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认识到佛朗机炮和红衣大炮的威力后便大量装备并积极制造
为了向明帝国表示敬意，对东方礼仪茫然无知的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尔南按照欧洲惯例下令升鸣炮，却被广州人误以为是要开炮滋事，致使“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经过一番曲折周转的解释，明朝官员才疑云渐消，但肇事的葡萄牙人也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格外关注。
虽然明朝官方对于这些大洋上来的人第一印象不太好，但他们的船以及船上的大炮给明朝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铳发弹落入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朗机。”
所谓“佛郎机”原本是明朝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家的称呼，随后也用来称呼这种“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的新式火器。
当时明朝自产的各种火器，不论轻型的火铳，又或者是重型的“将军炮”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缺点：其一，前装式，火药、弹子从何筒口装入；其二，“发莫能继”，打一炮之后要等待炮筒冷却才能继续装入火药和弹子，连续打放的次数多了还会引起铳管爆炸，使得火器在实战中的应用局限性很大。
佛朗机炮
相比之下，“佛郎机”就显得先进多了，作为流行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的欧洲早期后装炮，其最妙的地方，就是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问题。将装有火药和弹子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这就避免了铳膛与火药、弹子直接接触而发生爆炸，母铳的管壁加厚，能够承受较大膛压，也保证了发射安全。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巨大杀伤力。佛朗机炮的母铳炮身两侧安设炮耳，便于在炮架上的安放、转动，而且还配备准星、照门，使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
好在当时的大明朝廷与士人都还没有愚蠢到将威力远胜中国传统火器的“佛郎机”视为西洋人的“奇技淫巧”的地步。
嘉靖元年（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外进行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舰船及20多门佛郎机炮被明君缴获。对佛朗机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广东地方当局立即上奏明世宗，请求“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
朝廷的反应同样迅速，当年工部军器局就制造大样佛郎机炮32副，发各边试用。在佛朗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山寨佛朗机遂以极快的速度装备明军。到嘉靖中期，甘肃边防已由佛朗机炮车1158辆，宁夏1000辆，固原128辆，大同1000辆，仅此四处就配备佛朗机3286架。
明朝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朗机，入福船装备大佛朗机6座，海沧船装备大佛朗机4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2座。
佛郎机炮
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军大概装备了四五万门佛郎机。最初的佛郎机母铳都用铜制造，为的是使其体轻便于激动，后来由于同的而价格昂贵以及铁的廉价和易得性，明朝国产佛郎机逐渐趋向使用铁作为材料制造。
作为明军最重要的火器，本土化的佛郎机种类和繁多，大到千余斤的“无敌大将军”，中到几百斤的普通佛朗机，小到十几斤重的万胜佛郎机和马上佛朗机，各个类别都有，成为明朝对内外战争中非常倚重的“长技”。
嘉靖时的著名学者、军事家唐顺之曾给明军列装的主要兵器明确排序：“兵技，第一大佛郎机，其次鸟铳，又其次弓矢”。在东南沿海主持抗倭的胡宗宪也认为，“城守之器，佛郎机......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
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李如松奉命率4万明军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支军队里，携带了当时令人叹为观止的16世纪顶级火器装备。
在明军装备的诸多火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旧是舶来的“佛郎机”。入朝明军所用被称为“大将军炮”的重型佛朗机长1.4米，口径110毫米，重达1050斤，每门配子炮3个，轮流发射“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威力十分惊人。
佛郎机炮
当明朝的“佛郎机”在壬辰倭乱中逞威时，西欧国家的火器制造技术又一次出现了飞跃，到了17世纪初“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来到东亚后，明朝人的眼界又为之一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挟二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明朝人。王临亨在《粤剑编》就以“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来描述荷兰战船的高大坚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荷兰人“所恃惟巨舟大炮......下置二丈巨铁炮，发至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威力令当时已经被明朝军队普遍使用的“佛郎机”相形见绌，明兵部为之惊呼“我虽有厉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
时任福建巡抚的黄承玄干脆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中荷双方的装备差距。由此当时的荷兰人被称之为“红毛夷”，这类大炮也就被称作“红夷大炮”了。
所谓“红夷大炮”，实际是前装滑膛炮，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多系铁炮，也有铜制，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可达数斤至十数斤不等。弹丸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
当时的明朝军政人物大多是以赞美、欣羡的心态来看待“红夷大炮”的。徐光启在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载一封奏疏中写道：“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茅瑞征则把佛朗机铳发当作“常技”看待，沈德符更视佛郎机为“笨物”。由此可见，到明末时，佛郎机在明军火炮中的重要性已经降至“红夷大炮”之下了。
红夷大炮
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的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最终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了26门“红夷大炮”，并配有西人头目7人，翻译1人，服务人员16人及葡萄牙士兵百人，一道带往千里之外的北京。
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推荐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负责成立铸炮厂。在这期间，其制成的火炮有20门，口径足以容纳下40磅的弹药；其制成的长炮，每一门都需要两个士兵或者是一头骆驼才能搬运。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汤若望更是在紫禁城旁设立铸炮厂，铸成20门性能良好的西洋火炮。紧接着又成功造出500门各种类型的西洋火炮，成果蔚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