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应散文||寇准：衡阳雁去无留意
寇准：衡阳雁去无留意
寇准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我非常景仰他。为官，为人，为文都可以堪称一流。虽然《全宋诗》收录寇准诗歌二百六十余首，《全宋词》只收录寇准的词四首。但我总是把他当成一位难得的词人。他留存于世的词很少，但字字句句都在敲击人的心坎，一节一拍的音符穿透了历史的时空，如今又在我的心中敲响。
01
女人般的多愁善感
我总觉得词是婉约的愁肠，她直达人的内心深处。这是我喜欢词的主要原因，对于寇准，基于我对他词的钟爱，然后再喜欢他的为人。不过官及宰相的他最终落了个客死他乡的悲苦结局，不免让人替他悲哀。
寇准离开我们已经有了一千多年，我却觉得他的人品就如他的词一样这栩栩如生地活着，仿佛他就在我身边发出深深长长的呼吸抑或哀叹。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这首《江南春》的开头勾勒出一幅江南暮春图景：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柔条飘飘。那绵绵不尽的萋萋芳草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映照下，孤零零的村落阒寂无人，只见纷纷凋谢的杏花飘飞满地。
寇准的忧戚源于他的被贬生活。无论人格的力量多么伟大，人性的力量多么强大，但你生活在帝王将相与奸臣的身边，你终究也抵挡不住狂风的摧残。当然，寇准也有他生性豪放的一面，他的词作《阳关引》就是有力的佐证：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欢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刚刚下过的春雨，把空气中的浮尘都打湿了，柳树也因为没有往日烟尘的蒙蔽而显得格外青翠。渭水边，波声如咽，不安的马低嘶着催促远行，不知塞外的草肥烟光阔是否是马儿的向往？马踏阳关雪，大漠北风烈。千年古道琵琶曲，阳关彻、飞天阙。听弦声犹在，酒饮沉醉，念故人，古道千里映明月。
寇准一改宋初送别的极度伤感别离之悲，词人以哲理性的见解来劝解友人，这种开阔达观的境界和情怀在苏轼之前并不多见。尾句“千里自此共明月”韵味悠长，情意深厚，苏轼后来《水调歌头》中“千里共婵娟”的创作或许也受到此句的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还是他的《踏莎行·春暮》：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春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寇准不以写诗著称，却留下了不少好诗。其五律诗带有晚唐五代气息，但清隽浑雅之处，与韦应物较为接近。其七绝含蓄婉雅，才思融远，有情韵。《四库提要》称寇准诗作“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其中“含思凄惋”，亦可用来评他的词。
这首小令以细腻而优美的笔触刻画暮色景物的衰残、画堂风光的孤寂，进而透露人物内心的惆怅和迷惘，外在与内在交汇，情怀与物象相通，激荡回旋，错综交织，谱写成一首伤春念远的闺怨心曲，委婉有致，真切动人，活画出独守空闺的这位女性对于羁旅天涯、久客不归的心上人的无限思念和一片深情，显示出婉约词派高度的艺术技巧。
宋人胡仔称寇准“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词中以细腻有致、沉郁多情的语言，以写景起，情由景生，又以写景结，以景结情，将暮春时节一位闺中思妇怀念久别远人的孤寂情怀抒写得委婉动人。
虽然，在整个文学史中，寇准的诗词还是有些逊色，很难登上整个文学史的高峰。但他的文学成就可以说达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极处。
寇准的词总是有些伤感，他多以一个怨妇的心态来解剖他内心的落魄。作为位及人臣的他为何在他的词作中以一个妇女的心态来描绘眼前与心底的世界？我想，也许寇准的前辈子是个女人，才让他有如此多的忧伤；也许是他渴望做一个女人，来逃避政治的重压，社会的复杂？不过从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尚男人，有些“不适时宜”的智者。
从寇准的词作来看，寇准的内心是纠结的。历史上有人评价他人情练达很差人意，屡屡被人生气与算计，就是说他的情商存在问题。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是他的品格战胜了情商，是他的文人骨子里的傲气战胜了政治旋涡的人情练达。
02
深得两位皇帝的喜欢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非常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8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后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22岁升任成安知县，留有寇公门。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等直学士等官。寇准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非常受人敬仰。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年），寇准曾奏事殿中，大胆进谏。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宗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准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入禁中，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准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准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准了，寇准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准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匡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京？”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太宗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一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03
澶渊退敌，被迫议和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镇压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
这样一来，北宋政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契丹是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契丹族耶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称辽。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契丹机迅速发展。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敌骑南下侵犯。“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
自从契丹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契丹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契丹太后萧燕燕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
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04
蒙冤遭贬，客死他乡
“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
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准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准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入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准回朝再当宰相。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准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准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准的—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准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准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准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准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准。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准结下怨仇。不料，寇准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准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准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准参与密谋。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准，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了谓之奸邪，力诉寇准之蒙冤。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
寇准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赴衡州（今衡阳）司马任上，染病不起，不久在无限的悲伤与失望中病逝。
我曾去过三次衡阳，异想天开地想看看是否能一睹寇准留下的脚印。对于寇准，很多衡阳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只是衡阳福浅，未能留下他许多清廉与刚正不阿的足迹，他几乎是与衡阳擦肩而过，刚到衡阳就一病不起，不久便停止了不堪负重的呼吸。我却觉得，衡阳是有幸的，虽然寇准在衡阳没有政绩也不曾留下墨宝，但衡阳有幸埋了忠骨，它留下了一代词人最后一点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