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甘英路线里数等相关问题之补充说明

原稿：VX 2019-12-21

关于（上篇）《甘英路线图》中里数等相关问题的补充说明上一篇发表后，有些朋友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对于史料中涉及的里数问题，无非是认为我将终点定在阿拉伯太远，说至恰赫巴哈尔港的南线只需要46天太短。现归纳并统一回复如下：

其一，认为“具体路程在中国早期文献中不是特别准确，即使到了宋元时期也不太准确，还要注意文献存在着后世传抄等出现的错误”。

传抄错误的问题，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因为仅范书中就已经包括了去、回两程的里程数，同时还有袁宏《后汉纪》和班固《汉书》一并参照，不可能四处全部都一起抄错。你最多质疑那个“马行”是否可靠。

里程的准确性问题，除了前文所引资料对度量衡问题的考古和实验考古情况参考外，前文也已经选取比较确定的涉悬度和安息线做参考，如果按我最近读的颜世明一篇讲的乌秅和塔什库尔干河的线路[参1]，则我上篇所选路径就应该是完全吻合的。事实证明，比较准确，至少汉朝这几本正史，质量还是相当高的，还是有相当的严谨性的，纵有误差，也不会太大，而且涉悬度的线路已经是比较难走的了，所以基本上也只有保守低估，而不太可能高估。

事实上，不确定的不是里数，而是路线。

退一万步来说，起码这已经是有事实、有数据支撑的逻辑，如果连事实和逻辑都不看，又还能看什么呢？舍此之外，除非有更坚实可靠的事实证据，否则就等于拿着一堆描述性语言做文字游戏，陷入类似于玄学一般的讨论，而使问题变得没有意义。

而最近 @非子 先生一篇文章《如何彻底证无古罗马—条支、大秦、拂菻地望再考及大唐“龙朔体系”》一文[参22]中引用元代刘郁《西使记》中常德出使西域的记录及非子先生的解读，也可作为有力佐证：他自蒙古出发，到达过巴格达和麦加城等，“往返凡一十四月”，则半程为7个月，除去公干、公文盘桓的时间和出发点的不同，其耗时，跟甘英基本也是一致的。

此外，该文[参22]还提示了我一段《北史》中的记录，也可作为里程的重要证据：

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南，去代一万二千里。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后役属于阗。

条支国，在安息西，去代二万九千四百里。

——《北史》列传第八十五 西域

将两个距离相减，则得条支离皮山的距离为17400里，按历代度量衡量值表[参4]换算，此时应该用魏晋尺0.43452，得7560公里。这显然是走的北线，从地中海沿岸，也即甘英的回程绕过去的——毕竟南线甘英走过一趟了，难走，还不如走北线绕点路。而且这里已经精确到三位数“四百里”，是否进一步说明后世还有人出访过条支，并计算了较为精确的里数？亦或还是来自于甘英的原始记录？则北朝时期还有谁见过甘英、班勇等人的原始档案？

传抄错误的情况确实存在，比如《汉书》中“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就明显不对，掉了个“二”字。这点也要感谢这位朋友及非子文章中的提醒。

其二，关于南道的艰难以及使团修整问题。就是说南道难走、缺乏给养、越往南天气越炎热走得更慢等——所以至恰赫巴哈尔港需要不止46天，而至阿拉伯半岛需要也不止百天。

这种说法，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就是我上面说的仅做描述性思考，而缺乏数据支撑。

我们完全可以拿行军速度来比较，一般军事行动，尤其是进攻性的夺取城池，敌方基本上都会坚壁清野，我方基本上都只能自带干粮，一路就是缺乏给养的，还要留够力气砍人，而行军路上，各种天气条件都可能遇到，甚至风雪天该走也得走，有时为了“兵贵神速”，还要“倍道兼驰”。比较著名的战役如“李愬雪夜袭蔡州”等。

恰好有人对宋朝行军速度做了研究[参2]，宋太祖、太宗多次御驾亲征，我看此文考证，当时的行军速度，经常达到60里、70里（宋里），低的越太行山崎岖山路35里，一般也能有40-50里每日左右，最高纪录宋太宗北伐辽国大军压境时，一天120里——当然后来溃败的速度更快，达190里/日。

再按照历代度量衡量值表做换算[参3-4]，1宋里相当于0.56公里，则50宋里合28公里，已经高于我前文给出的数据。

以一个成年男性步距0.7米算，一天四万两千多步我也走过，也就7、8个小时，中间还有吃饭、观光、拍照、休息，走走停停，这就差不多30公里了有。何况我步距还不止0.70，我也用测距线测了当天的路线，就是有30公里以上了。

而李愬入蔡州之战，就留下了“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的记录，就是半夜，半天或者最多大半天时间，一天仅能按白天正常时间最多十二小时，大半天也就至多七八个小时，而且为了确保行动的隐蔽性和袭击的突然性，那都是借着雪的反光，黑灯瞎火在走。唐里比值0.53，这就已经37公里了。

而且我们知道，宋朝因为缺马[参5-6]，而形成了以步制骑的策略，步兵的装备，那是相当之重的。据《宋史》记载，光盔甲的重量，就已经接近三十公斤：

绍兴四年，军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缘甲之式有四等，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珵。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一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若甲叶一一依元领分两，如重轻差殊，即弃不用，虚费工材。乞以新式甲叶分两轻重通融，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诏勿过五十斤。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同样根据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换算[参3]，1宋斤相当于0.64~0.66公斤，则五十宋斤已相当于至少32公斤。这仅是盔甲的重量，还不包括那些神臂弓、床子弩、大朴刀、长枪、长矛、盾牌、甲架、箭簇、钝器如锏鞭锤斧、马甲以及辎重和运送辎重的大车、扎营需要的一些木料、构件、工具、拒马、攻城器械等等等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机动性，使宋朝在于北方骑兵的对抗中始终处于下风。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队具火钅赞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新唐书》志第四十 兵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朋友，想必会对其中的武器装备印象深刻，比如第八团的那些装备，比如崔器那一身铠甲，上来就被张小敬一句“这么重的甲，追个屁啊”给怼得无话可说。

[参7]

宋太祖、太宗时可能会比南宋好点，但也不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别。

而甘英等是作为外交使节出访，根本不可能如此全副武装，最多背点轻甲，少量武器，以防备盗贼土匪即可——以汉朝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对西域诸国的代差优势，对付几个蟊贼、野兽啥的，这点东西足够了。哪个不长眼的土匪会跑来往刀口上撞？也不需要运送辎重的大车，轻装上阵即可。

2一12为从原始时期到唐代甲胄防护部位发展示意图[参8]

此外，我们知道，大军开拔，那都是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人的统一行动，这个协调、管理的难度可不小，所以韩信才说刘邦只能“将十万兵”。再加上道路宽度往往限制了流量。因此大军行军速度，在其他条件同等情况下，显然是要低于个人或小队的。所以大军前面，往往有哨探、有先锋，各部之间，也有通传往来递送消息。

一个使团，大的也不过百十来号人足以，协调难度，远低于正式的军事行动。而使团成员本身又具备军事素养，且多半都是跟随班超身经百战的老兵了，晓行夜宿，一日两餐，在载荷低一大截的情况下，一天也就步行26.5公里、马行37.1公里，又算得了什么？又不是现在整天坐办公室的体质。都是已经将给养、修整的余量考虑进去了的。我通常都是采用保守值的。

若是说像法显、玄奘那样，连个通关文牒都没有，要靠一路化缘自己走过去，中间还要四处去拜佛求经、投宿佛寺精舍、遍寻佛祖神迹... 那是会走得慢。这你一个准备充分、训练有素的使团，等同于一支军事分队，目标又明确，实在没什么难的。

何况我马行部分选择的都是平坦的路，见山绕山、见谷穿谷，基本上不会骑马去爬崎岖山路。

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荀子·议兵》

前面纯骑兵，六日千余里，一天也超过70公里了，要是再计较那个“余”字，还能再多出个几公里，这中间还包括了作战、收人头、收编俘虏的时间。后面步兵，周尺较汉尺略短（0.4158），百里也有40多公里，而且是“日中”，就是一天不到的。

再者西域的马匹素质本就更高，汉朝为了这个事情费了多少心思呢？比如焉耆马，100公里耐力赛，最快用时5个半小时，完成马匹的总用时6个半小时，虽说有淘汰率，但那个指标本身就比较金贵，而且也都完全没要求甘英一行达到这般强度啊[参11]。

耐力

汗血宝马非常耐渴，即使在50摄氏度的高温下，一天也只需饮一次水，因此特别适合长途跋涉。在1998年一场赛程为3200公里、赛期60天的比赛中，54匹参赛汗血马都坚持到了终点。[参9]

阿拉伯马也是世界是最著名的耐力赛马种，是世界耐力赛夺冠主力马种。[参10]

全程100英里（约合161公里）的“特维斯杯”是历史最悠久的耐力赛事，自1955年第一届开始，到今年已举办63界。比赛地点在美国加州的埃尔多拉多县（El Dorado）和普莱瑟县（Placer）境内，途径崎岖的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eda）。

途中道路险峻

“特维斯杯”耐力赛的正式名称为“The Western States Trail Ride（西部地区户外骑行比赛）”，创始于1955年。该项赛事由美国耐力赛马协会（American Endurance Ride Conference）监督举行。“特维斯杯”耐力赛是现代耐力马术赛事的先驱。

截止到2017年第26界“特维斯杯”耐力赛：

共有10365对人马组合参赛，5615对完成比赛，完赛率为54%

冠军平均用时13小时55分钟

冠军获得者（骑手）中，32位是男性，33位是女性

冠军马匹中，72%是骟马（gelding），22%是母马（mare），6%是公马（stallion）

完赛马匹平均年龄是10岁，年龄最大的完赛马匹是27岁的 PL Murcury 年龄最小的完赛马匹是3岁的 Capella

冠军马匹中，将近85%为纯种阿拉伯马

[参12]

线路上，我也给到了几个大的绿洲带作为跳板，比如扎博勒就在那几个锡斯坦、赫尔曼德湖沼附近，并被主流学界认为是唐朝所立波斯都督府的“疾陵城”（是不是先不论），札黑丹是锡斯坦-俾路支省的首府等，我在地图上都有丁字签及绿色区块标示。

后世大食崛起，“东征西讨，开地三千里”，不也是要靠骑兵作战么？那个补给问题岂不是更大？

而且，我引《唐六典》的步行日五十里、马行日七十里的数据，已经是保守估计了。《唐六典》中此条是出现在“户部尚书”一卷中的，即户部用以衡量开支和报销的标准。如果这个值定得太激进，比方说马行七十里是上限，一般达不到，则十天的路程，实际要花十二天，则需要十二天的饮食、住宿、草料等开销，你拿这个去给户部报，人家怎么说呢？到时候就是扯不完的皮——如果没有实际做过资源管理、预算这样的工作，恐怕是难有深入体会。

《唐六典》注者李林甫

实为张说（yuè）、张九龄所撰

其三，关于直线距离、山路、绕路等问题。就是测距线直线会导致估算距离比实际能走的距离远的情况。

这点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有些同学大概没认真看吧？所有的路程，都是一格格打出来的，数据点很多的，该绕的路，可一点没少，数据文件已给出，可以下来验证。比如山路，就是绕山口、绕河谷，上下坡也都是一格格点上去再一格格点下来，像涉悬度那样的波浪线，也都是一格一格上上下下这么点过来的。

我一般都是先按公路线做个粗描，再放大了一格格细描，实际下来，比如涉悬度那条线，原本1600公里不到，细化后大概能比开始粗描多出个40来公里。粗描有时候也会过，所以有时候还会倒减里数的。现在已经描得很细了，有想法的同学，不妨试试看能不能再多挤出个10公里？

无论怎么算，误差不该超过20%吧？我都已经说过了“不是按直线计算的里数”，再拿这个说事，那这个事情就没法说了。

其四，关于过波斯湾问题。其实就是两河三角洲的冲积问题，前文也已经考虑，若认为不够，无非是再往北打一点，对最终结果，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总不至于认为两千年前整个两河流域平原都不存、全都在海里吧？先看下海拔呀，巴格达海拔近40米了，难道两千年前海平面位置比现在高几十米？还是说你河流冲积两千年内能将这么大一片区域的海床填平了后再垫高几十米？两河输沙量这么大呢？

事实上，若仔细观察两河河口，会发现巴士拉附近就是一“束口状”，两岸海拔较高，真正渡河处，并不是特别宽。GE 鼠标位置都会显示海拔数据，也可以自己打几个坐标看下。两千年前纵然河床较低，海侵往北，也大抵会在此束口，并在更西北形成一个内湾状——何况按我们前面文章讨论尼罗河三角洲时引用地质学论文，均言及几千年来海平面是持续升高的，两千年前，海平面，也会稍微低一点，纵有冲积，两千年前海岸线也基本上该填到这片区域了，海侵是不可能夸张到吃掉巴格达所在地区的。

这跟尼罗河三角洲可不是一个概念，尼三角最多2.4万平，这好歹二十万平方公里了吧，而且这是中部泛滥平原，不是河口三角洲的滨海平原。

咱不能为了反个伪史，就随意使用和解释材料吧？

哈马尔湖沼

在两河来说，我只是认为五六千年前的“伟大文明开创者”，完全没道理放着上游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地区，和山区库尔德地区远远好得多的自然条件，却先跑到下游沙漠洪泛区挖沙子建文明，这些地区现在都是该区域几个国家真正的粮仓——即便是在战争的破坏下，从地图上还能看到很多荒田和干河的痕迹。看上图那些湖沼即知，有得选谁愿意住在这种热带洪水泛滥区？更多例证、事实依据和数据引证俱已在<山河文明>一篇中详述，余不赘论。

我可不敢直接上来一个“两河平原不存在”的条件。

至于还有说“波斯在条支西”的，不知原文出处在哪里？汉朝史料中可没有一个“波斯”，其最早也要到《魏书》《梁书》了吧？如果指的是唐朝的“波斯都督府”、“条支都督府”，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北宋汴梁也叫东京，跟今天的东京，是一回事？不然，“大秦”跟春秋战国的秦国有关系？

还是“大夏”跟夏朝、或者李元昊的西夏有关系？何况那张都督府的图，条支都督府也画到了波斯的西南面。还有好几个都督府都在西面北面，请问大食、突厥又往哪里放呢？明明两唐书说的是“于阗以西，波斯以东”，这已经直接冲突了。

一方面认为古人交通、补给能力堪忧，另一方面又将其统治疆域画那么大，不是自相矛盾么？

其又将大秦置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地图随便画的么？

要证明中国牛逼，却又拿着一沓欧洲几百年内的地图来说话，同时还认为中国史书记载的里数、地望描述皆做不得准，这又是什么思路？恕我不能理解。

我相信甘英是越过了波斯湾那片海的，这在其记录中可以窥知。语在<条支传>。而纪昀在勘校《四库全书》时，即提到“两西海”实为“两海曲”一事，即波斯湾、地中海（或红海），当为甘英所亲见。此外《北史》中也多次提到这个“海曲”：

......与于阗条支所谓两西海及北匈奴所谓两北海皆薮泽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一正史类·两汉刊误补遗

始，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自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纪其名，不能具国俗也。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

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

——《北史》西域

其五，如果还要说“气候环境”问题，说古代未必是沙漠之类的——那您这个要论证的东西可就多了去了。

要论证不到两千年的时间里气候、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森林草原都大面积的变成了荒漠，这个要推翻的认知、需要的考古工作，比西方伪史构建和破除西方伪史的工作量，恐怕都要大，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下结论的——而且也未必能证实，反倒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果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构建历史叙述，那就只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猜想了。

我充其量也只敢说，古代比现在稍微好一点点，可能多几条未干涸的河道，多几个绿洲落脚点，多一些未被人类活动灭绝的动物，而已。我可不敢说换了乾坤。

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和环境，这些都已经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参照物了，总远远好过那些动荡的政局、流变的文化和语言、以及无规则的地名吧，如果连这个都不看，那还能看什么？难不成随便指一个地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无论是证伪还是证明，“证”的关键，在于减少假设，最终将所有假设前提都与已知事实、已知的定理/公设或普遍的常识经验挂钩以获得验证，不能为了证明一件事情，又抛出若干未经可靠证实的假设前提条件。

不然，伪史学派也可以说，那古埃及、古代两河，原本就是环境好、就是水草丰茂的肥饶之地啊，这不就是某些西方伪史支持者语焉不详、没有明证而混淆视听的说辞么？总不能我们可以说，对方就不能说吧？那岂不是变成我们自己在玩双标了？

若有这方面的确定研究，可以证实2000年内整个地球环境大变样，不妨出示之，咱们也可以学习提升下。

再者，如果古代环境更好，那岂不是连弯路都不用走，则同样里数，又可以走得更远——那至恰赫尔巴哈港，更用不了46天了，这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结论？

其六，乌弋与山离问题。即乌弋、山离能否作为两个地名？以及“南道极矣”是否指到海？有人以一张18世纪欧洲人画的波斯地图中出现 Woesteine 一词[参20]为对音认为“乌弋山离”就是到海了。

先退一万步来说，最起码这是一个以前大家没怎么注意过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他就是有概率的，则此事情、及相关竞争理论，怎么就不能、不该抛出来讨论呢？

否则夏德、莱斯这些人说“黎轩条支”是一个词，那又为什么不能用呢？[参14-15]

“乌弋山离”不能拆就为了贴合一千六七百多年后西方（荷兰）地图上一个单词的发音？

New Map of Persia [参20]

地图上的那段话翻译过来 [参20]

完整句子译为“许多流浪者和抢劫者生活在这个沙漠中”——所以这是说古乌弋山离用的是荷兰语？还是说荷兰语借用了乌弋山离语的古音？乌弋山离是大量劫匪和流浪汉组成的沙漠国家？这可跟《汉书》的记录完全不符啊？何况读起来几乎没有第三个字母"e"的发音，"tei"的发音却比较重，则何不译为“乌石忒”或“乌石特勒”？从机器翻译的提示来看，仅仅两百多年的时间，字形、发音都已经略有变化，那么误差累积两千年呢？

而 Baluchistan（俾路支省） 或 Balochistan 为什么汉朝人又不翻译成排路支特而要翻成排持（后汉书）或排特（魏略）这样的“双字”？何况 stan（斯坦）源出波斯语，意为“...之地”的意思，如何确保不是受古地名、古人名的影响而新命名的？古今重名的例子太多了，上面已经说过。

除了袁宏《后汉纪》分开了乌弋、山离外，《汉书》《后汉书》也有将“乌弋”单独拿出来说，所以如何确定“乌弋山离”不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导致的误传？

安息国... 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宾同。

——《汉书》西域传

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

——《后汉书》西域传

为何都只写“乌弋”，而不写“乌弋山离”？都是仅仅省写？

焉耆治河南城〔一〕，去洛阳八千二百里。东南与山离国接，其余危须、尉黎、龟兹、姑墨、温宿、疏勒、休修〔二〕、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乌弋、罽宾、莎车、于阗、且〔末〕、〔拘〕弥〔三〕诸国转相通。

〔一〕 范书作“南河城”。沈家本后汉书琐言曰：“前书治员渠城。按‘南河’，汉书考证（齐召南）引此作‘南柯’，未知所据何本。”

〔二〕 黄本作“沭修”，汉书西域传作“休循”。

〔三〕 据范书西域传补。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

虽然这里“山离”是错的，但至少说明在其意识中，就是分开的。

甚至于《魏略》中也是这么写的：

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持，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

——[三国魏]鱼豢《魏略》（引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我说汉朝人译名喜欢用双字，也不是没有证据的：

大秦国，名犂鞮鞬，在西海之西。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卷五

[参1,18,19]

司马彪就用了三个字，袁宏和范晔抄的旧档案都只用了两字。（难道是因为司马彪家是王族，比较有钱？） 这甚至可能揭示在晋代中国对此大秦有过直接的交往和进一步的认识——此条放到<大秦传>再去讨论。

就算作为一个政权实体，也是可以有两个不同区域。安息不也有和椟城和木鹿城么？后来《魏略》还搞出来一个安谷城。

何况这几个地方：安息、大夏、乌弋及山离、罽宾甚至包括天竺诸国，都是同一个文化区，“大同俗，相知言”，则这里（乌弋、山离）很可能还实行着类似早期大夏的那种部落联盟制，“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因为始终没有交代过乌弋、山离有“王”——而安息是有王的，大夏、罽宾是外来的王。则如何确定不是由一个文化圈组织起来的松散政体，如“炎黄”？

而且，就算不是两个地名，对最终结果，有多大影响呢？我不是也已经按最大值估算了吗？

如果按有的说法乌弋山离在阿富汗山区南部的坎大哈、锡斯坦一线[参1,21]，从这里开始算，那到下面恰赫巴哈尔岂不是距离更短？而且从这里算都不能算西南行，只能算南行了。可是《汉书》中明确说了“乌弋山离国西与犁靬、条支接”，消息指引已经说了往西去找，再向南走是什么逻辑？

要是再按那篇里面“南道极矣”是到海的意思，那都直接到其所说的“恰赫巴哈尔-条支”了，又如何再“西南马行百余日”呢？

而且，如果乌弋、山离的中心区域在坎大哈、锡斯坦湖一带，则甘英涉悬度自皮山至乌弋，六十余日路程，每日的里程就更要超过26.5公里了，这又反过去进一步强化了其一、其二所补充的上篇甘英路线估算的结论。

此外，有朋友提到《汉书》中“乌弋山离”条有“绝远，汉使希至”的记载，我想这个“希”，只是与葱岭以内那些一年跑几趟十几趟、直至后来设置都护府，以及安息、大月氏、大夏、罽宾这种比较大并在交通线上的国家，相对比较而言。但肯定是有些次数的，否则不会用“皆自乌弋还”一个“皆”字，比如一年跑不了一两趟甚至几年一趟，统算下来，还是有些次数的。毕竟，此地的地望、气候、物产、风俗等情况，汉朝是已经摸得清清楚楚，这都已经见诸史书了，可见是相对比较熟悉和丰富的材料，而不像某些地方就一个名字挂那儿，完全找不着北。只不过此地相对于前述那些地区，终归是比较偏远，大农村，没有太多事情发生，因而也没有太多故事可讲。

比如上篇中有张图，看那些黑黑的石山，查得 Wikipedia 是在赫尔曼德（Helmand）省——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乌弋的“乌”字的源头呢？ “乌弋”，是不是很形象？

Arghandab River Valley between Kandahar and Lashkar Gah [参16]

此山即在坎大哈西南，在该地区同类群山中只能算小山，

已在地图中标记，请参数据文件。

另外，“西南极于山离”，这个极，甚至有可能已经跨过了伊朗东边境的锡斯坦湖和萨尔哈德高原，到达卢特荒漠东侧边缘了的。

当然，“大黑山-乌弋”和“西南极-卢特东”这两点我只是抛出我知道的事实部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更精细、更精确的竞争理论——这与我们前文对乌弋、山离的大致定位并不矛盾，并且有可能更深化我们的认识，不过还需要更多证据来确认是或否。

我可从来不敢说自己无所不知、从不出错。若有纰漏，请不吝赐教。谢谢。

而且错误理论，只要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故意搅浑水，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现在就有科学家就提出将错误、失败的实验结果做成大数据库——这能少走多少弯路、节省多少成本啊？

现在能搞清楚的部分我就努力搞清楚，现在不能完全搞清楚的我就把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部分和所知的事实列出，并注明为“可能”，留待以后有牛逼的人去解决。毋需随意发挥、武断判定。

最后，至于说我是否太拘泥于里数，则前文已述，里数只是诸多证据链中的一条。还有其他诸多证据，便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对包括“南道极矣”的疑问，均请移步至今天主图文<条支传>。谢谢

——越来越大的数值，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剥削与反剥削斗争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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