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重农抑商的表现，秦朝重农抑商的举措有哪些

秦朝“重农抑商”的观念由来已久。强调农业没问题，但值得商榷。人们通常认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这种观点并不客观，甚至对秦国有偏见。

首先，所谓“抑商”，其实只是“重农”的辅助政策，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重农。隆隆作响的秦国战车要想完成统一的历史进程，就要继续进行兼并战争。打仗需要强大的农业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这就需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商业，防止其过度兼并农田，与农业争夺劳动力。所以，与其说秦“抑商”，不如说是“限商”。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逐渐成为中国统一的计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统一货币、火车和铁轨、度量衡等。全国各地。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而不是阻碍和约束它们。

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专门管理市场的《金部法》、《管市法》等完善的法律，这也反映了秦国(秦朝)商业贸易管理的成熟。

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农业是商业的基础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农耕时代，农业是第一产业。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朝代和国家都把“重农抑末”作为基本国策。重视农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基本国策，包括中国！据官方记载，除了商朝相对重视商业外，其他时期大多采取抑商策略。关键问题是“重农抑商”是否来源于“重农抑末”的观念，这两种看似相似却相距甚远的说法所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异。

对农业含义的主要解释是一致的，最后一个词代表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包括商业。可以考证的是，商鞅(包括《管子》、《荀子》)所界定的农业范围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总称；最后代表奢侈品和流通环节。问题出在“打压”二字上。

从字面上看，打压基本上就是控制，打压，打压。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文字的奥妙很深，不同的引用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打压”这个词也是一样的。方言解释为“安定”，而墨子的“亲士”则是“既被其国所抑，又丑陋。”克制也被解释为安全。可以说秦国强调农业和安全吗？

管仲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也是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战略家。他重视国家的经济和农业发展，讨厌空 talk，主张强兵是富国。齐国的改革大大增强了国力，被后人称为中国的第一阶段。正史记载他是道家人物，所以后人也称法家为道家的一个分支。细节可以自己拍，这里就跳过了。公认的法家始祖也主张富国，重视经济工作，实行政治改革，使魏强大起来。

商鞅变法带来的成就几乎涵盖了整个国家体系，包括农业、制造业、科技、政治和军事。只对业务采取严格限制？其实商鞅变法的内容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只是可能被我们不自觉的忽略了！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与车同轨，统一计量和货币是商鞅在秦国改革的核心。统一计量和货币，侧重于商业和流通。法家改革从来都是全面立体的推行，不可能忽视商业积累财富的重要性！

商鞅变法前，秦献公率先改革土地所有制，禁止人祭陋习，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在孝的时代，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时社会上的商人重利轻劳，放高利贷，甚至低价买粮高价转卖，获利丰厚，偷税漏税也很普遍。它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也伤害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开始羡慕商人不愁自己生意的盈利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充分发挥了法家在经济和法制上的独特性，立即出台了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和打击不良商业行为的措施，将秦六律改为秦六律，禁止商人买卖粮食和非法借贷，禁止农民和官员经商，奖励种粮大户以爵位，设立商品流通的专业市场，统一征收20%的商品税，有效地遏制了不良风气的蔓延，使国内经济迅速发展。

同时也保护合法的商业行为，甚至有专门的破产保护！秦重农抑商实际上是镇压了非法经营，理解为重农安还是重农安更合适！

此外，秦国一些商人或商人出身的人的地位之高，也是其他六国乃至后世所罕见的。众所周知，吕不韦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商人大家。他通过“投资”生活优裕的庄襄王子楚成为秦丞相，又在始皇帝即位后成为秦丞相，所谓“管仲”，专断国事。有学者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人”，这说明吕不韦在秦国并没有因为商人背景而被排斥和轻视。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秦国两位大商人乌石洛和巴寡妇卿的事迹。武洛做畜牧生意发了财，他的马、牛、畜的数量甚至不是以几匹马来衡量，而是以山谷来衡量。秦始皇对武士夫十分礼遇，说“在适当的时候，你对君主应该比对臣子更恭敬”，地位不亚于王侯将相。

巴寡妇卿把家族的采汞事业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让秦始皇对她的礼遇肃然起敬，甚至还为她建了一个纪念台。商人出身的吕不韦能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而秦国的那些商人能够抵御宛城，扬名天下，足见当时商人的独特地位，而不像后来一些朝代的“贱商”。

总之，在秦国(秦朝)，商业贸易的发展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凋零，商人的地位也没有那么低。秦对商或商人的政策，不能简单用“抑商”来概括，同路人读史不得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