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历事四帝三度为相，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将姚崇列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
首度为相，谋除“二张”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入侵河北，形势危急。武则天让朝臣上书，提应对策略。武则天在阅读群臣上书中，发现姚崇对问题剖析周密，论理精到，惊奇之下，破格提升姚崇为夏官（兵部）侍郎，姚崇自此跻身朝廷重臣之列。
负责理案刑狱的姚崇，对武则天鼓励告密、互相攻讦、重用酷吏、滥施刑罚、杀戮无辜等行为始终不满。姚崇尖锐地指出：“重用酷吏残害无辜，其祸甚于汉之党锢。”在办案过程中也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放出来，引起朝野注目，官职连续晋升。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破格提升他为尚书，兼相王李旦府长史。并在次年十月，用姚崇和秘书少监李峤同平章事（参政），后迁崇凤阁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了武则天的宰相，辅佐武则天处理军政事务。
武则天晚年宠信“二张”，即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则恃宠而骄，飞扬跋扈，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姚崇却不买账，张氏兄弟对他怀恨在心。在张氏兄弟的中伤蛊惑下，武则天终于对姚崇失去了耐心。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借突厥侵犯边关之机，将姚崇外放到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保留着凤阁鸾台三品，但远离京城不参与政务处理，只是一个享受三品俸禄待遇的空头衔而已。
武曌
神龙元年（705年）年初，武则天病重，“二张”利用特殊身份把持朝政，“图天分，是为逆臣”。姚崇及时从灵武返京，与宰相张柬之等人举行政变，率五百御林军攻入玄武门，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斩于刀下。武则天不得已将帝位让于太子李显，也就就是唐中宗。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
其实，此举乃姚崇的随机应变之策。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武则天已让位，但武氏家族的势力依然很大，而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等人既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自己还是躲开为好。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暗算流放，并在流放中被杀害，而姚崇则因为及早避开是非漩涡而幸免于难。
再度为相，力振朝纲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李旦（相王）立，七月又诏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他从整顿吏治、罢免“斜封官”入手，试图革除中宗执政期间的弊政。进贤良，退不肖，朝廷纲纪确实为之一振。景云二年（711年），临淄王李隆基尚在东宫，而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觉得自己有功而干政，宰相姚崇和宋璩便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就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平人心。
但李旦以亲情为重，将事情告诉了太平公主。公主大怒，李隆基为争取主动，就指控姚崇等人挑拨皇家兄妹、姑侄之间的关系，请求给予严惩。于是，景云二年（711年），任宰相不满一年的姚崇又被贬为申州刺史，迁扬州刺史，姚崇在治扬期间又一次因治理有法而被民“记德于碑”。
姚崇
三度为相，业绩辉煌
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承帝位。玄宗是一个雄才大略、思想开明、励精图治的君主，当他掌握了权力之后，就开始选贤任能。因为宰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是帮助皇帝治理国家最主要的大臣，所以，他最重视的就是选用贤相。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出于政治的需要，于十月搞了一次20万人的军事检阅。玄宗身着戎装，手持长枪，立于阵前，亲自击鼓，号令将士，期间密召姚崇前来。
玄宗征求姚崇对国是的意见，姚崇的见解很得玄宗赏识。于是，玄宗当众宣布任命姚崇为宰相，而姚宗却不拜谢，令玄宗大惑不解。“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姚崇解释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姚崇所说的十条包括：“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也就是惩治酷吏，实行仁政；不随意征伐，不求边功；不容许宦官干政；皇亲国戚不任中央机构官职；对触犯法律的近臣加以处罚；不收皇亲国戚、官员、贵族们的礼物；不建寺庙道观；用礼法对待大臣；容许官员直言进谏；后妃、外戚不得干政。
这十件事是姚崇经过深思熟虑后，针对武则天执政以来的严重弊端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件件切中时弊，确属救世良方。贤能宰相遇到了开明君主。唐玄宗全盘接受。从此，姚崇就将这十件事作为施政纲领，协助唐玄宗兴利除弊，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
这“革新十条”也就成为姚崇任相后的施政纲领。在任相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选贤任能、奖励清廉、厉行节俭、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污、爱护百姓，赢得皇帝信任。史书记载说唐玄宗对“军国之务，咸访于崇”。正是唐玄宗对姚崇的信任，凡是姚崇所行军政大事，“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开元盛世的出现，在朝廷大臣中其功首推姚崇。
应时而退，自保智慧
常言道：“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姚崇也不能例外。姚崇之所以失宠罢相，起于姚崇对“自己人”的袒护。魏知古告其子请托之事，姚崇略施小计，两个儿子不但没受到处分，魏知古反被降职。姚崇姑息养奸助长了他两个儿子的气焰，不知收敛，反倒“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中书省主书赵诲是姚崇亲信，因受贿事发，唐玄宗亲自审问，论罪按律处死。姚崇却为其百般辩护，施手营救。结果赵诲以“杖一百”发配岭南结案。虽然唐玄宗给了姚崇面子，内心却很是不快，渐渐对姚崇有了看法。
李隆基
于是，玄宗在开元四年（716年）闰十二月，免去了姚崇宰相职务。唐玄宗念其功勋，辟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是最高的文散官，从一品，属荣誉性的虚职。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玄宗对姚崇的去世十分悲痛，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从以上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姚崇作为一代名相，为“开元盛世”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姚崇三起三落，在不断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漩涡中，从未遭到大的打击伤害，最后总能安全着陆。可以说姚崇是一个智商、情商都不低的政治家。姚崇的前两次罢相，是因为政局的乱象所致；而第三次罢相，乃源于包庇亲信，将其视为“自己人”，丧失原则，又加上“护犊”而丢了自律。当时其“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时更需要的是“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的制度性的管理，这就决定了姚崇的必然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