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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为何变法?北宋遗留问题严重,不变不行,富弼和司马光反对

所属分类:历史解密 编辑:循迹故事汇 访问量:497 更新时间:2024/1/17 18:43:23

提起北宋熙宁年间发生的“王安石变法”,我们应该都不会陌生,这次变法的主角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然而,王安石只是变法中的一个执行者,幕后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则是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根据《宋史·神宗本纪》一书中记载:

“赵顼出生的当天,宫里突然出现了一群一群的老鼠,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

少年时期的赵顼是一个聪明好学,勤奋刻苦,而且博览群书的人。直到20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帝王。

宋神宗赵顼

《宋史·神宗本纪》中写到:“隆准龙颜,动止皆有常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赵顼从一出生就拥有一副帝王之相,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了贵族的气度。

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是这样评价宋神宗的:“神宗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又英明的君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青年皇帝,在位期间想要搞出一些名堂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纵观历朝历代,凡是敢于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帝王,大多数都是一些年轻人,比如秦孝公嬴渠梁、汉武帝刘彻唐德宗李适、光绪皇帝等。

有一次,宋神宗按照规矩拜见太皇太后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奶奶曹皇后,一改往日里文弱书生的模样,竟然穿上了一身军队中的服装。他之所以这样的打扮去见太皇太后,就是想要传达一个目的:“在位期间一定要有文治武功,实现富国强兵。”

曹皇后

然而,曹皇后虽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但并不买宋神宗的账。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大权的,担心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宋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的一个朝代,利用文官来抑制武将。

看着宋神宗一身军装站在自己面前,曹皇后一脸和气地说道:“若是你永远不要贪图军功,则是天下臣民的福分了。”

曹皇后的一番话,也算是给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狠狠上了一课。而宋神宗则认为,自己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希望国家能够富国强兵,百姓安居乐业。

除此之外,尽管此时的宋神宗年纪轻轻,但他看到了北宋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实施改革迫在眉睫。

针对北宋王朝当时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一般以“三冗”加以概括,也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费。简单通俗一点来说,主要就是以下三个方面。

1、兵政之患,军费支出不堪重负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随后将黄袍披在自己身上,正式建立了宋朝,史称宋太祖。

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从唐朝时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五代十国中吸取经验,总结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军队将领和藩镇节度使的存在,很容易催生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彻底根治这个可能会引起军事政变的毒瘤,赵匡胤决定将各位将军和地方藩王的军权收归国有,因此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杯酒释兵权”。

从此之后,由于地方藩镇的手里没有了兵权,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来挑战北宋朝廷的地位。而赵匡胤之所以这么做,同时也更加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减少了爆发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然而,虽然巩固了北宋朝廷的权威,但新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北宋朝廷将地方藩镇的兵权全部回收统一管理,那么国库就得支出一大笔开支来养活这些士兵。

根据《张子全书》《苏学士集》等一些文献中记载,北宋时期有140万士兵,是之前历朝历代兵力最多的。而这140万士兵和马匹在一年中所消耗的粮草,基本上就占据了当时北宋朝廷的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多半。

面对这种情况,朱熹笔下的《朱子语类·论兵》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自本朝罢了藩镇,郡州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从北宋朝廷罢免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每年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了养兵上面。

宋太祖赵匡胤

2、国进民退,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北宋朝廷为了增加收入,本身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时期、唐朝时期更加严酷。其中分为许多种类,凡是主要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都列在国有专营之中,例如茶酒、盐醋、香药、邮政等等。

这些产业在被朝廷控制之后,允许民间私人经营的商品都是一些利润微薄,经营分散的商品,像服装、针线、食物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管控了相对比较赚钱的一些上流行业上,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

根据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所写的《本朝政要策·任将》,以及徐松所写的《宋会要辑稿·职官》等文献中记载: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大臣们,特地允许他们靠经商来赚钱发财,想方设法让他们从财富上得到满足,从而对政治权力失去兴趣。”

北宋繁荣景象

在历朝历代中,唯一公开放纵和鼓动官员经商发财的人,也就只有宋太祖了。

宋太祖时期的一个宰相赵普,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他就是靠着经商发了大财,在当时的都城汴京(如今的河南开封)和主要城市开设店铺。尽管这一行为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不满,找到宋太祖告御状,但都被宋太祖一笑了之。

3、土地兼并,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宋朝刚建立时的前期,对于“土地兼并政策”保持着开放态度,导致地主买卖土地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政策使得北宋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也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权贵阶层的手里。

北宋都城汴梁

根据胡寄窗所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文中记载:

“北宋时期的权贵经济占据了当时天下一半的土地,在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了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而这一阶层的贵族,他们凭借着法律所规定的赋税上的一些优惠,或是凭借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往往可以少交或者不交税,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地方财主与朝廷财政的矛盾。

地方的权贵有了足够的钱财,就有可能招兵买马,图谋叛乱。而朝廷为了防止地方权贵发动兵变,就需要牢牢控制住兵权,所谓兵权也就是兵力,这些兵力毫无疑问就要增加朝廷的财政开支。

如此一来,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朝廷的财政开支变多了,就要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就需要壮大国营产业发展。因而,民间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产业几乎都被朝廷垄断,同时还会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

神宗决心改革,考核富弼和司马光

自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开始,到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历经107年的时间,长期遗留下来的弊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每年的财政收入远远比不上财政支出,导致社会上的百姓们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一切,都被年轻的宋神宗看在了眼里,他认为,必须要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消除遗留的问题。

然而,宋神宗也清醒地意识到,想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需要一位能够辅助自己实现改革的人才。

就在宋神宗苦苦寻觅人才的时候,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其中一个人是时任枢密使的富弼,另一个人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

富弼画像

富弼和司马光两位大臣,也算是宋仁宗赵祯留给宋神宗的重要政治遗产了。

富弼是河南洛阳人,范仲淹刚一和他见面时,就感觉“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便向朝廷举荐了他。而当时的宰相晏殊更是对富弼十分欣赏,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有了晏殊这个老丈人的提拔,富弼在27岁的时候就开始步入仕途。他对边疆防务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还担任过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通过谈判打消了契丹国企图进犯北宋边境的计划。

早在宋仁宗在任时期,为了解决当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范仲淹主持领导了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富弼也参与其中。

然而,“庆历新政”仅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反而使北宋的贫富差距更加严重。除此之外,通过这次改革,宋仁宗意识到,朝廷中的结党营私和朋党之争,对于皇权的统治具有很大的威胁。

司马光

对于富弼来说,此时的他已经65岁高龄了,他曾经满怀改革热血参与了“庆历新政”,却遭到了失败,令他深受打击。富弼不止一次以“抱病”为由,想要退休,但都没有获得批准,甚至还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枢密使的职务,相当于如今的军委主席。

宋神宗认为,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富弼毕竟是有过改革经验的。当他找到富弼,并表达出自己想要进行一番改革的时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就连宋神宗自己也没有想到,富弼竟然完全变成了保守一派,不支持自己的改革变法,甚至还说:“皇上,你刚登基不久,年纪还轻,对许多事情不大了解,改革的问题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如今面临的问题是一百多年累积下来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根治的。”

富弼之所以比较保守,主要是因为他曾经积极主张过一次变法。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仅仅只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配合国家的政治体制,祖宗家法等等,甚至还会伴随一些不能触及的东西。

庆历新政

听到富弼的一番话,宋神宗无可奈何,他深知,此时的富弼已经没有了变法的积极性,完全成为了一个保守派。

于是,宋神宗又把视线投向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身上,这个职位相当于如今的纪委监察小组组长。

司马光绝对是一个性格鲜明、刚正不阿,做事上能够坚持已见的人,而且他能够做到沉静温和,懂得坚忍,这也就注定了他在面对艰难困局时,比一般人更加有耐心力。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日后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关于变法的问题展开较量时,司马光笑到了最后,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这次用人的关键时刻,宋神宗能够想起司马光,是因为他早就对司马光仰慕已久。

早在赵顼还是颍王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自己写的《通鉴》前七卷给了他,这是一份总结历代皇帝的功过录。赵顼看完之后,对司马光大加赞赏,甚至还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全部送给司马光,作为继续写书的参考资料。

而《通鉴》这部书,宋神宗后来亲自改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资治通鉴》撰写了序文。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宋神宗十分欣赏司马光,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改革中的一个得力助手。

有一次,宋神宗单独召见了司马光,对他说:“国家未来要往何处去?应该做出怎样的改革?”

司马光的回答,满嘴充满了道德仁义,他回答说:“我以为修身之三要,一仁爱、二明智、三勇武。治国之三本,一选拔贤人、二赏必信、三罚必严。臣过去当谏官,就以这六句话献给宋仁宗和宋英宗,现在献给皇上,我平生所学所得,都在其中。”

王安石

在当时的情况下,宋神宗想要的是一套“能够改善国家财政,振兴国力”的具体方案,司马光的这番话虽然没有错,但并不是宋神宗想要听到的答案。

经过对司马光的一番考核,宋神宗发现,司马光并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理想人选。

从此之后,宋神宗多次在满朝文武中物色人选,但最后都是失望而归。直到王安石的出现,让宋神宗为之一震,改革之路终于可以提上了日程。

参考文献

《宋史·神宗本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曾巩《本朝政要策·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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