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第六章 韩患
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第六章韩患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上一章韩非子借三家分晋韩地成国后，新旧律法同存而不一，臣子无所遵循而奸邪滋生，这一景象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的前部分，就是“徒术而无法”的后果是什么。申不害作为韩国韩昭侯的辅助大臣，只让君主行君术颁布韩国律法，却没有废除晋国旧法，新旧法令不统一，相当于无法，致使臣子有机可趁，奸行不断。第一个问题韩非子没有正面回答，用“食衣”来说明对于君主治国“术与法”同等重要，没有孰重孰轻。但，现实却不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并没有做到术法同在轻重相同，对于“术与法”的选择与应用多种多样，有术无法，有法无术，术多法少，法多术少，这是造成社会混乱君不为君的根本原因。韩非子选择了“有术无法，有法无术”这两个极端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它形式都是介于两者之间。首先是“有术无法”的社会景象是什么？他举了春秋时期韩地成国后的故事来说明问题，韩非子用一句说总结到“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奸多”就是有术无法的社会后果。从前文我们知道申不害提倡运用君术来约束与规范君主，使君主能够依法“授官、责实、生杀、考核”，从而实现国治。所以在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为诸侯成一国后，到韩昭侯时，韩非子修术行道颁布新法，但问题是韩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韩国成国后晋国的律法依然存在，新旧法令不统一，臣子表面上看是无所遵循，实则是趁机行奸不法，中饱私囊，结党营私。同样，我们从前文中可知公孙鞅主张实施法制，就是制定国家律法，用来约束与规范臣子的行为，让律法成为臣子的师范。韩国与申不害的故事正好说明，有术无法，臣子无所遵循，所以奸邪好发。韩非子说完“有术无法奸多”后，继续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jué）其辞矣。”意思是：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法进行诡辩。没有约束与规范的人性与资本一样皆为逐利。臣子行奸皆为利，新旧法令的不统一，自然是那个有利于获利就遵循那个，甚至是利用新旧法令的矛盾与漏洞获取私利。君主行术约束与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但却没有统一法律来约束与规范臣子，所以申不害“有术无法”的思想与实践终究还是让奸臣为自己的奸行进行了诡辩。当然，奸臣利用新旧法令的矛盾进行诡辩是缺乏政治自觉，他们不是不知道身为韩臣就应该遵循韩法，不应拿晋国旧法来说事。但，现实是他们这样的做法竟被视为合理，这是韩昭侯真正“无法”的表现，韩昭侯就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律法。韩国执行申不害“有术无法”的结果就是“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意思是：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有术无法，臣子不法，国家基础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就不足，虽暂时拥有强大的兵力，但终是抵不过持续的消耗，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因实力不济，功亏一篑。韩昭侯八年（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担任韩国相国，修术行道，国内以治。公元前339年，秦军攻占韩国的宜阳。公元前230年，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jué）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有术无法，官吏不治，国基不稳。这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经常整顿法令”的原因，一是保持初心不变，原力不减，二是依法为师，增加政治自觉与行为自律。管理是相通的，只是层级不同，理念与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