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文化研究中,龚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大禹研究,还是夏朝历史,愚公都以恢弘的大局观,论述中国的地理、风土、土特产,以及治水相关的山川、河流、地形、土壤、物产,成为大禹和夏朝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
然而,历史研究证明,《龚宇》只是中国战国时期魏人的国家规划蓝图,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和理想。写这篇文章的人“龚宇”在统一了当时诸侯一统天下的局面后,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方案。这是一个宏大而周密的计划,不等于通常的,所以称之为大禹,希望能真正实施。司马迁编撰《史记》成为大禹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龚宇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夏朝历史的研究。
龚宇的记载被否定了,那么大禹和夏朝是不是完全被否定了?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大禹和夏朝的真实存在,愚公才被战国伪装成大禹,以实现国家治理的宏伟蓝图,实现国家统一天下。
愚公的真实性被否定了,对大禹夏朝的历史研究必须重新评价和认识。一切以和战国时期魏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的夏文化研究成果都必须彻底抛弃,以促进夏文化研究的深入,使之步入正轨。
多年来的考古事实证明,黄河流域河洛地区的夏文化研究已经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出现了否定大禹、夏朝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想。如果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研究,不顾事实和以往的考古成果,不仅浪费个人的精力,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还会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走向虚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认真对待。
种种迹象表明,夏朝是一个从渔猎到农耕的文明,在高度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的中华文化。高度农业文明中积累的丰富物质财富,使华夏部落走出了为生存而生存的原始生态,逐渐形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形态。
华夏部落形成的高文化,成为影响周边氏族部落的标杆,成为夏朝形成的向心力。它是一种由高度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文化、周边影响的向心力和文化观念的共同认同所产生的辐射。这个过程是逐渐建立和形成的,是姚舜禹建立的文明社会形态,被四方各氏族部落所接受和认可,形成了以夏朝为标志的大集团国家形态。
这种民族形式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华夏文化是一种不同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和欧洲游牧文化的文化类型,其中农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群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业政策思想、农村经营制度等等。
历史上,游牧文明往往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突然消失。对中国近百年来发现的文化遗址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成就。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历史传承性和地方民间性,不仅赋予了中华文化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服从天道,镇守田园,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掠夺的战争技能,需要掌握农学和园艺才能丰收;我们期待风调雨顺,创造和谐的环境。在农业文明建立的夏朝,夏朝的都城不会轻易变动,这与游牧部落和商人建立的夏朝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夏朝迁都频繁,就像商朝迁都一样,使夏朝研究成为无的放矢的根本原因,这是根本错误的。
因此,为了破解夏朝和中国的历史,我们必须放弃游牧部落居住的龚宇和黄河中上游的影响。只有以适合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生存、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丰富的淮河流域为重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这是夏文化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违背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只能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