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 第九章 秦患
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 第九章 秦患
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论述了秦国经商鞅变法变得国富民强，从秦孝公到昭襄王一直沿用商鞅法制，但因有法无术，国力虽然强盛，对外征战不断，但版图却无增加，原因就是穰侯魏冉与应侯范雎借国家战事扩大私人封地。穰侯与应侯的行为是最大的行私与奸邪，但秦国君主却没有看破。
秦孝公与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律法继续沿用，国家坚持“耕战”政策，国力与军力不断增加，保持了强盛态势，才有张仪攻打韩国与魏国，甘茂攻打周国。这是秦国君主依法治国的结果，也是秦法的社会价值。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不可能持续发展，积累财富增强国力，也不可能让张仪甘茂连年征战。
时间的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没有“如果”，现实没有“也许”。所以，历史与现实是唯一的，不可能让你在同一时间既现实又也许，就如我们常说的世上没后悔药。时间的定向前进性决定了我们回不到过去，一切都已注定，命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就是这个意思。命，时世也。
商鞅的功绩已经铭刻在历史中。韩非子前一段先讲秦法的功效与功绩，后一段讲秦法功绩下所掩盖的隐患，也就是有法无术的隐患。惠王与武王因坚持依法治国，国力强盛，到了昭襄王国力下降，有法无术的隐患开始显现，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穰侯与应侯借战徇私。
昭襄王时期，穰侯魏冉跨过韩魏攻打齐国，五年的战事秦国版图未增加尺土，而穰侯的封地却加了陶邑。应侯范雎一样攻打韩国八年，封地增加了汝南，而国土未增一尺。
在韩非子看来，商鞅变法增强了君主依法治国能力，但没有改变政体，分封制依然是国家基本的组织制度，直到汉朝后期分封制才有名无实，真正的中央集权制才形成。秦法只是改变了君主治国的方式与方法，却没有改变政体，秦国君主有法无术依然改变不了国家衰亡的命运，传至二世则亡。
基于以上考虑，君术实质是国家政体，而法制是国家行政法规。中央集权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术法同在”的问题，此后出现的朝代更替，不是中央集权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统治者没有很好践行“君民一体”的思想。
韩非子提出秦国君主有法无术致使出穰侯与应侯借战徇私问题后，继续说道“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意思是：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从昭襄王开始，表面上是有法无术的恶果显现，实质是分封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秦国又重演了一回周朝的历史。好在，时间回不去，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历史的教训与镜鉴让汉代的统治者勇往直前革新吏治坚持中央集权制。
对于昭襄王以后的秦国，韩非子认为“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 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话说得很清楚，君主有法无术，国虽强盛，但无辨识奸邪之术，终是为国家的消亡埋下了一颗雷。
韩非子回头再看商鞅变法，他说“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意思是：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韩非子的看法过于狭隘与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商鞅的变法还是成功的，最起码在秦国统一六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最后，韩非子对于商鞅变法有法无术总结道“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意思是：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话不多说，韩非子已经讲得很明确。有法无术，虽在官吏中整顿法令，却辨识不了穰侯应侯一类的奸臣私行，无形中消耗了国力延缓了统一六国的进程，危害巨大。
【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有术无法，有法无术，是属于战略性的失误，这样的失误一时显现不出来，或许会被表相的繁华与强盛所掩盖，随着时间的积累，等到量变转化为质变，危害就会显现。所以在管理中，切记要从战略的高度考察公司制度与文化建设，要健全完善从上到下的管理制度，既要有规范与约束高层的制度，还要有规范与约束基层的制度，更要有具本岗位的职责与工作的操作规程。细节决定一切，一个火花就能摧毁一座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