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方：贝尔伯克来，只是走个过场？

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刚刚完成了其上任后的首次中国之行。

这位德国绿党政治家虽然此前从未到访中国，但早已因其对中国的强硬姿态而闻名。

在就任德国外长前的2021年12月，贝尔伯克接受采访时谈到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时说：“为了解决全球问题，我们必须相互合作。例如，在与气候危机的斗争中，或在抗击新冠大流行的斗争中，必须团结才能取得成功。在这些领域，我们是合作伙伴。在其他领域，我们则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涉及到未来技术领导地位的问题上。”这番表态可谓完全符合这届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德国政府对中国“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

就任外长之后，贝尔伯克坚定奉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除了在台海和人权等问题上频频做出尖锐表态，对中国横加指责，她还尤其热衷于鼓吹“中国依赖”的危险，批评德国大企业短视近利，呼吁同中国有业务的企业不要再犯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那样的错误：“在事关生存的问题上，不应再依赖一个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经济上的全盘依赖使我们在政治上容易受到胁迫。这种错误我们决不能再犯第二次。”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社民党）曾于2022年11月携工商代表团访华，积极推进中德经贸往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德国的对外政策究竟由谁说了算？

在德国政府中，关于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并没有明确规定，通常取决于总理和外交部长谁更具政治强势。这届政府组建之初，社民党（总理朔尔茨所属政党）和绿党（贝尔伯克所属政党）就曾就外交政策的主导权打过嘴仗。虽然最终朔尔茨客气地表示：将与外交部长一起制定外交政策，但实践表明，这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还是由总理府主导。不过，也正是因为外交部的影响力较小，部长贝尔伯克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她在表态，尤其是在做负面的政治表态时顾虑更少，反正最终由总理朔尔茨来负责调和与妥协。

这届德国政府《中国战略》的难产也是因为外交政策的分权。据德国媒体披露：去年11月，德国外交部曾拿出一份《中国战略》草案，由于其对中国的评价过于尖刻，并完全将人权置于贸易关系之上，总理府对此颇不以为然，外交部因此不得不重新拿出一个语气大有缓和的修改版。由于德国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也陷入拖延，从属于其的中国战略也只能继续延后出台。这给外交部提供了重新调整的机会，据称，贝尔伯克此次访华的见闻和心得也将被融入中国战略的制定。

由此可以看出，在本届德国政府中，总理府与外交部在对华政策上并不同频。

4月15日，王毅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原计划与贝尔伯克同期访华，参加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虽然他最终因感染新冠而未能成行，但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是同期访华，因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希望在外交政策上更团结、发出更响亮的欧洲的声音。

但很显然，法国与欧盟在外交政策上并未同频。据称，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行前曾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就访华的立场与表态进行协调。当时欧洲媒体普遍猜测，冯德莱恩和马克龙将在访华时分别扮演“红脸”和“白脸”，相互配合帮衬，代表欧洲对中国的两种不同看法。

然而，马克龙在访华时却抛开了既定剧本，大声呼吁欧盟不要做美国的“附庸”，并顺路带来豪华阵容的企业代表团，收获多个大单。回国之后，马克龙又一再重申了访华时的表态，强调欧盟战略自主，并警告欧盟不要被卷入一场因“美国带节奏，而中国反应过度”导致的台湾危机。这让一心想要搞好跨大西洋关系、正在竞选北约秘书长的冯德莱恩很下不来台。

因此，关于贝尔伯克此次访华的时机，德国和欧洲评论界纷纷用了“非常微妙”这个词。继法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各说各话”之后，她作为德国外长的姿态和访华成果无疑引人关注。目前看来，一贯奉行价值观外交的绿党政治家贝尔伯克应该算是遵照既定剧本走了过场。其实，鉴于她在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地位以及本人的政治能力，指望她修复跨大西洋关系或对中德、中欧关系形成实质性影响，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从去年11月来访的朔尔茨，到刚刚离开的贝尔伯克，欧洲政治家接二连三到访中国，相较中国一以贯之的立场，他们好像都处在各自不同的频道，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出欧洲对外政策的整体原则和脉络。

若探究欧洲对外政策的碎片化背后的原因，首先当然是欧盟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传统。除此之外，还能看到，近年欧洲政界出现了一些高举普世价值大旗，大谈价值观的政治势力，他们占据道德高地，四处挑衅，对偏向现实政治的传统政治发起挑战，贝尔伯克所属的德国绿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用“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界分揭示了这类政客的问题。在责任伦理的准则下，行为是否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为带来的后果；而在信念伦理的准则下，行为的伦理价值“内在于”这个行为本身所依照的一些终极原则，与行为后果无关。韦伯在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的结尾处说：“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压力和与之想关联的一系列金融经贸乃至民生问题，当前支离破碎乃至自相矛盾的对外政策显然无助欧洲走出困境。能够担当欧洲政治使命的人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