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知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历史与学术意义
重大考古发现始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此前被学术界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宫遗址下发掘出一处年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大型建筑遗址，将中国最早的宫城时代提前了约百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队长徐宏说，这个建筑基址，也就是现在的3号，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结构复杂，规模巨大。宫城占地10多万平方米。就史料的理解而言，它是中国古代最早有明确规划的都城，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体系。
后世中国古都城市的建筑体系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二里头遗址，比如纵横交错的路网、方形的宫城、宫城多组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个院落的布局、南北朝向的建筑方向、土木建筑技术的某些方面。
此外，在宫区主干道上发现的车辙痕迹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车辙遗存，将中国两轮车的出现时间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全长70多厘米，由2000多块形状各异的微小绿松石片拼接而成。其劳动力之庞大，制作之精美，体积之大，在我国早期龙像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一发现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意义重大，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中国是地球上少数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四大文明古国历史不间断的国家。然而，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有公元前841年的周厉王。
一些西方学者和古代怀疑论者曾经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于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一种食肉动物)，甚至声称东周以前没有信史，一下子把中国的历史缩短了一半，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国家在“九五”期间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明确夏商分界和夏朝历史脉络。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其争论了40年。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跨学科研究，以及考古新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确定夏文化从公元前21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6世纪，后被商代取代。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清晰地写出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索到的中华“家谱”。
现场争议
关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四期部分或全部是夏遗民的遗物；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二期遗址为夏文化遗址，三、四期为商汤都城遗址。
约会结果
一般认为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址，三、四期为商汤都城，这是受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学的影响，因为根据中国考古研究所2005年和2006年使用的系统断代法，二里头遗址的碳14断代仅限于前1750年至前1500年(大部分断代时间落在前1730年至前1720年之间)。第四个时期是从1560年到1520年。但由于二里头一期起步，二期发展，三期兴盛，四期衰落，一至四期连贯发展，中间无断层，二、三期不宜作为夏商分界点。显然，夏商朝的分界点在第四期。
这样，结合古竹书编年史，496年商朝共有29个国王(两汉皇帝都超过12个，但史书都是用前汉十二帝和后汉十二帝来介绍两汉皇帝。对于商朝来说，少了一个王，可能是抄错了，也可能是一个王没认出来)。从1046年到1542年，正好落在四个时期的中间。
著名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宏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不是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有一个从无中心无核心文化向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过渡的过程，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个节点。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或者最大，而在于这个从多元到融合的历史转折。
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道路网、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方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都是在这里发现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就足够了。我们暂且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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