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汉文帝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曾经有一个很烂俗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犹豫，立刻就给出答案：

如果能穿越，你想回到哪个朝代生活？

汉文时期。

或者说，文景之治。

汉文帝，以“不争”为“争”，以“无为”成“有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推选出来的皇帝，其开创的文景之治，是君主社会第一个盛世，被史学家称之为一代仁君。

三十税一，缇萦救父……广恩博施，躬俭自律，宽厚仁孝，与民休息，这一系列，都与汉文帝密切相关。

如果说，没有文景时代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也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北击匈奴。毕竟打仗是需要一定经济实力的。

从发展经济的规律来看，减税恰恰是搞活市场、发展经济的关键一招。表面上税收少了，实际上却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市场主体，最后实际上人口大大增加了、农业大大发展了，税收也就有了更多的活水源头。

史书记载，文景时代国家粮仓丰满，国库里的大量铜钱，因为多年不使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得钱多了，已经无法计算。

所以汉文帝不只是减税，有的年份甚至取消了田租，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面既有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也深深表现了其体恤百姓。

翻开《史记·孝文本纪》，不难发现，汉文帝能开创“文景之治”，不外靠三招：减刑，罪己，宽言。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6日），西汉第五位皇帝（不含西汉前少帝、后少帝则为第三位【汉朝一共29位皇帝，为何其中4个都是“汉少帝”？】，前180年～前157年在位）。汉高帝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异母弟，母为薄姬。薄姬原为魏王魏豹一小妾，后魏豹被韩信所灭，薄姬被俘送入皇宫，刘邦见其有几分姿色便将其纳入后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是汉文帝有超前的普价观吗？

不。

成为汉文帝之前的刘恒，本来对最高权力没野心，他母亲薄太后见惯宫廷的腥风血雨，信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想跟儿子偏安一隅，过过现安岁静的生活。汉高祖11年（前196年），年仅8岁的刘恒受封为代王，封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责。没成想，一场血腥政变之后，各方势力所能达成的最大公约数，竟然是“不争”的刘恒。西汉高后8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皇孙刘章携手诛灭吕后余势，接刘恒到长安继皇位。

刘恒的四个嫡子为什么会在刘恒继位后相继病死？

这帝位几乎是捡来的，刘恒半信半疑坐了上去，始终都战战兢兢如坐针毡。刘邦8个儿子，在他死后八个儿子几乎不得善终

周勃拥立汉文帝有功，为何汉文帝即位后要整他

所以，夜入未央宫，席不暇暖，他下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当然这只是惯性操作，帝王即位，谁都想玩一下大赦天下的把戏，只不过刘恒加了恩，赐每个成年男子一级爵位，没爵位的女性，一百户赐牛一头，酒十石；然后，开放五天的戒酒令，准许百姓敞开来喝。

要知道，“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若没皇帝特批，那时候的饭醉真是犯罪。

如果说，以上都只是小恩小惠，那么，正式即位才两个月，刘恒就开始玩真的。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他对负责司法的官员说，法律是治国的准绳，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暴力，引导向善，但咱们的现行法律不但处罚犯罪之人，还要株连他们那些无辜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甚至把他们发给官家为奴，我认为这很不可取，你们说说看。

大汉草创，因为那些大臣比如萧何等也都是秦朝旧吏，革命虽然成功了，立法基本还是照搬秦律，包括连坐之法也全盘继承，刘恒认为，这很不人性化，得改。

没想到，所谓金口玉言，竟直接被大臣怼了回去：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必须立法来禁止他们犯罪。亲属连坐，就是要让那些想不法分子有所顾忌，明白犯法的成本太高，把犯罪行为掐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按原来的吧别改了。

刘恒不是他爹刘邦，还没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也可能他上位后并没有显示威权的一面，所以大臣敢跟他正面刚。但刘恒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大臣反对，他也没摆出皇权的威严加以压服，而是从道理、逻辑上争取说服他们：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箻，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我听说，律法公正，判罚得当，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再说，引导百姓向善，本来就靠官吏，官吏既然做不到这一点，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处罚他们，这么做，反而会逼得百姓更选择暴力，怎么可能制止犯罪？这样的法律，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正当性，你们再想想吧。

皇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官员们也不都是蠢驴，再说宽刑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坡下驴：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陛下对百姓的恩情比海还深，功德无量，这境界真不是我们当臣子的能企及的。臣等一定遵旨，废除连坐法令。

这一段君臣之间的辩论，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奇葩说这里的“奇葩”取它本来的褒义：奇特而美丽的花朵，比喻出众的人物及其言行。

当然，废除的只是一般罪行的连坐，不包含大逆之罪。比如汉文帝十六年，赵国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忽悠刘恒，事发后就被判大逆之罪，夷三族。

除了废连坐，汉文帝任上还废除了更古老的肉刑。

这事跟一个著名的孝女缇萦(tíyíng)有关。

缇萦是齐国太仓令即管理粮食的官员淳于公的女儿。这里说的齐国，是汉文帝异母哥哥、也就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封国，当时是刘肥的孙子刘则在当齐王。汉文帝十三年，淳于公犯了罪，不知道是贪腐还是渎职，按当时法律，齐国无权擅自处理，得将他解送长安，由朝廷定罪。

淳于公无子，生了五个女儿，缇萦最小。她知道父亲上京必受肉刑，决定孤身犯险，千里随父到长安上访，直接上书汉文帝：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齐国人都夸我父亲为官廉洁公正，现在他触犯法律，应当受刑，我伤心的是，死者不能复生，受了肉刑肢体断了不能再接，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我愿意入官府当奴婢，来抵偿父亲该受的肉刑，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满满的感动，立即下诏：

……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现行法律中有各种残酷的肉刑，比如刺面、割鼻、断足等，可是违法犯罪仍然屡禁不绝，问题出在哪儿，不就是因为我做不到以德治国吗？现在百姓犯了罪，还没进行教育就开始刑罚，有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用酷刑割断犯人的肢体，终身不能复原，实在太不人道了。我们号称民之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心吗？废废废。

这次再也没大臣反对了，诏令一下，肉刑即除。

今天看来，这事的神奇之处，不在于缇萦这样的一个弱女子怎么走完从临淄到长安的两千里路，而在于她跟随押解队伍去上访，齐国方面竟然没派人截访，而她的信也能直接上达皇帝，实在不可思议。

刘恒废连坐、废肉刑，会不会只是故作姿态忽悠百姓？

班固的《汉书·文帝纪》虽然基本照抄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但对此事也有补充，说汉文帝时期“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断案上百件，多次都置刑法于不用。

曾经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成语，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用在刘恒身上，庶几近之。

汉文帝：建造露台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就不干了！

汉文帝在做代王时，常与百姓接触，深知百姓疾苦。尤其是经历了秦末战乱、楚汉战争，百姓早已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的百姓更多的是需要休息，需要疗伤。深知基层疾苦的文帝，顺应了这个大势。

个人生活方面，刘恒可能是最朴素的帝王，后宫中吃穿用度能省则省，死前还立下遗诏，叮嘱丧事从简，严禁铺张浪费。

据史记记载，汉文帝以节俭著称，做到不扰民、不害民，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时时作天下之表率。“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

平常只穿黑色丝绸，最心爱的慎夫人，衣服长度，从不拖到地面，床帐上从没有刺绣。用最朴实的生活，做天下的表率。

刘恒一生专心以恩德教化人民，所以天下安宁，家家丰裕，人人富足。

对于一个封建帝王，这种表现非常难得。有这样一个汉文帝不建露台的小故事。

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有一次，文帝打算建造一座露(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露台干什么呢?”

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就说不干了。如此体恤百姓，何愁经济不发展？形成了“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我们能过元宵节也许要感谢汉文帝

正月十五，迎来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元宵节”。那么，正月十五为何称为“元宵节”？这个节日为何要吃“元宵”？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据说是汉文帝时为“平吕”而设。公元前180年，大臣周勃、陈平扫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拥立汉文帝刘恒登基。因为汉文帝登基的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值得纪念，因此刘恒大赦天下，与民同乐。以后每到这一天的晚上，皇帝都要出宫游玩，张灯结彩，与民同乐，以示庆贺。因为那时人们把正月还叫“元月”，把夜晚叫“宵”，所以叫“元宵节”。到后来，司马迁创立《太初历》时，把元宵节定为重大的节日。

“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花灯，猜灯谜，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那么，元宵节为什么要吃“元宵”呢？根据史书记载，吃元宵的习俗最早见于唐五代，那时称这种食品叫“面茧”或“圆不落角”，用糯米做皮，其中夹糖馅，与今天的元宵相似，后来因为是在元宵节吃的特定食品，干脆就叫“元宵”了。

元宵节吃的这种特定食品，北方人称元宵，在南方则称汤圆。专家表示，不论是元宵还是汤圆，这些名字与“团圆”音近，取团圆和美之意，又逢十五月圆之夜，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来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

除此之外，按司马迁的记载，刘恒也有可能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

第一次，是他上位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连续发生了日食和月食，这事放在今天根本就不是事儿，但在当时，可就是“天有异象”了。帝王乃天子，君权神授，天有异象，一般都认为是上天在向帝王示警：喂，你超纲了，别忘了，老天爷在看着你。

所以，刘恒赶紧下罪己诏：

……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

我以微弱之躯挑此重任，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我，各位大臣就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但我治国无能，使日、月、星暗淡无光，实在是德不配位。接到我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到底错在哪里，凡是你们知道的、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

第二次，是上位第十三年，刘恒又废除了一个专门替皇帝背锅的职位：袐（bèi）祝官。

祕祝是秦相吕不韦设立的官职，当天下发生灾难，或帝王有了过错，该由帝王担责的时候，就将这罪过推给指定的臣子，由他来承担，这过程就叫“袐祝”。汉朝也把这制度继承过来，但刘恒觉得这样很不妥，说：“我听说，天道乃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做错什么，也应当由我一人承担。现在秘祝官把所有过错都甩锅给大臣们，这么做更加彰显我的无德，得不偿失，废废废。”

此后，刘恒又在十四年、十九年，两次下诏罪己，不断强调“朕甚自愧”、“朕不德”、“朕既不明”、“朕之德薄”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惭愧、我缺德、我昏庸古往今来，你可曾见过还有哪个帝王跟他一样这么频繁自责的？汉文帝陵墓被认错七八百年，霸陵就是江村大墓

虽然这里面不乏作秀成分，但作秀自黑也是需要魄力的。

减刑、罪己之外，刘恒最让今人浮想联翩的，还是“宽言”。

上位第二年的三月，他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废除言论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传说远古时候，尧治理天下，特意让大臣在朝廷外面竖一旗杆，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建议，站在这旗杆下面说，朝廷专门派人在旁边负责记录，这根旗杆，就叫“进善之旌”。

尧还让人在另一个地方立一块大木板，谁对朝廷有不满，都可以在上面刻字表达，也有人负责收集这些批评意见，他跟大臣们再分析研究，有则改之，无则不秋后算账，这就叫“诽谤之木”（诽和谤的原意都是指责和批评，这制度一直延续到秦朝，被秦始皇废除了。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华表，前身就是诽谤之木）。

刘恒认为，让想说话的人有地方说话，自然就招来敢言之人。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居然还有诽谤朝廷、造谣惑众之罪，搞得连大臣们都不敢说真话了，我怎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怎么能招来真正的能人？还有，百姓中有人聚众骂皇帝，后来有人去告密，有关部门就定性为大逆之罪，实在太过分了，从今以后，“诽谤妖言之罪”一律废废废。

（眼睛好像进沙子了，容我擦一下先……）

时年四十六岁刘恒逝世，遗诏告天下

公元前一五七年，夏季，六月一日，西汉王朝皇帝刘恒（终年四十六岁），在未央宫逝世。

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在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

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考古研究认为霸陵（有时写作灞陵。灞，即灞河。因霸陵靠近灞河，因此得名）位于“江村大墓”，属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即今霸桥区席王街办毛窑院村，当地人称为“凤凰嘴”。汉文帝陵墓被认错七八百年，霸陵就是江村大墓

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既然有生，必然有死，死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和万物自然的归宿，有什么悲哀？”

“当今世界，人们都庆幸活命，厌恶死亡，以致使葬礼成为一种严重的奢侈浪费，人们为了陪葬丰富，往往弄得家产破败。守丧的时间太长，全家生活，都受到了伤害。”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既然缺乏恩德，对人民没有什么帮助，而今去世，却令世人为我受苦，更是增加我的罪过，怎么对得起天下？”

“我被允许承担保护祖先祭庙的责任，以渺小的身躯，居天下君主之上，有二十余年。感谢上苍神灵，国家福气，境内一派升平，没有战争。”

“我不聪明，但总是害怕自已的行为，玷污先帝盛大的恩德。也害怕寿命太长，辜负此心，而今，幸而得以享尽天年，将追寻先帝在天之灵，还有什么值得哀念？”

“我下令天下官民：遗诏颁布之时，哭临祭礼，以三天为限，三天之后，脱下丧服。不可禁止人民嫁娶，不可禁止人民祭祀、饮酒、吃肉。”

“凡是哭临祭礼的，不必赤脚，头上系的麻巾，脚上扎的麻绳，不可超过三寸。”

“出殡时，不要出动车队跟军队，不要发动人民到宫殿哭泣。应该到宫殿哭泣的亲属或官员，早上和晚上每十五个人一组，致祭时才哭。”

“祭罢，即应停止。除非是早晚规定时间，不准任何人擅自到祭坛哭泣。”

“安葬之后，应穿九个月丧服的，改穿十五日，应穿五个月丧服的，改穿十四日，应穿三个月丧服的，改穿七日。期满就脱下。”

“霸陵山川，仍保持原状，不要更改。我的姬妾，‘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送她们各回各的娘家。”

儒家谈古明君，言必称尧舜，但尧舜毕竟是半信史时代的人物，其事迹有多少可信度，实在不好说。而汉文帝刘恒，却真真是一个零差评的皇帝。明朝的海瑞曾说过：“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只有汉文帝。”曾国藩也说他是“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这些话，也不是凭空溢美，都有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而在司马迁眼里，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句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就是以仁德感化百姓，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说实话，文景之治到底怎么样，是否真如史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不得而知，读史当然要多个问号。但是，司马迁写史，对刘恒他爹刘邦的流氓行径毫不留情地披露，完全不顾及“本朝开国皇帝”的面子，在今天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也就让他对刘恒的赞美，有了更大的可信度。

跟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汉文帝也许不算一个多么伟大的君主，但相信活在他治下的百姓，要比活在这些“伟大”帝王的时代幸福指数高一些。而刘恒所做的，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是把自古以来掐在百姓脖子上的那只大手放松了些，让百姓有了呼吸、说话的自由，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可见，百姓需要的，并不是伟大。

在中国历史上，刘恒算是第一流的君王，他在任期间，全国犯重罪的记录曾经跌到一年只有几百人次，以致国家司法部不得不考虑取消刑法；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在刘恒手中，尘埃落定，人民终于得到和平，而他的朴实的生活，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好榜样。

玉躬耗寒暑，群望崇圭璧。

仁祀盛黄缣，礼坛优绀席。

惫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

岂劳诵赋臣，宁用观涛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