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考古最新重大发现，夏朝天文
夏朝文字至今未找到，难免有历史缺陷。但通过考古手段得知，从仰韶到龙山发现了数十个刻符，应该是文字的鼻祖。传说仓颉创造了黄帝时期的人物，考古证明可能性很大。从黄帝到夏朝发展了很长时间，所以甲骨文这种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一定是在夏朝的基础上成熟的。没有夏文字，商代甲骨文就不可能诞生并突然成熟。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临汝景山公园、洛阳英利等地的陶器、石骨上发现了50多种雕刻的“符号”，仅二里头遗址就有20多种。有些类似甲骨文，有些结构和现代汉字一样。它们应该算是字符，但我们还没能破译。
中国先秦史籍显示，许多史料都引自夏树，也就是说，夏朝不仅有文字，而且有以文字记载的法律书。《左传》引用夏树的话说，在钟康时期，苏芳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惊恐万状，敲锣打鼓，四处逃窜，以为发生了自然灾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说明在4000年前的夏朝，人们就已经把天文观测列为国家政务，与祭祀活动同等重要，并设立了司天官职从事这项工作。
据史书记载，自尧舜以来，和贺两大氏族世代掌管天地四时，观测天文地理，为农业生产制定历法和节气。但在夏朝，自太康以来，由于皇帝本人不问朝政，吊儿郎当，许多官员严重失职。这一时期，西河、和氏璧两大宗族也趁机在私镇饮酒作乐，疏于职守，导致历法混乱，失误过多。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提前预测到发生在仲康时期的日食，造成了全国的恐慌。
然而这种失职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太平毓兰七年》“石喻钩其命，曰‘群星若满珠，冰环似墙’。”“这种特殊的天文现象是指五大行星在夜晚以非常近的距离逐渐相遇空，或者像耀眼的宝石或明亮的拱门，壮观而不寻常。古代统治者认为五星是五德之主，所以把“五星合”视为吉祥之兆，借机大出风头。其程度、动态和灾难性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作为一种警示。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五星聚于时”天文计算项目交给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试图通过计算这一天文现象的年代来证明夏朝。科学家利用美国APC软件公司开发的最新电子技术，围绕初夏历前后1200年的范围进行搜索，发现在公元前1953年2月，出现了五星汇聚的天象。
电脑显示，从当年2月中旬开始，每天黎明前，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行，令人眼花缭乱，触目惊心。这种奇怪的天文现象持续了近一个月，尤其是在2月26日午夜，五颗行星几乎聚在一起，发出银色的光芒。天文学家据此断言，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罕见的“纬度汇聚”，即五星汇聚现象。起初，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向真”，暗示皇帝正在崛起，一个新的王朝将建立。
现代研究证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多来自实际观测，应该基本可靠，但也不排除被统治者出于其他政治目的篡改或附加的可能。因此，从“五星聚于时”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计夏朝的参考数据，而不能作为确切的日期。制作历法始于夏朝，现在保存在中国《大戴笠》中的《夏郑潇》是最早的夏历。
分为经文和传记两部分。据现代学者考证，经书记载的内容是夏朝的历法和百姓一年的生活状况，而传记则是战国至秦汉文人的注解。夏朝以农业经济为主。为了适应农时的需要，夏人学会了观察天象，掌握气候的变化，用记日的方法编制了《夏郑潇》。它是一本月历，详细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的物候和农业活动，以及星星的出现、候鸟的交流、植被的辉煌和虫鸟的鸣叫。
根据经验，每月农事活动的一般安排是在夏历中规定的。比如第一个月，万物复苏，蛰虫开始出土，大雁北上，柳树发芽，农民开始打理田地。三月:大地焕然一新，桑树发芽，白杨发枝，斑鸠鸣叫，养蚕开始。七月:芦苇盛开，池中长出浮萍，雨季来临。八月:瓜果满枝，瓜果满园，是收获的季节。九月:大雁南飞，各种动物开始进入洞穴准备过冬。
十月:抓野生动物的时候到了，乌鸦飞来飞去，夜晚变长了。11月:商旅不行，一切不通，国王开始打猎。他们拿出精良的弓箭，麋鹿一只接一只地倒在他们的身下。这些无疑是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界季节变化的总结，是为了适应农时的需要而制作的，所以这部历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传说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夏建阴，股建丑，周建子”，即夏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商放在冬至后的第二个月，周放在冬至当月。长期的实践证明，在三种历法中，夏历更符合人们的生活规律，便于农田管理，所以沿用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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