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

科举，也称做“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选拔手段之一。它发轫于隋朝大业二年（606）。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它自滥觞之日起，便一直与封建政治熔为一炉，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科举包括文、武两项常科，武进士科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

日臻完备

在宋之前，隋朝科举科目大概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唐承隋制，又有很大发展。除隋朝四科之外，又增加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俊士、秀才科不久被废，明法、明书、明算科均为录用专门人才而设，因此唐代贡举科目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也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此外还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的基本体制，但仍然在某些规则和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唐代以来，科举制度基本上是一年一科，遇上特殊情况，也有几年一科。宋初的科举时间更是混乱，到宋英宗时期，科举考试被定为“礼部三岁一贡举”，每逢辰、未、戌、丑年举行，之后的元、明、清历代也沿用此规则。

除了考试时间之外，被我们俗称的“三级考试”制度也是在宋代基本确立的。唐代的科举考试一般为州县试和礼部试，州县试为一级，称为解试；礼部试为一级，称为省试。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放榜后，有人控告考官取士不公，宋太祖便在殿廷亲自主持了复试，这便是殿试的真正开端。至此，宋代形成了解试、礼部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

赵匡胤吹嘘举行殿试是为了避免官僚贵族弄权作弊。实际上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可以避免唐代以来主考官和考生之间形成的“恩师”与“门生”的特殊关系。宋人科举考试图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使录取的考生便是“天子门生”，举子们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了，这对于加强君主专制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个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琼林宴，又称闻喜宴。宋初，参加殿试的考生总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有的人多次省试通过后却在殿试中被黜落，不免产生怨恨不满，这对统治者是十分不利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宋仁宗于嘉祐二年（1057）决定，此后殿试一律全都录取。录取名额可多达五六百人。

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仅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这种做法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成绩优异的很快就可以获得大官。宋朝科举制度的这些变化、发展，表明了封建统治者在极力笼络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其权利。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在中唐之后，开始以诗赋为主，策论次之。到了宋代之后，则出现了考试内容之争。一方面，以司马光、王安石为代表的官员主张考经义，另一方面，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官员则主张考文学。而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在整个宋代就出现了科举考试内容的经义和文学之争，这也成为宋代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特征。

朱熹《书集传》宋代是非常重用文官的朝代，因此科举取士的地位比唐代更为突出。为了保证更多有才能的贤士能脱颖而出，宋代科举制度除了一些制度创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提高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

宋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防止考生及考官作弊的规则。

锁院制度。从宋太宗时起，创立了锁院制度，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糊名。又称封弥，是将试卷上举人的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密封，代之以字号，以防考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舞弊。誊录。实行封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考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舞弊。但封弥之后，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得知试卷出自何人之手。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宋真宗时又创立了誊录制度。即先把举人的试卷封弥、编号，再交书吏誊录，对读无误，再交考官评阅。为防止考官通过字体徇私，考试试卷将在宦官的监督和眷录官的指挥下由百名书吏眷录成副本，然后副本交由考官批改。别头试：应试者与考官有亲戚关系时，考官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考试。按榜就座，不得移易。从宋代开始，考试前排定座次，张榜公布；考试时按榜就座，不得移动、调换。禁止挟书、传义、代笔。为了防止应举人作弊，从宋代开始，专门设立了监门官、巡铺官，入场时进行搜查，入场后巡回监察，一旦发现应举人将书籍带入考场，或传递文字，请人代笔，便立即严加处罚。废除唐代实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荐”和应举人向知贡举官投纳“公卷”的制度，使科举试卷成为评定成绩、决定弃取的唯一根据，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分等考第，多级评定。比如宋代省试，应举人的试卷先经点检官批定分数，然后由参详官审查所定等级是否恰当，最后上交知贡举官，决定去取高下。即实行点检官、参详官、知贡举官三级评定制度，以便使试卷评定做到公平、公正。变唯一主考官为多位主考官，各位主考官相互监督。

朝廷虽然建立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但仍然会有一些大官的亲戚通过非常渠道中举，而那些身怀八斗之才的举子只能名落孙山。

大诗人陆游29岁时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碰巧与秦桧的孙子秦埙同科。秦桧考前曾暗示主考官，要让秦埙得第一名。考官却依照实际成绩让陆游中了第一名。秦桧十分不快。

第二年，陆游到京城参加考试。主考官发现陆游的文才，又想立他为第一名。秦桧知道后，非常生气，下令主考官取消陆游的考试资格，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官的责任。本来秦埙中状元几乎已是十拿九稳了，可在殿试时，高宗赵构却特别常识另一举子张孝祥的文采，钦点了张为状元。秦桧的阴谋才未得逞。

总之，上述种种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选拔人才及笼络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武以文进

武举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制度。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应武举者，宋人习武图于每年十月由州府举选送至京师，十一月于尚书省兵部进行考试。武举考试的内容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翘关（举重）、言语、材貌等。兵部考试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参加铨选，或授予散官。德宗时，曾一度停废；宪宗元和三年（808），又复置。

宋承唐制，天圣七年（1029）置武举。武举在北宋、南宋两朝都曾实行。武举也分省试、殿试。一般是先试骑射，然后笔试策问，最后以对策的成绩决定录取与否，而以骑射弓马的成绩决定等级高低。

宋朝初年，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横割据之祸，宋太祖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尚文抑武主张。宋太祖赵匡胤是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后又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抓在手中，他太知道把握军权的重要了。在他采用将武将养起来的办法后，怎么可能再招来一批呢？他宁肯充实加强皇家卫队，招募剽悍士兵来做自己的保镖。到宋太宗时，娱乐升平日久，武备愈来愈废弛，“业无可采，上马则陨”。以后又尚浮言、轻武备，武科久久不被人们所关注。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设武科取士，“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三年（1043）五月，又下诏设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姜太公庙）。此为我国建立武学之始。宋朝统治者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采用的教材是《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武学，作为宋代的军事学校，纳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教育系统之中，这是宋代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宋代时武举制度臻于完备的一个例证。

《武经总要》

宋朝武举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为先试弓马，再试策及《孙》《吴》等兵书的墨义（熙宁后改为大义）。宋朝武举在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以前凭武艺选拔人才的做法，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而且科考用弓不超过当时军队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宋武举添置了谋略的考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经义理论的掌握、对兵书理论的灵活运用和解决当朝现实问题的对策。要是不能对《武经七书》烂熟于胸，通过经书大义和策问这两关就难上加难了。因此，识文章、应策对成了入武闱的高门槛。

北宋时将武举名列前茅者分为三甲，一甲一名武状元的名称已无疑，一甲二名和三名统称为榜眼，意指榜上双眼。直至南宋时才将一甲二名称为榜眼，而一甲三名则另称为探花。此后，状元、榜眼、探花的叫法再未改变。至此，武科举一甲一名“武状元”等名目已成定式。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武举解试始于神宗，三岁一试”。宋淳化年间还确定了考试弥封制。武科举、武状元从唐朝始设，至此，基本上完成了系统性、完备化建制的过程。

到了南宋时，又将此科变为文武双全的优选科，最终断绝了凭武功入武闱的机会。由此可见，宋朝重文轻武，已经到了武举却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尚文抑武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代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等；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等，有的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等人。

自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77科，产生77名武状元。

功过评说

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完善，对宋朝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细究考来，影响又可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是：

科举制度重文官、轻武将，有效地巩固了皇权。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文苏轼抑武的倾向。但这样做确实有效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对于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有益作用。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权利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与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事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惇、宗泽、李纲等，都是进士出身。

宋朝科举考试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世家大族对中央权利的垄断。

科举制度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辙宋代的科举制度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两宋时期，统治阶级适时而动，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下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至此，宋代科举的大门向整个社会敞开，应试几乎不受任何出身限制。此外，科举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朝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异的考试成绩，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而且士子一旦登科入仕，功名利禄便滚滚而来，不但光宗耀祖，而且封妻荫子。至此，读书应试做官成为广大士子个人奋斗的三部曲。宋真宗赵恒则赤裸裸地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驾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读。”就连宋代的启蒙教材也直言不讳：“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此，广大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疲，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衷。有感于此，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学子摘取科名，并从此飞黄腾达，科举制度虽对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作用，但不可否认，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两宋时期文化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

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宋朝村塾图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宋朝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优秀词人和词作层出不穷。

科举制度对后代乃至今天选拔培养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宋朝科举制度对宋朝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样对宋朝也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

宋朝大幅度扩大科举取士，重文臣、轻武将，使宋朝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致使国家边防松弛，军队战斗力低下，导致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出现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被迫接受屈辱的议和条件，给两宋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整个两宋期间，文人气息太浓，整个国家一派柔弱之气，缺乏阳刚之气与勃勃向上之威。这一切都与宋朝的科举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宋朝扩大取士名额，造成宋朝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由于宋朝的地方长官多由文官担任，而选拔这些官员的途径就是科举考试。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权利以后，为了稳定局势，将大批的后周官员留用下来，同时又通过科举考试等制度补充大量新的官员到各级政府机构中来，让他们互相牵制，达到分散官员权力的目的。白鹿洞书院仅宋太宗在位的21年中，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1万人。这就使得更多的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被吸收到权利机构中来，虽然一时有利于权利的巩固，但是也造成政府机构重叠，官吏数量庞大，使得人民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到北宋中期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生产发展的速度，使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致使北宋中期之后积贫积弱局面出现，也是导致北宋政治腐败以至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