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不但不是好人 还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
王亚南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可谓贪污史，此言不虚。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充斥着仇恨，只要谁反贪官，谁的人气就特旺。所以，今天，仍有不少人推崇朱元璋式反腐。如果我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甚至会有人打抱不平，因为朱元璋至少看起来是对腐败痛下杀手的。的确，鲜有人把朱元璋看成糟糕的皇帝，更不要说最糟糕的皇帝。要说最糟糕的皇帝(或君王)，也该在桀、纣、秦二世、隋炀帝及朱元璋那些不肖子孙皇帝中遴选，何至于轮到朱元璋？
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痛恨源自于他的生活经历。朱元璋被自卑作践的帝王。众所周知，朱元璋家境贫寒，当过和尚，也当过乞丐，他对民间疾苦和贪污造成的恶果有着无比清晰的认识。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对腐败表现得最为痛恨的皇帝。之所以说是表现，是因为我们无法窥知其内心，而只能通过其反腐手段来猜测。他在当上皇帝之后，对来之不易的生活无比珍惜，他绝不允许贪污腐败之流败坏朱家天下，故而，对贪官污吏采取了近乎“暴走”的惩治措施。朱元璋的反腐手段极其严酷和残忍，用流行的话说，可谓“零容忍”。贪污60两白银（相当于现在12000元），就要枭首示众。甚至，剥掉贪官的人皮，在人皮内填装草料，以警示现任官员。这么一来，官员可真吃不消了，别说收受银两，就连一件衣服也会被问罪，还有甚者，只收了笔墨纸张最终也难逃厄运。朱元璋秉承“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宗旨，在官场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贪风暴”，引起官场震荡，一时间，所有官员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就葬送自己的前程和性命。官员，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职业突然间成为“高危”行业。不可否认，明朝的反腐手段是最为严厉的，但是，明朝也是最为腐败的王朝，这是对朱元璋反腐的莫大嘲讽。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便对非法、丑恶现象零容忍，但如果方法不当，也无法使其消失，甚至还会使其蔓延、扩大，千里之堤亦不免毁于蚁穴。
为何至此？因为朱元璋带头破坏了中国本来就极其稀薄的法治因素，致使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种只听令于具体权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去反对另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这种反腐手段是彻底的人治。它必然导致这样的政治格局：反腐者最有权力；进而，反腐者最腐败，比其他腐败者还腐败，并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腐败不可遏制，社会动乱、崩溃。
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朱元璋，笔墨不多，一个暴戾粗鄙的帝王形象浮于纸面，滥杀功臣，搞恐怖政治，专制独裁，对读书人极尽羞辱之能事。在他这种酷政及影响下，中国社会深陷600年的专制泥泞中，无法自拔，知识分子的那点脊梁也从此被彻底打折了。教科书描述一向偏颇，唯独对朱元璋一点都不冤枉，他的坏有过之而不及。
《明史》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吴晗在其著述《朱元璋传》中的章节《皇权的极峰》中评价朱元璋：他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排行榜中，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一位有争议性的皇帝，诸多历史名家、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都对这位乞丐皇帝展开反复深入研究，他确实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他绝非雄主，而仅仅是权力的野兽，自私自利发挥到极致的小农。任何一个小说家也写不出这样的人生剧本，他是一个复杂人性的历史折射。
朱元璋，平民出身，爹娘和哥哥都被饿死，没钱买棺材，没地葬亲人，凄惨之境让人忍不住落泪。前半生历经千辛万苦，遍尝人世冷暖，当放牛娃，当和尚，又当乞丐，当上门女婿，人生开始开挂，在群雄混战中，他靠摘桃子取胜，北上驱逐蒙元入大漠，恢复了汉室，他是生活简朴，最勤政的皇帝，是最恨贪官污吏的皇帝，但是，他却根本不值得称颂。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刚开始大家都报以极大期望，认为驱逐鞑虏，恢复了汉室，华夏文明再次昌盛指日可待。岂料朱元璋只将天下视为自己朱家的天下，而非汉人的天下，他为巩固皇权，不仅废除了丞相，而且开始滥杀功臣，李善长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每一个案子都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给他打江山的人，很少有善终的。老天爷实在看不过眼，干脆收走了太子朱标，让他也尝一尝失去亲人的滋味。
诚然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完成了中国“最励志”的个人创业，从个人奋斗史，朱元璋确实是个牛人，从一个底层农家子弟出身，还做过乞丐，当了上门女婿，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是底层逆袭的完美典范。但他只实现了自己逆袭梦，明朝是朱家天下，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倒退的一朝。14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朱元璋这个乞丐上台了。虽然身份地位改变了，但是贫苦的出身，没有文化，贫穷留给他的烙印，一直禁锢着他的乞丐思想，一代暴君朱元璋没有功绩也没人品与畜生无异，成为一个用军事思维治国的偏执型人格患者，被自卑作践，心胸狭窄，性格扭曲心理变态，终其一生都未改变！朱元璋在当上皇帝后，在历史上所有作为几乎都是历史倒退，毫无进步可言。
中国有句老话：土包子开花更厉害。鲁迅就曾这样评价朱元璋，他说：“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摆的架子，恐怕要比主人还十足，还可笑。”朱元璋之前打仗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后当了皇帝，反倒把前朝尊称为“大元”了，你说奇不奇怪？其实也不奇怪，朱元璋发现跟着蒙古人学当皇帝，更有成就感！比如让群臣跪着面奏，惹皇帝不高兴了就廷杖，打他们的屁股，既能出口恶气，又能羞辱他们。唐宋时期，群臣议事可不是这样的，人家大臣不跪皇帝，更没有廷杖之说。唐宋的皇帝，不需要靠践踏臣民的尊严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朱元璋的自卑心理：性格扭曲心理变态。
朱元璋作为出身苦不堪言的皇帝，坊间传言他生活节俭，为历代皇帝中最抠。
传说，有一年某个地区闹灾荒，朱元璋和他的后妃子孙们只吃蔬菜粝米。朱元璋不但不肯吃好米，还让人在宫里开辟出一块地来，用于种菜，由此，平时他自己所吃的菜蔬就解决了。早膳一菜外加一道豆腐，晚膳最多四菜一汤，日复一日，一直不曾更改。
又有民间故事：有一年马皇后过生，朱元璋在宫里宴请群臣，等大都家到齐后，令人上菜，本以为皇后生日，肯定会特别浓重，满桌的山珍海味，结果端上来后，群臣却很惊讶，与自己想的相差如此之大。每桌只摆四菜一汤，分别为萝卜、土豆、两碗青菜以及一碗撒了些小葱的豆腐汤。各位官员见此情形，脸上有种说不出来的表情，同时心里忐忑，在想这是什么宴席。
朱元璋的节俭，不只表现在吃上面，在穿住用上面也很讲究。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和大臣们议事后，挥挥手让太监去他的寝宫，不一会儿，那太监捧着一块被单出来了。朱元璋接过被单，展开让大臣们看。大家一看，整个被单五颜六色，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意思是说：这件被单是用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做成的，如果把这些边角料丢弃实在太可惜了。
大破陈友谅，将士们在陈友谅武昌城的皇宫中，缴获了一张富丽堂皇的金床，可是这张床被献给朱元璋后，朱元璋大怒，当即命人将其毁掉！按照惯例，皇帝的车舆应该是镶金的，但是朱元璋只用铜代替，而且床上的装饰也很朴素，没有雕龙镂凤，和中等人家的床榻一样。
朱元璋最见不得别人“糟蹋”衣物。据说朱元璋看到一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漫步，他气得把他大骂一通。他的一个近侍穿了件华丽的新衣，朱元璋看到就问他：“这衣服很贵吧？”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写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他是平民皇帝，节俭标兵皇帝了？
比起上面传说中的节俭，比起朱元璋的挥霍可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挥霍地非常厉害，这是他的小农思想决定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想学习刘邦荣归故里，他想在家乡凤阳定都，哪个农民们在外面打拼成功后，不想风风光光回归故里呢？朱元璋为了这个执念，曾不惜重金，大兴土木，为了大殿的坚固，他选用最好的料。他征招大批农民工，事无巨细，就连石头缝里都灌入铁汁。不堪劳苦的工匠怨声载道，用“魇镇法”偷偷抗议。他们把自认为会带来坏运的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藏到建筑里，咒诅朱元璋。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杀了一批工匠。最终由于上下反对，凤阳都城未建成。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他只实现了自己逆袭梦
朱元璋平日里真的吃得很简单？四菜一汤吗？事实并非如此，洪武十七年（1384年）6月，朱元璋午餐菜谱的内容：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鹅肉巴子（肉干）、咸鼓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糊辣醋腰子、蒸鲜鱼、五味蒸面筋、羊肉水晶角儿、丝鹅粉汤、三鲜汤、绿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饭、蒜酪、豆汤、泡茶。你告诉我这样的吃法，是节俭？难道非得满汉全席才算？
其实在奢侈上，他跟其他皇帝并没什么不同，朱元璋从登上皇位没几年，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陵墓。他将自己的墓地定在了南京东郊紫金山和钟山之间，然后沿袭了唐朝和宋朝皇家“依山为陵”的老传统，还独创了方坟为圜（yuán）丘的风格。他的孝陵占地面积达到了17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3个故宫大小。故宫用了15年时间才建造完成，而这座明孝陵则足足建了25年时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明永乐三年（1405年）），先后动用了军工、民工近10万人。
明孝陵一经面世，就引发全国震惊，里面的布局、构造，一砖一瓦都达到了明朝建筑的最顶峰，直接成了“皇家陵墓”的完美模版，后面明清两代几乎所有的皇家陵墓，都受到明孝陵的影响，借鉴模仿明孝陵进行建造。使得明孝陵成为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存在。
请问，说到这里，请问你有何脸面歌颂他节俭？他在位时，也许一时一次节俭吃度做做样子，大部分情况下，他也是穷奢极欲的，他的妃子并不比历史上其他皇帝要少。歌颂他平民皇帝，生活节俭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穷苦出身的朱元璋又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呢？是不是跟很多明粉吹嘘的那样“爱民如子”呢？其实朱元璋治理下的老百姓生活非常悲惨，民生凋敝民不聊生，而且税赋也很严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刚刚平定天下却起义不断的一个原因。这在历史中是一个特例，按理说一般刚刚平定天下，老百姓也厌恶战乱了，应该不会再造反了。但是朱元璋治下起义不断，就是因为他对老百姓太野蛮，老百姓活得太惨了。
很多人一厢情愿，平民百姓成为皇帝第一人，他应该了解百姓的疾苦，然而虽然他表面上号称对老百姓非常好，非常仁爱，但实际上他对老百姓非常野蛮。他认为元氏以宽失天下，因此他对治下的老百姓相当无情。他完全限制了民众的自由，任何人离开家乡百里以外，都必须持持官府颁发的“路引”。
为什么朱元璋这样一个从平民百姓起家当皇帝的人，等他自己当了皇帝，却对老百姓还是非常野蛮呢？他当年作为老百姓造反，不也是因为当时皇帝对老百姓非常野蛮吗？他自己当了皇帝，为什么还是对老百姓野蛮呢？他难道不知民间疾苦吗？
这个原因，就像儿媳妇被婆婆虐待的话，一旦她多年媳妇熬成婆，她对儿媳妇一般也是非常虐待，以发泄自己多年的怨气，这就是受迫害者心理。朱元璋也是如此，他自己当年被压迫、剥削、迫害，他自己现在终于当了皇帝，他要长舒一口怨气啊，要报复发泄啊，所以对老百姓就非常野蛮残酷。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的皇帝更加残暴。“以前尽是孙子了，现在当爷了，得把心理平衡找回来”。刘邦、李自成之流没当上皇帝的时候还挺好，一旦登基，就变的多疑。刘邦杀韩信，李自成杀李岩，至于朱元璋杀的谁都没剩下。
还有一个方面原因，因为他自己是作为老百姓造反成功的，从群雄手里获得天下，也是来路不正，所以他知道如何防止老百姓再造反成功，所以他才会对老百姓这么野蛮防止他们再造反。朱元璋被自卑作践的帝王！
朱元璋是一名从底层出身的皇帝，祖上几代人皆为农民，从小没怎么读过书，一度还曾剃度为僧，之后因寺庙缺粮，只能以乞讨为生，他出身平民和刘邦的身世比较相似，但是刘邦是亭长好歹是基层公务员，朱元璋是最底层，因此朱元璋要比刘邦更加极端一些，不管是在处理朝政还是治理贪官，朱元璋所表现出的态度往往令人感到心生畏惧。他创造出非常残酷的刑罚，专门惩戒贪官，或者不听令于他的人。而且晚年会因为一句话，就随意杀人，这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皇帝所存在的通病，年纪越大包容心却小了很多。在历史中，对于朱元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觉得朱元璋不是个是好人但是一位好皇帝，有人认为朱元璋是纯粹是暴君，朱元璋几乎无功绩，没什么好掩盖的，这么一个残暴无知的人就不能彻底否定吗？难道因为他皇帝就得跪拜？这是奴性。大明亡了啊。
朱元璋犯了唐高祖李渊同样的政治错误不愿意改立太子。在太子朱标，儿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死后，竟然不愿意改立四皇子燕王朱棣为太子，竟然立年仅15岁的皇孙朱允炆为太子，如何能镇住开国将帅？为了避免“幼主”受到伤害，朱元璋就重演刘邦夫妇杀功臣的那一幕，这就有了1393年凉国公蓝玉被杀牵涉一万五千文武官员及其家属的“蓝玉案”、1394年颍国公傅友德被灭族的血案、1395年宋国公冯胜无辜被杀案，开国开边猛将付诸一炬。刘秀、李渊、赵匡胤不需要“杀开国功臣”，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国有长君”。朱元璋的立储直接导致明朝初年血雨腥风。如果以燕王朱棣为太子，不仅可以避免留下刻薄寡恩杀戮功臣的骂名，而且可以避免引发皇族内战的“靖难之役”，也就无需造成明朝巨大政治内伤。如果以燕王朱棣为太子，至少朱允炆及其忠臣不需要复出生命乃至家族代价。朱元璋名正言顺册封燕王朱棣为皇太子，甚至一直让朱棣镇守北平府，临终时召回朱棣入继大统，以后形成“太子守边”惯例，既能避免皇太子卷入朝廷纷争，又能锻炼皇太子治国治军能力，也许明朝是另一幅景象。可惜，朱元璋不愿意改立太子，造成屠杀功臣、皇族内战的灾难。若干年后明神宗朱翊钧想立最宠爱的皇子福王为太子却被群臣阻挠，若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既没有明光宗朱常洛早死的政治不稳，也没有明熹宗朱由校短命无嗣的政治混乱，也许明朝是另一幅光景。
不仅从现在来看，即使从当时历史环境来看，朱元璋主导设计的很多制度都是大倒退。
朱元璋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废除了宰相制度，一人独揽大权。朱元璋不是好人，还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他是中国历朝历代私欲最旺盛的皇帝，由于幼年失去亲人的原因，对待子女方面，朱元璋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他不仅重启了已经废除数百年的分封制度，将儿子分封各地为王，且是有实权的藩王。更定下了为了保证自己子孙后代的生活，他制定了详细的宗室分封制度，六世以内各有封号，六世以外则皆为奉国中尉，且制定有详细的俸禄标准“厚养宗室”。由于人口繁衍太快，使得明朝不得不养一堆无用的蛀虫，造成朝廷负担越来越重，并逐渐将国家掏空，成为明朝灭亡的主因。
我们通过一组商业税数据来看宋朝和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工商税占宋朝朝廷总收入的70%，农业税占不到30%。而到明朝，农业税占比达81%，工商税只占12%。可见宋朝的商品经济多发达，明朝的经济结构何等落后。朱元璋认为，商人财富的增长会不利于他的统治，再加上他认知的局限性，一直重农抑商。同时这也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和高效的生产力。
在税收形式上，宋朝早就实现了货币化征收。而朱元璋却把这个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的实物征收和劳役征收的形式。通俗地说，宋朝交税给钱，但明朝却停留在原始的方式，交实实在在的产品（比如粮食，生丝），还有体力劳动（比如建城墙）。朱元璋进行严格的海禁，闭关锁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从而彻底根绝了唐宋以来一向繁荣的海外贸易。
朱元璋对官员天生就有一种抵触，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从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也能读出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皇帝一不高兴，就毒打大臣，大臣和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连穿什么衣服，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他们的思想也被禁锢了，缺乏创新和活力。在他看来，做官就是为了为民做事（这个想法似乎很先进），那么你就不要叫苦叫累，因此明初时期的官员很苦逼，不仅和其他朝代相比每年的假期变少了，还每天要早早起床去上朝。更悲剧的是老朱认为官员的工钱够花就可以了，所以他严格核算了各级官员的支出，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工资标准，收入可怜，贪污代价又太大，只要是贪污了六十贯钱以上，就要实行“剥皮刑罚”，让官员实在是苦不堪言。“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最终明朝的腐败又是历朝历代最厉害的。
很多人歌颂朱元璋接地气，然而他更接地府。朱元璋的脾气不太好，翻脸比翻书还快，一旦发起火来那是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马皇后去世之后，官员们见到他那真是从心底就怕啊。而且由于他对官员的不信任，锦衣卫密探对官员的监视简直就是无处不在，你都不知道哪句不小心说出的话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快被他咔嚓完了。在明初为官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以至于很多官员上朝之前和家人告别和永别都没啥两样，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这一去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朱元璋心胸狭窄到了极点，他篡改经典典籍，删改《孟子》，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权至上，所有人都要服他，孟子的一些观点，严重不符合他的胃口，删了都是轻的。张士诚长期经营苏州，苏州百姓很爱戴他。朱元璋吃醋了，加重了苏州的赋税！苏州的赋税是275万余石，占大明的十分之一。
两汉之后，殉葬制度就被彻底废除了，因为这种野蛮的做法逐渐不被认可。而老朱竟然恢复了这个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殉葬制度。他临终前命令妃嫔们为他殉葬。除了张美人要照顾年幼的小女儿被赦免，其他为朱元璋侍寝过的近40位妃嫔宫人都被迫自杀。直到英宗时期，殉葬制度才最终被画上句号。
朱元璋将整个社会禁锢起来，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的国家。其结果是，国家经济不振，人民生活困苦，八股文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民族的文明进程因此延缓。治大国若烹小鲜，避免一切折腾，他几乎把民众折腾死了。总之，朱元璋开创的大明，表面上看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但同时也正是后退的时代。他是厉害成功的皇帝也是糟糕失败的皇帝。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作为一个开国之君，他的出身、经历、学识，也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基本机构及内核。现在来看，老朱的制度设计，主要出自于他穷苦出身的底层视角，总体上呈现一个“稳”字，换句话说就是固化，不鼓励阶层跃迁，不鼓励创新，人人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自得其乐，但正是这个“稳”字，随着制度的沿袭及基层推广，慢慢成了“卷”，在这套体制内，最累的是基层官员和军户士兵，所以后期面临几万的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百万明军毫无战心战力。
毕竟没读过书，虽然后来跟着学士们认得了一些字，但是毕竟没受过系统的教育，流氓皇帝朱元璋在定天下后，立即暴露出小农的局限性。朱元璋及其开创的制度使得封建专制制度集中达到了顶峰，完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思想越来越保守，国家缺乏开放，最终也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落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不是简单的过错，而不可挽回和弥补的惊天大错和弥天大罪。
细数归结起来，朱元璋有几大不可饶恕之罪状。
第一，开设厂卫，特务政治终横行。对待官员，这可能是朱元璋最让人震怖的地方了。从朱元璋开始，特务活动机构化、制度化，形成特务政治，从而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
当然特务政治这绝不是朱元璋的首创，在明朝之前，中国政治中就有特务行为。例如，被视为明君贤主的唐太宗就用特务来监视下属的举动，但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隐蔽的、零星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非机构化、非制度化的。但朱元璋就大不相同了，他创造性地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视官员、惩治腐败，这本无可厚非。朱元璋想通过厂卫对朝廷、社会进行控制，但厂卫在实际运行中却过度地干涉司法，甚至处理政务，介入经济活动，对社会进行全面布控和渗透。使得朱元璋通过近30年钦定的《大明律》成为一纸空文，大有自相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势。朱元璋之后的皇子皇孙在锦衣卫的基础上，又发扬光大成立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等等，将特务公开化、制度化、规范化，以至于特务在明朝200多年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角色。朱元璋试图借助厂卫来巩固、集权其统治，初期是有所成效的，但厂卫的法外运行，不仅极大地破坏封建社会原本就极度稀薄的法治氛围，其残酷暴力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明王朝皇权的衰退，直至最后灭亡。朱元璋可谓是事与愿违，自食其果。朱元璋对官员是一点都不放心的，于是才有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等一系列大杀功臣的事件。
特务政治有几个特点。首先，一般地看，特务政治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具有暴力性(军队、警察的行为也有暴力性)，而是其暴力不受国家常规法律的制约。其次，特务政治的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是说特务机构干的都是坏事，特务机构也会选择性地杀一些贪官，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其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导致其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
其三，因为特务机构不受法律制约，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进而不可预期。当然，这种不可预期也不是说特务政治完全没有内部的程序，而是说它不遵循国家常规法律所颁行的程序，从而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人们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哪些人采取暴力措施，进而不可预期，这种不可预期又造成广泛弥漫的社会恐怖。
其四，因上三点，特务政治必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明朝的特务机构庞大，特务活动广泛而频繁，无孔不入，造成暴力风险弥漫于整个社会，从而导致明朝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以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种恶果一直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民国行将结束之际，丁易写了一本书，叫《明代特务政治》，就专门讨论明朝的特务政治。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而言，朱元璋没错，就该将大臣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而这样的做的后果是，将君臣关系彻底变成了彼此妥协的利益关系，谁还会真正为之卖命呢？
秦唐汉宋没有这种把大臣当成家奴的厂卫制度，人家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而朱元璋和朱棣发明了厂卫制度之后，就真的好了吗？“土木堡之变”之后，咸鱼翻身的文官集团不一样将朱姓王朝玩弄于手掌之间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道理朱元璋没想到吧！在“土木堡事变”之后，像正德、天启这样的皇帝都能被文官集团给活活弄死，他们什么不敢做呢？无论是正德或天启，以及看似窝囊的朱祁镇，他们都想通过改革将自己变成另一个“朱元璋”。但是，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文官集团会将自己再次变成朱元璋时期可以被任意宰杀的羔羊吗？在这一场场权力的游戏中，明朝的这两大集团内斗得你死我活。虽然名义上帝国是老朱家的，但文官集团一样可以不交税、不纳粮。而这些大地主又占据着全国最好、最优质、最多的土地，这让明朝的百姓生活越往后越难过。
第二，废除宰相制度，大规模集权，以致于极权。
分权有助于遏制滥权和腐败。本来，明朝以前的宰相制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在不同朝代称呼多不同），算是有限的分权。皇帝任命不了宰相？那个相权与皇权比肩的时代。作为中国上千年来的制度设计，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的，一来可以给皇帝分忧解难，二来可以匡正得失（特别是监督君王后代子孙的胡作非为，以保持王朝的后续稳定），剪不断理还乱中国帝王为何对丞相“又爱又恨”？但朱元璋疑心病特别重（比曹孟德还甚），爱操心，为了独揽大权，废除宰相制度，事必躬亲，到了后期，自己撑不住了设立了内阁制。但是，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后世施行内阁制度，但是，后续的内阁制并不彻底，内阁大臣没有丝毫的权力可言，不仅凡事得皇帝首肯，大小事情还的皇帝决定，而且还需巴结宦官太监，这也导致明朝中后期，人人讨好皇帝，宦官的权力远比内阁大臣还大。明朝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宦官把持朝政最多的朝代，甚至有了宦官传位的事情。
朱元璋固然是个很勤快的皇帝。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助丞相胡惟庸被诛杀，从有秦一代几千年的宰相制度，被朱元璋说废就废，可是历朝历代更迭几乎不是宰相惹的祸。在废除丞相之后，丞相原本负责的事务皆有他一人包揽，直接由皇帝统领六部。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于皇帝工作量实在过于庞大，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一职，但并无实权。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内朱元璋共要处理各机关奏事文书多达1660件。这个数量对大多数皇帝来说是十分头疼的，但朱元璋却能一直坚持处理，可是一个乞丐能有什么见识？朱元璋最勤奋越努力小农作风却换来最糟糕业绩。而皇位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手里后，朱棣就受不了了，恢复原制，挑选人才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后世那些从温室里长大的皇子皇孙来讲，没有宰相辅佐，可就是一件大大的坏事，于是内阁势力和权力渐长，各位阁老各自培植自己势力，使得明后期的政治日益腐败。所以说，宰相的废除，皇权的过度集中，使得原本具有美好愿景的内阁制并未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辅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成为加剧政治腐败的推进剂。
当然，特务政治也是集权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极端的、非法的集权。非法，是指对公开颁行的常规法律的背离和否定。特务政治加上废除宰相制度等行为，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令清朝也望尘莫及。权力越集中，就越难制约，统治者就越容易腐败和残暴。而明朝的暴君很多，跟朱元璋开启的大规模、制度化集权与特务政治有直接关系。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指望那些皇帝老儿(及各级集权的官员)自我约束，可谓天真幼稚。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诚哉斯言。
第三，朱元璋暴虐滥杀，过河拆桥，磨刀霍霍向袍泽。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句话在封建王朝更迭中十分盛行，皇权的拥有者也是身体力行，倍加推崇。到了朱元璋大明王朝，刚开始对功臣集团是论功行赏，大块吃肉，大称分金。这些军事贵族战功大，享有很高的社会特权。朱元璋还颁给他们一枚神物铁券。有铁券，人就跟猫一样，好像有九条命，死过一次还能转世。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可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蜜月期没过过久，朱元璋就开始借助空印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等等，大杀四方。但胡惟庸和蓝玉案就直接弄掉了数万之多，加上空印案，能幸免的官员寥寥可数。通过朱元璋这一波操作，明朝的功臣集团几乎全部陷落。对待开国功臣如此过河拆桥，薄情寡义，过于残忍，完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无论朱元璋是想永保大明江山世代相传，还是想为其孙子朱允炆扫清障碍，还是处于其他什么考量，对功臣集团采取灭族除根式的暴虐滥杀，最终没有换回天下太平和安定。在朱元璋驾崩不就后，他的四儿子朱棣就开启了靖难之旅，建文帝在没有良将可用的情况下（良将都被他爷爷清除了），最终使得朱棣坐的皇位。封建王朝的集权，让朱元璋无拘无束，为了所谓的国柞永享，他向曾经的袍泽极其后代举起了屠刀。
明朝开国功臣是被杀的最狠的一批，对于朱元璋来说，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一个乞丐和尚，经过十几年出生入死的艰苦生活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朱元璋却十分清醒，大明王朝虽然建立了，但是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如何对付这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骄兵悍将，如何制服这些心高气傲，高居庙堂的文臣谋士？朱元璋的理由很充分，这些人太有本事，也太大胆了。他们既然当初敢造元朝的反，那这些兄弟会不会有朝一日也造我们朱家的反呢？为了老朱家的千秋万代，不好意思，什么誓言谎言都不是事，你们都去死吧！在朱元璋的一顿收拾下，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
解决开国功臣是自古以来所有开国皇帝最难解决的问题，光武帝刘秀选择了与功臣同享富贵，北宋赵匡胤选择了杯酒释兵权，而朱元璋选择的方法更简单易行：杀！杀光就没有威胁了，杀光就不头疼了，杀光大明的江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就安全了。
晚年朱元璋慈眉善目，一代暴君朱元璋没有功绩也没人品与畜生无异
然而，朱元璋平定北方，全国统一后，也就是在他的晚年，为了独揽皇权，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地位，不但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反而过河拆桥、上树拔梯，大开杀戒，展开大规模的清洗与诛连，大肆杀戳曾经替他冲锋陷阵、架桥铺路的诸多功臣。除战死、病死38人外，先后有29名功臣惨死在朱元璋手下。即洪武二十三年以胡党被太祖诛死10人，二十六年蓝玉党案被太祖杀害11人，另被太祖鸠死1人，鞭打致死1人，因事坐死宫廷1人，默许胡惟庸害死1人，勒令自尽1人，受太祖所激自刎1人，被赐死2人。大概只有4人不是死于朱元璋之手。他们是谋士刘基、大将汤和，长兴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同时借机诛连他们的部属，不少功臣还被诛连九族，仅胡、蓝两案，前后共诛杀数万人之众。
胡惟庸已死，大家都以为天下太平了，毕竟胡惟庸有点作死，杀了他也不过分，但是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在等待着他们，洪武二十三年，也是胡惟庸死后的十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的风头，又处死了李善长，陆仲亨还有滕国公的后世子孙等大批的开国功臣，后来又往胡惟庸身上泼脏水，说胡惟庸勾结北元朝廷，企图颠覆大明，又以此为借口杀掉了三万余人。一时之间，朝堂震悚，官员们朝不保夕，上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其实之所以要开展蓝玉案主要是因为当时太子朱标比较懦弱，虽然为人仁厚，但是却没继承老朱那股子野蛮的霸气，所以朱元璋就担心朱标未来可能驾驭不了这批骄兵悍将，于是就想着自己在世的时候都给朱标收拾干净，朱标因此事曾经还反对过朱元璋，跪求朱元璋放过这些人，但是朱元璋却将一根带着刺的荆条给朱标，让朱标拿在手里，朱标不解，朱元璋大怒呵斥：这是在为你拔除荆条上的刺，朱标痛哭流涕，不久之后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而终。
而经历过这两次大案之后，九个国公，二十多个侯，四万余人被杀，大明王朝有名的文臣武将纷纷消失，这也导致后来朱元璋死后朱棣起兵造反出现了无将可用的局面，最终导致了皇家内部的一场夺位之变。
朱元璋诛杀功臣并非一时冲动，其杀人动机早在得国（登基）之初已经形成。对此，《明史演义》作者蔡东藩依史描述道：“太祖自得国以后，有心偃武，常欲将百战功臣，解除兵权，只因北方未靖，南方也尚有余孽，一时不便撤兵，只好应循过去，但心中不免怀忌……”。换言之，太祖当年不杀功臣，不是不想杀，而是全国尚未全部平定，不杀功臣，继续利用只是权宜之计。
连马皇后也早已看透朱元璋薄待功臣的真相，她在临终前对太祖专门叮嘱道：“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戝，愿无忘群臣同艰难”。马后对太祖的忠告，使他的杀臣动机暂时得到收敛。
第三，朱元璋真正开启了文字狱传统。
虽然朱元璋以前，中国的言论就不够自由，但以言治罪的事，并不是很多;以言杀头的事，则更少。宋代及以前，中国的言论虽说不上自由，但远无明朝之残酷。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文人士大夫及言事官的誓碑。有宋一代，没有杀过一个文人，所以，宋代大体是没有文字狱的。但是，从朱元璋开始，以言治罪、以言杀头的事情就日渐增多，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朱元璋的文字狱，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不对，但他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反对其政治主张的学者及诽谤其人身的术士。
并且，坑儒，也有李斯等大臣从政治路线角度提供的明确支持(李斯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所以，坑儒属于政治路线斗争。但是，朱元璋是怎么搞文字狱的呢?有学者考证出朱元璋制造的一些文字狱案例，洪武朝状元张信训导王子，以杜甫诗句“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判腰斩点;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太祖视为不敬，被斩；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认为他动摇军心，将其投水淹死……朱元璋在字里行间猜测作者动机，行以诛心之论，再或罚或杀，使文人学者的文字命运及身家性命笼罩于巨大的阴影和恐怖之中。即便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隋炀帝，也远未达到朱元璋这种无端、肆意猜忌作者用心的程度。甚至，朱元璋的文字狱连死人都不放过。
朱元璋看到《孟子》书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这样的不利于他统治的言论时，便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当日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对死去近两千年的孟子大加鞭挞，这不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是什么?规模化的文字狱，始于明代。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相比较，明朝的文字狱比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比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更残酷。
此外，虽然允许宦官参政也是朱元璋的败笔，但此前已有先例，算不上朱元璋的原创。跟大规模集权、大搞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相比，允许宦官参政已是小巫了。
中国历史上，坏皇帝不少，如桀、纣、周厉王、周幽王、晋灵公(这几个应该说是君王)、秦二世、隋炀帝、宋高宗等，这些皇帝的恶，主要是干了一些具体的坏事，例如，比较残暴、荒淫、奢侈、刚愎自用等。但是，好制度比好事还好千倍万倍，坏制度比坏事还坏千倍万倍。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制度和改善制度。明朝设置特务机构，并制度化，而这些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不按照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常规行政和司法程序行事，导致权力大幅集中于皇帝手里，对本来就很稀薄的法治因素和脆弱的法治萌芽构成极大的打击和摧残，而大兴文字狱又对中国的言论环境和中国人的思想创造力构成极大摧残。
第四、朱元璋式反腐越反越腐败
在中国反贪史上，朱元璋无疑算得上大书特书的一个。作为底层农民出身的皇帝，他的反腐败决心不可谓不大，立志要杀尽天下贪官；反腐制度不可谓不严，凡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的定斩不饶；反腐手段不可谓不狠，曾亲手用鞭子将一个开国功臣在朝堂之上将其鞭打致死。将贪官的人皮剥下来披在一个稻草人上，将其置于衙门，用以警示下一任官员。不顾自己心爱的女儿变寡妇，下旨处死自己的附马爷。然而，奈何“朝杀而暮犯”。发出这样的感叹，便可预见朱元璋大失败的结局，是何等发人深省。
难道，贪官不怕死吗？贪官当然也怕死，甚至比一般人更怕死。然而，为什么贪官杀不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朱元璋身上寻找原因。
从元末群雄混战中获得胜利的朱皇帝，立志彻底扭转官员腐败这个千年困局和难题。他首先要找到官员腐败的原因所在，其次要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经历过底层民众所有的苦难的朱元璋，他认为官员腐败的根源在于官员自身的不知足，是道德品质问题。他不认为元朝皇帝有多大问题。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左副将军李文忠随征虏大将军徐达讨伐元朝残余势力，打了大胜仗。中书宰相拟定捷报，拿给朱元璋看。朱元璋发现捷报中，对元朝皇帝用了很多“侈大之词”，心里很不舒服。他当即表示：“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
这与他刚开始起兵反元时起草的《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将元朝统治者说成是“胡虏禽兽”，已经截然不同。那时的朱元璋是元朝的反对派，现在的朱元璋成了皇帝，与元朝皇帝有着同样的身份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是也。
因此，朱元璋和历代皇帝一样保持着对天下官员的警惕。
为了解决官员贪腐问题，朱元璋一面从制度入手，加以防范；一面狠抓落实。
建国后，朱元璋亲自参与主持了《大明律》的订立，内设《受赃》专章，详细规定了对于腐败的惩罚规定。又编写了《大诰》作为司法教材，作为全国各大学校的教材，科举考试从中命题，鼓励民间家庭都收读此书。
组织上从朝廷至地方都设立监察机构。朝廷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地方上省一级设按察司，朝廷还下派监察御史、巡抚，甚至还派锦衣卫深入民间。
另外，朱元璋广开言路，鼓励民间百姓越级上访揭发贪官，在京城南京午门外设登闻鼓，命御史轮流负责，又鼓励百姓发现贪官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缚送京城，沿路官府、关隘有胆敢阻挠拦截者，枭首示众。
在反腐制度的落实上，朱元璋先后处理开国功臣朱亮祖案、附马都尉欧阳伦案、户部侍郎郭桓案、“空印案”等许多大案要案，诛杀贪官数万名，可以说震动天下。但是，这在防范吏治腐败上究竟有多大效果，恐怕要让朱元璋失望了。
朱元璋和历代皇帝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他的出身与此前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他是第一个真正出身于底层农民的皇帝。因此，他一开始就与农民站在一起，当皇帝以后依然不忘这个根本。他试图与农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天下贪官。这就让他潜意识里与大臣们形成对立的局面。
一方面，朱元璋继承了汉唐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并且在废除丞相之后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另一方面，他试图牺牲官员们的利益来保证农民的利益。他深知，天下财富是有限的，此消彼长。当官的多一分享受，民众就少一分好处。因此，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下旨拟定了文武官员的年俸标准：
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二品六百石，从二品五百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石；正四品二百七十石，从四品二百四十石；正五品一百八十石，从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五石；正八品七十石，从八品六十五石；正九品六十石，从九品五十石。
洪武十三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稍稍增益了四品以上官员的俸禄：
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二百石，钞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四十五贯。正从九品七十石，钞三十贯。
但是，大概是随着他对官员贪腐问题屡禁不绝的失望等原因，洪武二十五年他大幅度削减了官员的俸禄标准，且作为定制，后世不得更改：
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为至。
对此，后来《明史》这样总结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顾炎武在《日知录》说：“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听说过“高薪养廉”，却没听说过“低薪养廉”的，他以为自己是谁啊？他认为做官是他祖先的光荣职业，明朝官僚都是读过孔孟之书的有识之士，他们应该在道德上自律，既然他们有良好的声誉，就不应该要求经济待遇。这种没啥文化的人才会有这种违背人性的荒唐的乌托邦思维，整个大明朝，也就嘉靖年间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以及福建的官员，竟然没有一个能坐满任期的，被处斩的官员占七成以上。
这还不算，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竟然脑洞大开，希望借助百姓的力量来反制贪官。他在《大诰三编》中公开号召地方百姓中德高望重之人和英雄豪杰来监督官员；到了洪武十九年，这个政策更加激进，他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不满意的官员。朱元璋说：“想靠当官的主动为百姓做主，我登基十九年，未曾见过一人”！
历朝历代，官拿民，正常，能让民拿官的，却只有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洪武年。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的十年间，皇帝和百姓的配合达到顶峰，几乎没有一日不死人的。当时有句话：官员上早朝时必与家人一一诀别，到晚上若能平安回家，就会像过年似的举家庆贺！在现在看来这是句调侃，可在当时，却是活生生的写照！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这句经典用在当时再恰当不过！
朱元璋的反贪力度在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出现他所期望的那个清廉王朝，不但如此，朱元璋在任期间的官场风气也只能算是“勉强及格”，腐败依然存在，贪官依然遍布。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句话：急于求成的心态让朱元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极端一：拿“以民治官”来说，这既是朱元璋对贪官的痛恨，也是他对百姓的信任。贪官确实被约束了，但是，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和“英雄豪杰”人物在逐渐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之后，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贪官”。早知道，当时朱元璋是向全国推广这种做法，因此，出现的局面就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十个贪官站起来”，行云流水、络绎不绝。在这样的环境下谈反贪，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极端二：在“全民揭发”的年代，虽然有些贪腐官员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还有一些指控完全就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携私报复。对于这些官员，朱元璋也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问斩，因此很多清洁廉政的官员受到迫害。
就像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经常拿自己的俸禄去接济老弱病残，上任多年，府内却还是只有两个丫环勉强维持日常打理。方知府刚正不阿，遇到民事诉讼从来不接受地主豪绅们的“好处”，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后来，“空印案”发，这些人趁着朱元璋打击贪官的时机诬陷方知府有贪污行为，方知府锒铛入狱，没几日便被下令处决；
还有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还是二话没说就处斩了，可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起冤案；
……
在当时，类似含冤而死的官员不在少数，可朱元璋始终无动于衷，这让很多清官都十分寒心！当真正的清官越来越少的时候，贪官自然就越来越多，任你是皇帝朱元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这也是朱元璋手段越狠、贪官越多的一个原因。
《大诰三编》在朱元璋眼里无疑是一部治吏宝典，所以，朱元璋的一生都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官场整顿，甚至在去世前一年，还将《大诰三编》中的部分内容添加进《大明律》，希望子孙后代都快要继承这一点。可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建文帝就很委婉地否定了《大诰三编》的正规性：官民犯弊，一律按《大明律》进行论处，不得深文周纳！建文帝之后的朱姓子孙，虽然也没有一个人公开废除《大诰三编》，但是，《大诰三编》再也没有像朱元璋时期那样发挥作用，到了明朝中业，这部法典已经鲜为人知了，再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朱元璋对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对大臣十分刻薄，尤其是对待贪官，贪污60两纹银就会处以剥皮萱草的极刑，还要摆在衙门口示众。后来，好像觉得这样还不足以震慑贪官，就下发了“今后犯赃官员，不论情节轻重，一律问斩”。为了朱家江山的长治久安，冤杀了许多一起开创天下的功臣，十分残暴。但是对自己亲戚子孙，他就另一幅宽容的嘴脸，他对他的朱家宗亲那真是厚爱有加。当年朱元璋实行藩王厚养制度，本意是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像自己一样过苦日子，尽可能多地分配钱财，以便他们能够舒适地生活。可能跟老朱自己是孤儿有关，因此他对亲情格外重视，这是老农民质朴的思维朱元璋是一个披着皇帝外衣的老农民，拥有着最淳朴的农村温情。然而老农民是花自己的钱，而他却要花天下人的钱养活他的朱家人。从朱元璋当皇帝那一天开始，他就挖空心思照顾朱家子弟。残暴的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是十分宽容的，可惜的是，朱元璋的家庭实在是太惨了，父母早已饿死，朱元璋发迹后是怎么对待兄弟姐妹的？自己的大哥大姐二哥也没能在乱世中存活下来，到了封赏的时候，朱元璋的亲戚仅有一个外甥李文忠，姐夫李贞，还有一个侄子朱文正，但老朱的这个侄子可是个狠人，朱文正在老朱平定江南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洪都保卫战中以一己之力对抗陈友谅60万大军的进攻，硬生生撑了两个月直到老朱回援。随后老朱击败了陈友谅，控制了整个江南，拥有了问鼎中原，收拾元朝残局的实力。战后，朱元璋要封赏他，朱文正推辞了，老朱当了真，便没有奖赏他，而是封赏群臣。臣子假客气都不懂，老朱真的是没情商啊，朱文正便因此对老朱怨恨不已，打算率兵投靠朱元璋的死对头。朱元璋知道后大怒，用鞭子狠狠抽了他一顿，并打算把他杀了。多亏了马皇后在其中苦苦求情，才放了他一马。明朝建立后，虽然侄子朱文正因为谋逆被囚禁了，但他的的儿子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虽然是个郡王却享有亲王待遇。后来朱守谦经常胡作非为，鱼肉百姓。朱元璋也不忍废除他，而是多次批评教育，但毫无效果。
由于溺爱，朱元璋的26个儿子们除了朱标和朱棣外，基本都不太靠谱，还有“四大恶人”，混世魔王。
三子晋王朱棡想要去南方偏远地区走一走，便带着一大波随从踏上了游访之路。过惯了宫里生活的小皇子怎么受得了颠簸之苦，所以他在自己的厨子给自己端上饭菜后，便将他痛打了一顿，理由就是做饭太难吃，比不得宫里。其实不是厨子做饭难吃，而是外面条件不如皇宫，就是厨师是同一个人，也不能做出相同的口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锦衣卫便将这些事情告诉了朱元璋。关心儿子的朱元璋随后修书一封，派人快马加鞭送去晋王手里，信中写道：“吾帅群英平祸乱，不为姑息。独膳夫徐兴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尝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识之。”这封信其实就是告诫晋王，要和善地对待自己的厨子，因为厨子不开心了，很可能就会慢慢下毒将主人害死，纵使你是王室贵胄也离不开厨子的一日三餐。为了验证事情的重要性，朱元璋又拿自己举例，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是唯独自己的厨师徐兴祖跟随自己二十多年一直平安顺遂，因为自己从来不会贬责他，即使饭菜做得不是很顺心意。朱元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善待厨师，因为这关系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晋王朱棡和自己的二哥秦王一样，杀人越货，犯法作奸犯科，抢劫国家赋税是一样都没落下。
二子秦王樉跟随平羌将军宁正平定洮州地区的西番叛乱，他完全不顾老父亲朱元璋一再提出的怀柔民族政策，烧杀抢掠，甚至强抢有夫之妇与孕妇，激化民族矛盾。掳走了150名幼女，将155名男童阉割，导致许多男童因伤重不治死亡。役使军民在王府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廊桥湖泊，为了讨好侧妃邓氏，将正妃王氏囚禁在别院，每天只给些残羹冷炙，甚至为了侧妃的绫罗珠翠横征暴敛，逼得百姓家破人亡。按照明朝律例，王府无权处置罪犯，只有朝廷才能定罪。但朱樉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害怕这些人到了京城会让自己的暴行暴露，便残忍地将他们全部灭口。有埋在雪地里冻死的，有绑在树上饿死的，有用火烧死的，甚至有的工人竟然被割去了舌头，挖去了膝盖。其残暴最终让所有人苦不堪言，终日生活在胆颤心惊中，最后被府内三个侍女毒死。秦王朱樉死后，朱元璋命令礼部给了其一个非常不好的谥号“愍”，并下令缩减其葬礼规模，祭文中更称主樉：昵比小人，荒淫酒色，肆虐境内，贻怒于天，尔虽死矣，余辜显然。就是说，你荒淫无度，在封地烧杀劫掠，以至于天怒人怨，真真死有余辜。皇帝老子亲自给儿子盖章背书其恶，估计天下也是独一份了。
十子鲁王朱檀沉迷酒色，日日陷于酒池肉林之中。有3个指挥差点被他打死，2个太监被他打死。在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得以长生便成为朱檀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于是在一帮掮客方士的怂恿下，朱檀开始沉迷修仙，每天诵经念佛，炼制仙丹，并派出大批官员，为自己四川寻觅方士名医，长生之药。其实古人炼制的丹药中都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铅汞等致癌物，因此朱檀在服用了丹药后，开始出现脱发、犯困等症状，“饵金石药，毒发伤目”，甚至在18岁时双目失明。这下朱檀慌了，方士们也慌了，这把皇子吃死了算谁的。为了保命，方士们欺骗朱檀说有一种神奇的丹药，但药引子必须要99个童男。方士们打的主意是，反正你朱檀也找不来99个童男，那你死了就不是我们的炼丹技术问题了。让方士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话让朱檀的妃子汤氏听见了。为了救丈夫，汤氏便偷偷抓了99个童男做药引。99个童男失踪，在当地引发恐慌，远在京城的朱元璋知道后，立刻派人追查。这一查竟然查出是自己的儿子与儿媳所为，朱元璋一怒之下，便将鲁王朱檀处以髡刑，将其头发全部剃光（然而，这种惩罚落在没脸没皮的朱檀身上，我想就约等于没有惩罚），将王妃汤氏处以凌迟（同样的罪，为何儿子剃发即可，儿媳就得死？如此厚此薄彼）。如果此时鲁王朱檀悬崖勒马，停止服食丹药，或可保一命，谁知他却一意孤行，继续服食，最终导致中毒日深，19岁时便一命呜呼。其死后被谥号“荒”，从此可以看出其父朱元璋对儿子一生荒唐的无奈与厌恶。另外，读者们，你们发现美，鲁王朱檀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吃小儿的比丘国国王的原型。
十三子代王朱桂可以称得上兄弟中的恶之首。朱桂从小便显露出混混本色，仗着自己是皇子，今天强买，明天加赋，后天强抢民女，弄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远在京城的朱元璋知道后，屡屡申饬，甚至数次将其调回京城当面斥责，但朱桂当面答应，一转身回到封地就继续折腾，别无他法的朱元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因为其皇位来得不正，有点心虚，所以百般看好自己的兄弟子侄。不但恢复了朱桂的爵位，对其提出的各项要求尽皆满足。朱棣迁都燕京后，朱桂在皇宫看到了九龙壁，立刻向朱棣提出，要在大同封地修建一座比北京还大的九龙壁，奇怪的是，对朱桂如此大逆不道的要求，朱棣竟然没有反对。因此，后人看到了大同有一座与北京故宫中一模一样的九龙壁，规模竟然比明成祖北京的九龙壁还大。面对明成祖的退让，朱桂开始得寸进尺，在大同随意杀戮百姓军民，夺取别人的财物，横征暴敛，最后使朱棣不得不出言警告：你难道忘了建文帝时候自己的处境了？面对朱棣的申饬，朱桂依然我行我素，最后朱棣不得不下旨裁撤掉为虎作伥的三护卫。朱桂一直对正妃徐氏的长相颇有微词，妻姐徐皇后去世后，朱桂竟然在小妾的挑唆下，连自己的妻儿也祸害起来。将徐氏赶出王府不算，还要杀世子朱逊煓，朱逊煓连吓带病，不久一命呜呼，留下母亲与两个皇孙相依为命。朱桂60岁时，已经是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做皇帝，成为皇叔祖的朱桂开始倚老卖老。他每天都在思谋着新鲜的玩法，命人做了两个铜锤藏在袖子里，与小妾的两个儿子每天在大街上游荡，碰到看不顺眼的人，上去便是一锤，看到对方头破血流的样子，父子三人大笑不止，让大同百姓恨之入骨。状告到了明宣宗处，作为侄孙，朱瞻基除了劝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掌朝，自以为已经是曾爷爷辈的朱桂，没想到受到了这个曾侄孙的严厉警告：如果再不悔改，我就要祖宗家法伺候了，朱桂才有所收敛。被后世称为明朝第一大恶人的朱桂，在代王王位上整整呆了55年，熬死了五代皇帝，作恶多端，却最终竟然能寿终正寝，颠覆了后人对明朝的认知。人常说，好人长命，但在朱桂这里却变成了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二十五子伊王朱（木彝）不但在宫中胡作非为，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淫乱取乐。朱彝经常带着一大票人马，个个张弓携剑，骑马狂奔，遇到躲避不及的路人便一脚踢开，经常聚集一大票人马，在郊区野外进行集体裸奔狂欢。1414年，因为无节度地淫乱，27岁的朱彝早早便撒手人寰。他死后，洛阳百姓集体请愿要求朝廷追究其罪行，礼部也建议削其爵位以庶人之礼下葬，但明成祖朱棣念手足之情，只给了恶谥“厉”以示惩罚了事。
虽然朱元璋对于臣子极尽刻薄，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可谓是溺爱至极。朱元璋希望全天官员都清廉，拿着史上最低的薪水给他们家卖命，而他恰恰是大明朝最大的唯一一个贪污犯。朱元璋乞丐思维千算万算失算了两次害苦孙子。朱元璋是性格的分裂，他反对权贵标榜保护百姓，但又坚决拥护自己皇家的利益。他疯狂的打击勋贵集团，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人格杀勿论，但每次对待自己的儿子总是一笑而过，始终网开一面，法外开恩，甚至因此而杀了执行官。。
对自己的侄孙都这么好，对儿子们便更不用说了。他的26个儿子全部封为亲王，手握重兵，王府内还配有大批属官，并有权干涉地方政务和中央政府。据明史记载，明初的亲王每年的俸禄高达5万石，后来降为1万石。要知道明朝初年的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90石，连一品官的俸禄也不过1200石。由此可见亲王的待遇之高，在朱元璋眼里其他人包括官员真的只是他的奴仆。但如果政府只是养几个亲王，那负担虽然大，但财政还是可以支持得住的。但是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实在是太害怕自己的后代挨饿了。因此下令所有的宗室都由国家供养，授爵位，发俸禄，一个都不能少；
比这更恐怖的，正是养活这些宗室藩王们的花费，那么，养这么多王爷要花多少钱呢？在明朝坑爹的宗藩制度下，大明皇室宗亲每添一个人口，国家就要从此多花一笔钱。藩王禄米每年一万石，“郡王”每年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就连最低级别的“奉国中尉”，每年都有禄米二百石，远高于明朝一品官员的年薪。而且这还只是固定收入，不包括每年各种额外的特权赏赐，还另有锦，紵丝，纱、罗，绢、冬夏布，绵，盐，茶，马料草等其余待遇不等。
但这些仅仅是男性宗室，还有女性宗室。明制，乃定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册，禄二千石，婿曰驸马都尉。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不光要养亲王和郡王、公主郡主县主，即使是那些因为犯罪革爵的，每个月也要供养，嘉靖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一石。各位宗室血亲们，只要老实听话不造反，基本就是躺着都有钱拿。明朝早期宗室人口少的可怜，明太祖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差不多都被饿死了。可以说是人丁稀薄。所以根据明朝玉牒和其他文献的记录，洪武年间整个宗室只有58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永乐年间，宗室人口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到了明末将近二十万人。
在明英宗之前，因皇室男性数量不多，所以禄米全额给予。至明孝宗时期，皇室男性经过数十年繁衍，数量暴增，已经达到明朝财政负担不起的地步。最终，在明世宗时，将禄米以四折支付，其余以宝钞替代（就是打白条），宗室子弟下层者因无法从事任何事情谋生，以致生活困顿、衣食不济，甚至有铤而走险、作奸犯科者。但朱元璋忘记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犯糊涂。作为家长，过分关爱到后来往往反而是伤害，明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然而朱元璋并不认为官员工资太低。在他看来，官员腐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知足。因此，朱元璋加强了官员的思想教育。朱元璋先是以农民的思维方式给官员们算了一笔账，并编成《醒贪简要录》一书发行天下，其中详细说明农民种地有多辛苦，苦口婆心教育官员悯农。告诫他们，当官的俸禄都出自农民的辛勤劳动，正一品官员年薪1044石米，要用稻谷2620石稻谷。生产2620石稻谷，需要用田873亩，17头牛，57个人耕种。1044石米就需要6550担次。就算从田里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往返挑一次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稻米就得走13100里。一个正一品高官年薪一千石大米也许不算多，但是，为了养活一个正一品大官，需要五十个农民在八九百亩地里辛劳一年。所以，算起来，官员们还能嫌工资低吗？相比农民无论冬夏，不耕无食，官员们夏天坐凉房，冬天住暖室，如果还要贪脏枉法，盘剥百姓，怎么对得起他们？哪里还有人性可言？
在地方官上任之前，朱元璋都要找他们来一次任职前廉政谈话，提醒他们“做清官，靠俸禄过日子，就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汲取养活一家老小。如果从外面取水灌入井里，满了就要加高井台，一旦台破水溢，就会殃及你的乌纱。”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这一“守井”的哲理至今看来都是至理名言。
但问题在于，哲理能当饭吃吗？官员们并非不会算账，他们并非不懂“守井”的道理。千百年来，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做官就是为了享福，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书生们十年寒窗，武将们百战艰辛，为的都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或者“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今功成名就，却只卖得个这样的价，实在不划算。贪官为什么杀不完呢？深层原因就在于培养官员的土壤是腐败的，杀掉一批，又长出一批，如同烧不尽的野草一样。一个缺乏法治、公平信仰的社会如何能确保社会廉洁、政治清明呢？要制定一个反腐制度是很容易的，难的是，这个制度要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并致力于捍卫这里面的文化价值。
对官员严酷的另一面，却是朱氏皇亲的奢靡。年轻时受尽天下百般苦的朱元璋，立国后便想到了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像自己当年一样连饭都吃不上，因此对于皇族推行了许多优渥的政策。他一面大肆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藩王，洪武二年他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分封宗室，辅弼中朝，初步建立起明代的诸王分封制度。仅仅是湖北境内的藩王就有44位。近些年，随着一些藩王墓葬的出土，原来史书上记载的“不奢侈度日，不重金厚葬”的寒酸藩王墓里出土了大量陪葬的黄金器物，其奢侈程度惊掉人的下巴。一面放纵皇族大力兼并土地。据学者研究，明代皇族数量从最初的几百人跃升到后来的几十万人。天下财富大半集于朱氏皇族。这些血统高贵的朱氏皇族不仅极尽奢华，消耗天下财富，而且滥用权力，搜括百姓，横行不法。
换句话说，在刻薄官员的同时，明朝农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他们除了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外，没有任何权利。他们除了被迫接受管治之外，压根儿没有与朱元璋缔结统一战线的念头。因为皇帝与农民之间隔着多个层级的官员，皇帝想要传递给农民的恩惠和信息在这个漫长的利益链条中被扭曲。
皇帝的廉政谈话，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告诫，都被现实击个粉碎。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六部官员和地方官吏及地主，欺上瞒下，公然侵吞私分国家税粮2400万石。这个数字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朱元璋了解到，郭桓等人的贪污手段其实并不高明，他们都是通过各部串通一气，随意更改账册上的数字，大做假账。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为很高明的手法，将原来记数用的一二三四等数字，一概变成大写。凡是做账涉及的数字，改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陌）、仟（阡）"等写法，以增加官员做假的难度。
然而，越是这样，越是让官员们明白：这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打工崽，而且还是一个不受皇帝信任的打工崽。这就应了《孟子·离娄》中的名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明朝相权被阉割内阁更缺失了天下为先的使命感
明代君臣对立的局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明初对功臣的诛杀开始，君臣矛盾就随影如形。“胡惟庸案”连及坐诛者竟达三万余人，还加上其他一系列奸党案，让大臣们噤若寒蝉。为当众羞辱大臣的廷杖制度更是将大臣仅有的体面一扫而尽。朱元璋开创的锦衣卫将天下官员置于皇帝一人的监控之下，让官员人心不安。永乐年间开始掌管监察与审讯的职能的东厂及后来短暂存在过的西厂，虽然将君臣冲突暂时转化为官员与宦官的冲突，但从根本上强化了君臣矛盾。到后来，大臣既无力与宦官抗衡，也无法从制度上与皇帝共享权力，明朝的大臣们只能从儒家虚伪的礼仪上与皇帝进行斗争，来回敬皇帝对官员严酷的道德要求，以图稍稍约束皇权。成化年间明英宗嫡后袝礼之争、嘉靖年间兴献王名号之争、万历时期立嗣国本之争，等等都彰显了君臣矛盾的根深蒂固。从而也使本应君臣合作振兴朝政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费在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斗争上。
到了晚明，向来标榜气节清誉、不畏强权、讲求学问、心忧天下、敢于与腐败作斗争的东林党人也参与党争，勾结商人，争权夺利，置民生于不顾。等到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兵临城下之际，皇帝还只想着如何甩锅给大臣，先是不停要斩杀有功将领，后来又在决定与北边满洲和谈，以及南迁的问题上，皇帝都因害怕背上历史骂名，故意不作决定，意图由大臣“反复力请”，才假惺惺地答应。哪知大臣们早就看穿了皇帝的小心思，既不想和他“合作”演戏，也不敢和他“合作”了。眼看着明朝大厦倾倒，大臣们瞬间就变成了清朝的臣子。对于他们来说，这天下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明朝灭亡，只不过换了一个主人而已。
历史经验表明，既不改造清廉政治的文化土壤，也不深挖贪腐的根源；对官员刻薄，对皇族以恩惠，视天下为一姓一家之天下，如此厚此薄彼塑造的只是一种不公平的政治生态，导致君臣对立；没有夯实官员不想腐的根基，却只靠刑法来威吓官员不敢腐，这样的反腐不失败是不可能的。政治清明不能只靠皇帝，它需要君臣合作，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风清气正、长治久安的局面。
朱元璋看似痛恨腐败，对腐败表现得“零容忍”，但由于其方法不科学，使得所谓的“零容忍”只能加剧腐败。后来，明朝的腐败越演越烈，而其中最腐败的就是反腐败者自己。明朝的特务机构越来越堕落、腐败和暴力，成为合法的黑社会，而明朝也成为最腐败的一个王朝。连崇祯皇帝都不得不承认，“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但是，这位满嘴悲悯的下罪己诏，最后吊死在万寿山的崇祯皇帝，看似值得同情，其实仍重蹈覆辙，不思改弦易张，而是醉心于特务政治。他丝毫没有认识到特务政治的严重危害，反而强化特务政治。由于没有科学的理政措施，没有科学的反腐措施并形成制度，面对政务荒废和大面积腐败，崇祯也束手无策，而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
做事要讲方法、讲科学，并非有坚强意志就能做成事，这是常理。在现代法治国家，对于腐败，不需要杀头，就能很好地控制了。欧洲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而其腐败问题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却很少，便是明证。基于“法治+民主”的基本制度结构，再加上财产公示制度、预算约束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重要制度建构，虽不能绝对消除腐败，但已能将腐败遏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笔者也提出一种提高腐败暴露概率的科学手段利益背反方案。
第五，开创了闭关锁国政策
朱元璋在一统的路上，虽然灭了张士诚、方国珍大部分，但还有一些逃到了海上，与日本一些“海盗商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海盗”力量。朱元璋曾先后七次派遣使者，想要与日本和平共处，但都被日本所杀。为了防范外部风险，朱元璋采取了最保守的办法，下令“寸板（船）不许下海”，关闭了所有的出海口，从此开启了中国首次闭关锁国的历史。禁止中国人到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人到中国开展贸易，这样明朝与世界接轨的途径被斩断。这个政策，虽然朱棣时期开了一部分，下海寻找朱允炆，但之后又给关闭了。至明朝始，原本世界级强国，逐渐变成落后愚昧的国家，直接导致近代被西方列强欺辱。
第六，开创了“种姓”户籍制度
朱元璋开创的种姓制度，主要依据职业属性而固化阶层，也就是说，你是干什么的，你的子孙后代也必须干这个，就如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样。朱元璋将天下百姓分为五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鸿沟，固化甚严，谁都不能跨越。
他“开创性地”设立了具有明朝特色的户籍制度，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他自认为为百姓的子子孙孙都安排好了工作，把民众的身份分为军籍、匠籍、兵籍、贱籍等层次鲜明的几个等级，世代承袭。虽然理论上匠户是民籍，但匠户几乎没有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而且经常要无偿工作。只要你是农民，那么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农民；只要你是工匠，那么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工匠；只要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军人……如此泯灭人性的理想化的制度实在是可笑，当我们鄙视印度种姓制度的时候，看看朱元璋的有过之而不及。一个乞丐搞什么顶层设计？“乞丐皇帝”朱元璋的世界：困死万民也困死自己
第一等，皇室子孙，彰显皇家尊贵。
朱元璋规定，凡是朱家皇室之人，从生下来就有自己的领地以及俸禄，而他们却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甚至刑不上皇族，凡是朱家的后人，只要不谋反篡位，杀人放火，那都可以既往不咎。反而对官员，动不动就剥皮抽筋，对于皇室犯错就是一再的包容。所以导致明朝后期，朱家皇室足有几十万人，没有一人会领兵打仗，没有一人智谋超群，同样整个大明王朝也没有一人因违法被惩戒。
第二等，绅士豪族，朝廷主要经济来源。
这一类，主要是一些官员和富商，是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就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织造局产业链）。这部分人，正儿八经的人丁赋税，他们不用交，也不用承担徭役，朱元璋想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需要这部分群体贡献力量，自然得给这些人喝点汤，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是最穷的一个朝代，一品大员都有饿死的存在，整个明朝历史就是一个绅士阶层与皇室斗法的历史。
第三等，职业手工业者，如民户、匠户等
这一阶层基本都是农民了，也算是比较好的了，除了那些有手艺的工匠的家庭，其他都可以自我择业，也可以考取功名。但其他的那些，比如种地的，世世代代只能种地，比如工匠就世代做工匠，打鱼的就世代打鱼。
第四等，军户，府兵制的遗产。
这一级别看着都是当兵的，但他们连农民都不如，普通的士兵后代只能世代成为官员手中的军奴，没有任何的地位以及选择。朱元璋曾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可是他们是人啊，活生生的人啊，为什么要成为奴隶？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基本每个时期都是百万大军，但战力很差，直到明末仍然有百万大军的明朝，却让只有区区6万人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
为什么他们战斗力这么弱？朱元璋是一位赤贫农民，思想中小农思想极为严重，一直幻想着自己统治下的农民和军人要自给自足，军户奉命自给自足，士兵及其家属便终日忙于耕织，无暇训练。明中叶，各卫所的兵额中只有五分之一能执勤从事军务，五分之四用于劳作，才能勉强养活本所人员。出现紧急军情时，各卫所为增加兵力，会调动擅长农耕的兵员充数，结果就形成了战斗力极差的乌合之众。另外，实行军户制，军官往往负责监管劳作，这就难免要占用产品，士兵实际成了他们的农奴。加之卫所多处荒凉之地，加之社会地位低下，军户纷纷逃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因不适应时代，逐渐瓦解，并为明王朝的灭亡埋下隐患。要知道，明皇城除了锦衣卫，还有几十万的大军在驻守，然而李自成来的时候，他们基本没有抵抗，反而有些主动去投靠李自成，这就是朱元璋定下军户的弊端。
第五等，贱籍。
这等人基本是有各种黑暗史的群体，如陈友谅、张士诚等部下的子孙后代，或者是犯法官员的后代，他们世代操持就业，男的世代为奴，女的世代为娼，永世不得翻身。朱元璋自己出身乞丐，是何等的贱？怎么自己就可以翻身？就不许别人翻身？也正是朱元璋的这一想法，导致明朝末期，很多起义军对朱家后代非常狠辣，皇室基本被屠得干干净净，幸存下来的也不得不隐姓冒名。朱元璋百万子孙大结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第七，恢复分封制厚养宗室国营养猪
中国历史上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只有两个，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
造反出身最后却成了人生大赢家其心态是有问题的。
刘邦与朱元璋当了开国皇帝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安全感，总担心未来也会有人效仿。
所以，这俩哥们不约而同的都搞了一个分封藩王制度大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儿子一律分封为各地藩王，以亲藩制度来拱卫家天下。
分封制始于西周，产生了成百上千的诸侯国，接踵而来的是诸侯国挑战中央权威（如郑庄公），然后大小诸侯国为争抢地盘年年战乱，于是经过数百年的春秋战国证明，分封制会极大损害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延续及发展。
历史上另一个搞藩王制度就是晋朝，这个晋朝是篡魏而来的，属于得国不正，天生道统就有瑕疵，所以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也缺乏安全感，也要搞藩王制度维护家天下。
但历史就是这样搞笑，搞藩王制度的王朝没多久就天下大乱，第一个跳出来造反的就是这票皇室的亲戚藩王。
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乱。中国历史上的四次“藩王之乱”一次成功登基！
汉朝是中央政府最后平息了叛乱（晋朝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分析了），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废掉了这个藩王制度，让皇权集中。
无数案例证明，分封制的弊端太多了，分封的时间越长，地方的财权、事权、兵权逐渐强大，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就会越薄弱，接着就是地方对抗中央，其他地方势力效仿，中央权利架构瓦解。比如，东汉末年的刺史及州牧，把财权、人事权、监察权集于一身，兵权也就随之附加，最终导致东汉瓦解；再例如，唐朝的节度使，中央赋予节度使太多的财权、事权、兵权，中央逐渐失去对节度使得掌控，导致节度使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招兵买马。虽说唐朝并非采用的是分封制，但事实还是证明，不要给地方足够的权力，特别是财权、事权、兵权的分治，不然起兵是迟早的事情。
本来这些王朝兴衰案例，应该让朱元璋谨记，最起码不要走了前朝的老路。但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享尽荣华富贵，也为了想让明朝的江山始终都姓朱，朱元璋直接一排众议，制定了分封制（甚至在未开国时，就收了很多义子、义侄），这也导致在朱元璋死后，短短两年便爆发了诸王反叛，其中燕王朱棣更是覆灭了侄子的朝廷，从而取而代之。
明朝运气很悲催，一般开国太祖留下的制度缺陷后代多少可以逐渐纠正，明朝偏偏遇到一个靖难之乱朱棣抢了侄儿的皇位，这就比较尴尬了。
为了彰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藩王出身的朱棣自然就不好废掉这个藩王制度那相当于自行否定了自己出兵靖难的合法性。
朱棣还几乎全盘保留了朱元璋这项畸形的政治遗产，让明朝顶层设计先天性缺陷固化下来。但是朱棣也要防备自家亲戚有样学样，未来也来一个靖难造反。所以，朱棣就把藩王制度改造了一下。
按历史惯例，藩王在封地属于有相当权力的诸侯有行政管理权，有自己的军队。朱棣把这些藩王的权力全废掉，只保留了给藩王的经济特权
国家给藩王丰厚的俸禄，给藩王封田，相当于好吃好喝把藩王养起来，其余的事情都不允许藩王去做，连出封地也不行。
这样一个国营养猪的制度倒是有效防止了藩王作乱，但是，却给国家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明朝财政支出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是皇室开支。
准确的说就是养藩王的开支。
这是朱棣设计的“国营养猪”制度的恶果。
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袭罔替，亲王的长子也是亲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就是郡王，郡王的长子是郡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变成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因为朱棣设计的藩王制度，藩王不能干预地方政务，不能出封地，所以明朝的藩王其实就是被猪一样养着等死。
这票被圈养的藩王平时也没啥事做，就是吃喝拉撒生孩子，生出来的孩子还都有爵位，按照制度要给俸禄，要给庄园与田地。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来越重。养不起生育能力太强的朱元璋子孙们大明就亡了
大家感受一下明朝皇室给财政造成的负担。
从上图可以看出，明代财政支出主要就是军费、官员俸禄与皇室开支，对民间的救济支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弱势的吃饭财政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认为，明代政府应付自然灾害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
皇室支出是明代财政的沉重负担，明代初期还好一点，宗室人数不多，财政负担不大。
到了明末，随着朱家子孙人数急剧膨胀，到1602年，明代皇室支出已经达到1526万两白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高达52.89%。
明朝为何灭亡跟朱元璋子孙数量太大有直接关系
那藩王的下场怎么样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特等奖，去台湾继续当王爷
一等奖，隐姓埋名当富翁
二等奖，平民
三等奖，砍头
参与奖，做成肉酱
第八，恢复殉葬制度，违背儒家人本思想。
殉葬制度的恢复，违背儒家人本思想，应该是老朱最大的污点。殉葬制度主要流行在商朝和西周时期，由于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奴隶主死后，新的奴隶主养不起那么多的奴隶，所以就将之前奴隶主的奴隶都给殉葬了。后来逐渐演化成地位的象征，谁殉葬的奴隶多，就表示谁生前的地位高。
到了先秦时期，各种思想层出不穷，特别是“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崛起，奴隶制度逐渐废除，明令禁止活人殉葬，采用陶俑代替。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然而，朱元璋死后，却下令将所有妃子以及一些宫女为他陪葬，好喜虚名，从这点看，他跟以往的暴君没啥区别。他是毫无人性，无情无义，根本没有把给他生了子嗣的嫔妃们当人。
第九、僵化死板的财政制度
只收农业税不收商业税
明朝财政从立国之初就是一个弱势的吃饭财政，财政收入主要就是维持三块开支：皇室（藩王）、官员俸禄、军费。这个傻货从来不晓得财政收入应该用来搞民生，搞建设的。
明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靠农业税，帝国建立之初，就极其重农抑商，朱元璋奉行大陆孤立主义，连一直长期处于统治之下的西域也不要了。他力求以小农经济立国，将中国打造成封闭的铁桶。
相比汉唐宋，明朝财政放弃了两块税赋肥肉：一是盐铁专营的赋税，二是商税。另外，还有因为海禁丢失的关税。
明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官员腐败和军费陡增，仅靠农业税已完全无法支撑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转。财政能力太弱，一遇到战事，就只能向农民加税，这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明朝丧失了铸币权
朱元璋因为完全不懂经济，又听不得有学问的人指点，朱元璋任性地一顿骚操作，让明帝国丧失了铸币权，这个对明朝后期财政的崩溃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讲一讲明代的货币体系。
中国古代主要的货币都是铜钱（不是白银，白银一般用于大宗交易结算），但是中国却是贫铜国，铜矿少而且开采难度很大，所以铜在古代都属于贵重金属，价值很高。
用价值较高的稀缺金属去制造价值单价较低的货币这本身就属于亏本买卖。
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用黄金来制造一分钱的硬币，即使黄金含量少，其价值也远高于1分钱。
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就陷入一个怪圈
当统治者铸造铜含量较高的货币时，民间的选择就是大量收集铜钱然后融化提取铜来套利；当统治者铸造含铜较低的货币时，又因为这个铜钱显得粗制滥造，仿冒很容易，被民间拒绝流通。
最关键的是，中国产铜量较低，随着人口的争夺经济的增长，这个主要流通货币就严重不足，造成通缩，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就开始寻求替代的货币。
宋朝是第一个发行纸币的朝代，这个朝代的纸币叫作交子。
宋代交子
宋代官员毕竟是有文化的，金融水平很高，在发行交子时也配套设计了准备金制度，宋朝的交子都有相应的贵重金属储备来保证其价值。宋朝因为通过交子发行掌握了这个铸币权，所以宋朝是历代王朝中资源动员能力最强的朝代。南宋偏安一隅，但是却能对抗巅峰时期的蒙古大军长达数十年，这个交子功不可没。
蒙古统一中国之后治理水平相比宋朝就是一个渣。元朝统治者当然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元朝的纸币叫作“钞”，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使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但是蒙古人玩金融很废材，纸币发行没啥成本，但是掠夺资源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的。所以，蒙古人发钞开始还有点节制，后面就乱来了，最后这个元朝的钞很快就变成废纸。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制度，其中也包括这个纸币。不过明朝的纸币叫作“宝钞”。
明朝宝钞
朱元璋发行纸币吃相比蒙古人还难看，一方面拼命印钞，另一方面规定民间缴纳赋税时使用宝钞不得超过30%（另外70%或者实物或者金银）。
尼玛，这是只印钞不回收啊！所以，明朝的纸币贬值比元朝还快，朱元璋还没死，这个明朝宝钞已经沦为废纸。
朱元璋为了保证宝钞发行，不但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但是缴税可以），还停止了铜币的制造。纸币变成废纸，铜币也不发行，民间就自发将金银作为流通的货币。
在明代之前白银一般只是大宗交易结算，但是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一轮骚操作纸币成为废纸，铜币停止制造，民间就逐渐自发用碎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中国不但缺铜，更缺银。银两的供应主要靠外贸流入。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是畅销全球几千年的硬通货。明朝欧洲列强建立了与中国的海贸线路，于是大量白银潮水般涌入中国，然后是中国大量商品流出。
到明朝中叶，有学者估算，当时中国的白银数量要占全球的一半。我们用海量的商品换回来一堆不能吃不能喝的银子商品总量减少，货币（银子）总量不断增加，所以，从明朝到清朝，整个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通胀的状态。
明天启六年，1两白银可以购买1石粮食，到了1908年，1石粮食需要3.895两白银。
虽然外贸换取的白银堆积如山，但是与明朝财政收入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以天启六年为例。当年明朝财政收入包含米麦2600万石，军屯400万石，盐税200万两，税粮折收的金花银100万两，茶税10万两，还有纺织品等各种实物折算的约几十万两。
上述说明什么？明朝是一个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税收结构！
商税为0，关税为0，茶税只有区区10万两！
明朝政府没有关税！这是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遗产。
同时，明朝官员士绅不纳税，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官员与中举的读书人田地不纳税。
这是国家财政的一个特别大的漏洞，所以，很多有田地的农民“自愿”将土地“投献”给官员
就是自耕农与缙绅合谋瓜分政府的税收。
因此，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财政收入也急剧下降。
但是明朝又遇到一个万历皇帝这样贪财的统治者。
在明朝，皇帝要花钱是不能向户部伸手的，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叫内帑，这个内帑收入主要来源于皇庄、皇店，一年大致有几十万两。古代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收入如何区分？
万历上台后觉得内帑的钱不够花（他给自己修陵墓就花了几百万，这竟然不是国库开支的），就派出太监出去捞钱，包括兼并更多的店铺作为皇店，兼并更多的田地作为皇庄，另外就是开矿收矿税。
其实万历皇帝也没兼并多少土地（估计最多几万亩），但是皇帝自己开了这么一个恶劣的先例，下面官员群起效仿，土地兼并就愈发严重。
地方官员控制不了土地兼并，为了完成税收考计，就在剩余的自耕农身上加征田赋，从而导致自耕农负担越来越严重。
明朝政府既不能征收商税与关税，也不能向官员与缙绅征税，所以，财政有困难就只能在农民身上想办法。
从万历46年开始，明朝政府为了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陆续加征三种新税：辽饷、剿饷、练饷史称三饷。
1580年1644年是著名的小冰河时期，气候严寒导致北方农耕收成锐减，叠加土地兼并以及三饷的加征，这个三饷后期甚至达到田赋的几倍（明末直接奔着2000万两去了），直接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
因为在农耕文明时代，政府财政是唯一能动员社会资源的手段。财政一旦崩溃，意味着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力一样，一个破感冒就会致命。
朱元璋对中华的罪恶远大于奢靡的皇帝
朱元璋能成就帝位有其过人之处，他从是和尚乞丐逆袭为皇帝中国第一人，实在是励志。但他没有教育背景，出生于贫农家庭，文盲，教育背景基本为零。这种教育背景的缺陷即使后期朱元璋成年后拼命读书，即使朱元璋聪明过人，但是终究缺乏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个缺陷对一般人不算个事，但是对于皇帝就有问题了。这就导致朱元璋缺乏顶层制度设计能力和不懂经济，所以有以上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明代制度大部分照抄元朝的制度，很多元朝有问题的制度都保留下来比如军户制度。
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全是败笔，一无是处。朱元璋从制度上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比桀、纣、隋炀帝的胡作非为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如果你对古代历史稍微多读几本书的话就知道，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远不如宋太祖、元世祖、清圣祖，至多和清高宗一档。事实上朱元璋最多只能算是个好军事家（归根结底是摘桃子，不跟元军交锋），从来就不是好皇帝，无论是于官还是于民。
但是，今天，仍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一谈到腐败，就情绪激动，热血喷张，义愤填膺，口口声声杀杀杀。甚至，有一些学者也在推崇朱元璋，尤其是推崇朱元璋的反腐制度和模式。这些人的思想观念，真是落后得让人悲哀。朱元璋的粉丝们完全是受情绪驱动，以为靠朱元璋式的杀伐就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并治理好国家，而缺乏基本的理智、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
今天，重新审视朱元璋，不是要对古人鞭尸，更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因为朱元璋的大恶，历经清朝、民国，犹贻害无穷。若要追究历史责任，明朝远大于清朝。时至今日，推崇朱元璋的声音喧嚣于耳，所以，重审朱元璋，意不在朱元璋，而是要反思仍然活在某些人心中的陈腐观念，通过反思朱元璋来反观现实，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今天，面对腐败，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恰恰就是朱元璋模式。用流行的话说，效仿朱元璋，势必犯颠覆性错误。
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
部分转载自：共识网，作者：邓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