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15年,屡试不中的李绅站在毫州的观稼台上,目之所及的是农民们在烈日炎炎之下,浑汗如雨的场景。回想起自己年幼时随母亲颠沛流离时吃过的苦,有感而发,随口吟诵两首《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盆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两首诗跨越了时空,千年以后依然熠熠生辉,老幼皆知。
“粒粒皆辛苦”也跟勤俭节约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了我们心坎上的道德约束。
也因此,李绅被后世称为“悯农诗人”。
按理来说,见文如见人,能写出这样悲悯的诗句,李绅应该是个心怀慈悲,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才对。
起初,他确实是这样的。但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却与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入仕
公元772年,李绅出生。他原本家境不错,曾祖还做过宰相,也算名门望族。可惜父亲早逝,年仅6岁的李绅不得不跟母亲一起颠沛流离。
母亲深知,李绅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走仕途,因此,不管生活如何困苦,都没有放弃他的学业。
李绅自己也很努力,为了节省开支,曾在无锡惠山寺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寺院免费提供读书人的食宿)。这种不用花钱又安静的环境,非常适合他埋头苦读。
然而,尽管他很有才华,但科考并不顺利,屡试不中。
唐宪宗元和元年,35岁的李绅才得以进士及第,补了个国子监助教的职位。但是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没干多久就弃官回家了。
可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他又重回长安任职,这一次做官还要“感谢”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
当初李绅回家后,为了生活,在李锜手底下做了类似秘书的职务。李锜很欣赏他的才华,叛乱时便让他来写檄文。
李绅深知这种行为的后果,不愿与他同流合污,不但没写还与李锜发生了冲突,被关进了大牢。直到李锜兵败被杀,他才被放了出来。
他大义凛然的精神被当时之人争相传颂,他却淡定地说:“这不过是做臣子的本分罢了。”
很快,他的事迹就传到了皇帝的耳里,一道旨意,他又回到了长安。
从这以后,他才真正步入官场,官运亨通。变化也自此开始。
二,蜕变
春风得意的他变得“渐次豪奢”,曾经的“悯农诗人”再也找不到了。他所做的种种劣行,可以用不仁、不义、不忠、不礼、不廉来形容。
第一,不仁
李绅做淮南节度使时,为了给朝廷进贡稀有的贡品——牡蛎,他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
时值寒冬,他让老百姓去打捞牡蛎。牡蛎都集中在深水区,捞牡蛎者的人十之八九落得一身病痛,贫苦农民哪有闲钱寻医问药,命大的挺了过来,更多的就此丧了命。
这时候让人去打捞牡蛎,无异于要人性命。
如此为了一己之私,而置他人性命于不顾,就是不仁。
而这并不是个例。
由于他为官越来越暴戾,他的治下大批百姓拖儿带女地出去逃难。手下很忧虑,向他来汇报,但他不以为意,说:
“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会留下来,而秕糠就会随风飘走,以后这种事情不用来汇报了。”
第二,不义
李绅困苦时,曾借住在李元将家中,按辈分,李绅叫李元将叔叔。
李绅发达后,李元将前来拜会。此时,如果李绅记得当初的帮扶之情,应该心存感恩之心,报答李元将才是。然而,李绅看到他后却一点都不高兴。
李元将为讨他欢心,先是与李绅平辈相称,但是李绅不满意。李元将只好一降再降,直到降到了孙子辈,李绅的脸上才有了笑容。
叔叔变成了孙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此对待自己的恩人,不是不义又是什么呢?
第三,不忠
据正史记载,他做宣武军节度使时,有一年,天下大旱,又闹了蝗灾。眼见蝗虫过境,但李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这也罢了,他还大言不惭地上奏皇上:蝗虫虽多,但没有损坏一粒粮食,这都是皇上的恩泽护佑啊!
皇帝被这马屁拍的舒坦,没有追查真相,反而还通报表扬。
一个父母官,对下不怜百姓苦,面对蝗灾毫无作为;对上欺瞒君主,推脱责任逢迎拍马。
这样的行为正是不忠。
第四,不礼
什么是“礼”?
“礼”,指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还可以引申为敬重之意。“不礼”即为不敬。
李绅没有考中进士前,韩愈对他曾有举荐之恩。
后来他做了御史中丞,当时韩愈为京兆尹,按理京兆尹应该去拜访御史中丞,但韩愈也算是李绅的老师,自是不愿意拜见,这让李绅大为不满。
于是,二人因为此事相互指责,互不相让,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古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李绅对待老师的态度,实在是打了读书人的脸。
第五,不廉
有这样一个传说,李绅喜食鸡舌,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一顿饭需要杀三百只鸡。
不过,这在正史上并没有记载,无法判断此事的真伪。但无风不起浪,如果不是他穷奢极欲,也就不会有这种传说出现。
李绅生活的豪奢到了什么程度呢?
正史记载,他一顿饭需要消耗一百贯钱,在当时,一百贯钱相当于现在的三万人民币。
如此奢靡的生活怎不让人咋舌!
《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曾经目睹了李绅家中用餐的盛况。不仅有美味珍馐,还有歌妓陪酒,为此,刘禹锡做了一首诗《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
“司空”是李绅当时的官职。
这也是“司空见惯”这一成语的由来。
李绅很满意刘禹锡的诗,一高兴,随手送给他一个歌妓。
曾经那个书写“粒粒皆辛苦”的热血青年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不仁、不义、不忠、不礼、不廉的官场老油条。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让李绅发出如此之大的改变呢?
三,溯源
带着这个疑问,我详细探究了他一生中的每一个节点,忽然发现了一个差点被我忽略的大事件:“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党争,贯穿三朝,历经40余年。
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出身庶族,主张科举取士。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出身仕族。李党认为,朝廷选拔官员,应以公卿子弟为主。
二者之间互相倾轧,明争暗斗不断。
李绅出身官宦之家,因而义无反顾地站队李党。
上文中我们提到他与韩愈之间的“互撕”,其实那次事件是牛党专门为这二人设下的局,而李绅的巨大变化应该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由于李绅站队李党,引起了当时的宰相李逢吉(牛党)的厌恶, 李绅家境贫穷,在朝中没有根基,这种人最好对付。
李逢吉决定寻个由头,把李绅赶出京城。
正好当时吏部侍郎的韩愈平定兵乱有功,需要提拔。
李逢吉觉得机会来了。
他撺掇皇上升任韩愈为京兆尹,但京兆尹虽然比吏部侍郎官职高,毕竟属于地方官,因而又同时让他担任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是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则是副官。而当时李绅的职位正好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在御史台韩愈是老大,李绅是老二。
但不要忘了,韩愈同时还是京兆尹,按惯例,地方官上任之后,要到御史中丞处述职,也叫“台参”。
所以,述职时,李绅变成了老大,韩愈变成了老二。
更有意思的是,但韩愈接到调任时,还接到了另一道朝廷的特旨,允许他不去找李绅述职。
本来到这里,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好巧不巧,这两个人都是认死理的人,韩愈觉得自己本就是李绅的上司,还是他的老师,又有朝廷的特旨,当然就不用去台参。
李绅却觉得,地方官来参见自己这个御史中丞是惯例,韩愈不来,就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因此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战况愈演愈烈,惊动了朝廷。一道圣旨下来,二人均被免职,韩愈改任兵部侍郎,李绅则被外放出京。
李逢吉这一石二鸟之计收到了预料之中的效果。
这时,李绅也意识到自己中了“牛党”的圈套,又羞又恨,追悔莫及。
临要出京前,他放声大哭,哭诉自己不想离开京城,要陪伴皇上。
唐穆宗一见,马上收回成命,李绅不但没有外放,还弄了个礼部侍郎的官做。
要知道,李绅最初的仕途之路走的是很艰辛的,他节衣缩食,日夜苦读,不知参加了多少次科举,看了别人多少的白眼,才走上了当官的路。
而现在,他却发现,之前所有的努力竟然不如自己的几滴眼泪。
既然如此,自己那么努力有什么用,还不如讨好皇上,投其所好来的快!
于是,从那时起,李绅变了。
以上是我的猜测,但从他后来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二。
李绅后期的大量作品,都是以回忆的形式描写他在皇上身边的日子,大力讴歌皇恩浩荡,很是谄媚。
至于他的奢靡生活,当一个人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他的行为自然也会变。
当时的大唐,官场豪奢之风盛行,李德裕吃一顿饭“其费约三万”。李绅作为追随者,自然效仿。
一个丧失了理想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人,沦为不仁不义之辈,也就不奇怪了。
四,结局
不过,李绅最终还是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李绅临死的前一年,任淮南节度使,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吴湘案”。
有人告发江都县令吴湘挪用钱粮,还违反律法,强娶民女。
李绅是吴湘的顶头上司,负责受理此案。他审讯过后,不久就杀了吴湘。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吴湘所在的吴家与李德裕所在的李家有世仇,这条信息为日后李党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李绅死后不久,牛党开始得势,李德裕被贬。此时,唐宣宗当政,唐宣宗很看不惯李党的奢侈之风,贵族做派,牛党便在这个时候,上奏唐宣宗为吴湘翻案。
唐宣宗下旨重新调查此案,调查的结果,吴湘是被李绅和李德裕联手冤死的。
其实吴湘案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也说不清楚。但因为李德裕失势,结论自然偏向牛党一边。
此时李绅已死,但罪责难逃,李绅被判“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
从此,李绅被划入“酷吏”的行列。
虽说一个人从好变坏是很容易的,但从内心来说,我不愿相信一个深知民间疾苦的人,竟会变成最后那样的李绅。
他曾感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后来却把百姓比做“秕糠”;他曾叹息“粒粒皆辛苦”,后来却一顿饭吃几百贯钱;面对李锜的反叛时,他曾义正言辞,绝不同流合污,后来却投身党争,草菅人命。
每一件事都在打自己的脸。
一个人偶尔做一些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整个颠覆了自己的是非观,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就大错特错了。
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黄宗羲说: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在是非面前,利益是小事;在顺逆面前,成败可以不论;在千秋万世面前,一生何足挂齿。
李绅只为一时的利益,却落下了万世骂名,实在是愚蠢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