实在守不住就退守天津，“以固京师门户”。
但僧格林沁认为天津壕墙炮位远不如大沽，守天津不如守大沽。而长芦盐政宽惠在8月6日、9日两次上奏咸丰帝，坚决主张在天津设防，“京郡为京师门户，畿辅咽喉，设有疏虞，不堪设想”。1860年8月日石缝炮台和大沽北岸炮台先后失守，僧格林沁上奏成丰帝准备撤退到通州防守，但咸丰帝认为“天津实为透州门户，若非力扼天津，恐通州亦难安堵”。
命僧格林沁在妥筹天津防务后再撤到通州。僧格林沁于8月3日率军路过天津，撤到蔡村，等候朝廷命令。最后咸丰帝同意了僧格林沁弃守天津到通州设防。8月3日僧格林沁两次上奏朝廷，表明了自己弃守天津的理由。首先，天津地形不宜守。“天津壕墙周匿三十余里，处处皆可扑犯”。
时机不利，“秋成将熟，遍地高梁，天津环壕以外，尤为稠密，易于藏奸，我则不能看视”：其次，天津布防不严密。“天津府城滨海海河，虽有新筑环壕围墙，较之大沽不啻天渊”。“虽有大小炮位，为数无多，不敷分布且天津海河向无防具，一时制造安设，赶办不及”；第三，僧格林沁想寻找机会与敌人陆战。不再一株守营垒”。
僧格林沁认为“两年辛苦，费尽心血”耗巨资修建的大沽口炮台，竟然阻挡不住侵略者，那么在布防“较之不啻天渊”的天津必败无疑。所以他汲取了教训，想寻找机会“与之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这也是在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之前僧格林沁主张天津布防，两塘沽之战失败后却开始反对在天津防守的重要原因。第四，受清廷时战时和政策的影响，僧格林沁想将天津作为议和的地点，主动撤离防务以表示议和的诚意。
他认为既然天津不可守，那么此地应该是办理“抚周”的好地方，如果在天津与英法按仗失败后，办理抚局就更加棘手。所以他将天津的炮位、防兵全部撤退，“以示不疑，使该夷及早在天津就抚”。应该说僧格林沁放弃天津是有其战略上的考虑的，但这种战略上的考虑所依据的设想都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
首先，僧格林沁弃守天津的理由之一是寻找机会与敌人野战，这仍是“夷兵不利陆战”的思想在作怪，后来的张家湾之战和八里桥之战的惨痛事实表明与其和敌人“野战”还不如“株守营垒”。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一种盲目自信；其次，他的第二个理由是可以在天津议和。但英法联军侵略者的目标决不是占领天津，而是占领北京，迫使清统治者在高压之下签约，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罢手的。
侵略者叫嚣，“我们的大使不应该再停泊天津，这一次和约应该在中华帝国的首都，在北京城签订。只有在那里，才可能在牢靠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恒福丽去和巴夏礼会晤，巴夏礼取出“占扎天津”字样的告示，恒福说，我们是自动撤防，与广东省城被占领不同，怎么说是“占扎”昵。巴夏礼却狡辩“既未议和，即应仍行开仗，谅此处岂能挡我数万之兵”。
巴夏礼的意思很明白，你们撤不撤防都一样，都不能阻挡联军的进攻。可见英法侵略者对于天津自动撤防并不买账。在此处议和只是僧格林沁的一厢情愿而已。假如僧格林沁在天津防守，由于兵力和装备的悬殊，虽然清军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但可以消灭敌人一定的有生力量，减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进程，为通州到北京沿线的设防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三、总结
总之，僧格林沁弃守天津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导致英法列强占据天津，东威京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但并不像赘漫野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自保身命”。纵观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之战前力主抗击英法联军、战斗中率军痛击侵略者、战役失利后仍愿誓死保卫大沽口的表现，把僧格林沁弃守天津看作是“自保身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