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从前代兴亡中吸取教训，实施的苛禁宗室政策不断受到儒家政治哲学观的批评。

苛禁宗室政策，不仅成为后人指责曹丕无容人之量的口实，而且将其作为曹魏迅速衰亡的主要原因。其实，曹丕苛禁宗室政策的产生和实施乃当时政治现实使然，是经长期酝酿和政治考量而推行的稳定统治的措施，绝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而为。苛禁宗室的政策，并非曹丕的创造，但他却承受了比前朝帝王更多的指责。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付诸实施时，规范对象应是整个曹氏宗室，并非特意针对曹植个人。然今天看来好像曹植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1、曹丕为何要苛禁宗室？

曹操在世时，亦很重视限制诸侯的权力。青龙二年(234年)，赵王曹干因为私通宾客，为有司所奏。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可能从其父处得到启示。京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政治斗争最为激烈之地。

曹丕在苛禁宗室政策设计中，第一步是让宗室成员远离政治中心，遣“诸侯就国”。

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太平之世，愈是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愈是有野心和实力夺取之。

宗室成员的地位高于一般臣僚，他们更有条件和机会对当今皇帝构成威胁。故曹丕的宗室政策一律平等，曹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不想没有法外开恩，“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

苛禁宗室政策不仅在实施之初遭到曹彰的软抗，曹丕薨后，更是受到曹植的极力批判，“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共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

第二步，设立监国谒者监督侯王，制衡他们的权力。

监国谒者首先对皇帝负责，职责是对诸侯时时“伺察之”。曹丕向诸王公封地派遣监国谒者亦是借鉴前朝故例，是确保其统治稳定的政治措施之一。

2、曹丕为何偏偏针对曹植？

那么，曹丕选择曹植作为重点压制对象到底出于何种目的呢？

第一，曹丕和曹植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

建安期间，兄弟二人为争夺继承权多方延揽英儒，团结一批人才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曹丕践祚，清除异己，先拿曹植一党的重要成员丁仪兄弟开刀。若曹植即位，那遭殃或被灭族的不是丁氏兄弟，有可能是贾诩等。

从这方面看，作为统治者无论是谁都不喜欢处处与己作对的人，“不管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对尊敬所具有的强烈的要求”。

曹丕打击曹植是为了肃清曹植势力，使其丧失再次觊觎最高权力的能力，也可以借机立威。

事实上，直到魏明帝时，曹植还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太和二年(228年)，魏蜀交兵，明帝曹叡督战长安，此时谣言四起，传明帝驾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专制王朝，谁能够容忍如此威胁安然于卧榻之旁，难怪曹丕父子对曹植始终怀有戒心。

归根结底，还是因曹操在位时对曹植的优宠所致，“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

第二，曹植的性格使然。

曹冲死后，曹植是曹操诸子中最得宠之人，而植“恃宠自骄”，有许多缺点能够让人抓住把柄。曹植去世后，魏明帝下诏“收黄初以来诸奏植罪状”，“皆削除之”。

看来曹植所犯错误不少，并非全属诬告。曹植目睹友人丁氏兄弟被诛难免会有怨言，作《野田黄雀行》一诗，以黄雀喻丁氏兄弟，痛恨自已“利剑不在手”，并希望出现“拔剑捎罗网”的少年，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曹丕的不满。

黄初二年(221年)，曹植在封地醉酒后，行为“悖慢”，又“劫胁使者”。监国使者乃曹丕派往各诸侯国监督诸王者，曹植“胁迫使者”，明显是对曹丕的公开挑战。

到底如何“悖慢”，曹植《责躬》诗有详细的交代，“举挂时纲，动乱国经”，“傲我皇使，犯我朝仪”。

他上疏自陈羞愧之情：

“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行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

曹植的表和诗，就是自己的招供状，并非监国使者灌均诬告。概酒醒之后，他也“自念有过，宜当谢帝”，带着“两三人微行”赴京请罪。

曹植的失礼和违法行为理所当然会受到应有惩罚。按法本可处以死罪，但因母亲卞太后干预，“舍而不诛”，由万户侯贬为安乡侯，食邑锐减，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至此，曹植的政治地位从黄初初年开始迅速滑落。

第三，服曹植让其他宗室成员愈加不敢擅为。

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弟，为王后卞氏所生。按照“子以母贵”的尊卑观念，曹植比曹操其他妃子所生之子地位要高。

曹操二十五子，卞后所生四子，曹丕为皇帝《三国志·魏书》作纪，其他三子《三国志·魏书》单列，余下他子亦“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另列传。曹操在世时，曹植倍受优待，母亲卞氏也因其为少子，“最爱之”，成为众兄弟们中第一个万户侯。

曹植被贬为安乡侯后，对抗中央政权的能力降低，但从曹丕死后，曹植一再上表欲展政治抱负的举动论之，植之降伏恐为权宜之计。故曹丕一直没有放松对曹植政治地位的压制亦可理解，植封王比诸兄弟晚一个月，别人以郡为王，而他却是县王，诸王应享有的待遇“事事复减半”，这些都是曹丕故意为之。

经过黄初期间的连续政治制裁，曹植逐渐变得谨慎起来。

后来，尽管王机等人“吹毛求疵，千端万绪”，再也没有挑剔出什么大的罪状来。

制服曹植为其他宗室成员树立了一个服从的典型。诸王在黄初年间都是循规蹈矩，曹丕打击曹植的真实目的正是为实现这个效果。

曹丕薨后，一些宗室成员开始蠢蠢欲动，中山王曹衮“犯京都禁”，赵王曹干“私通宾客”，彭城王曹据“私遣人诣中尚方作禁物”。魏明帝一方面惩处他们，一方面又重申和坚持曹丕的宗室政策，“法者，所与天下共也，不可得废”，以此杜绝他们的非分之想。

从此方面而言，曹丕的苛禁宗室政策和压制曹植的震慑作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为鼓励曹植继续顺从自己的统治，黄初六年(225年)东征回师途中，曹丕专门造访曹植封邑雍丘。此次见面，兄弟交谈甚欢，曹丕赏赐曹植颇多，增其封邑五百户。曹丕此举收效甚好，从此曹植表示要欲修往业，并认为造成他们兄弟关系紧张的罪魁不是曹丕本人，而是告他御状的灌均、王机、仓辑等人。他作《黄初六年令》专门“著于宫门，欲使左右共观志焉”。

在打击曹植的同时，曹丕对一些顺服者给予褒奖。中山王曹衮少好学，每读书，“不能废”，且其为人谨慎，以致于文学左右欲共上表称颂其美。

黄初三年(222年)，黄龙现邺西漳水，曹衮作颂赞之。曹丕非常高兴赐其黄金十斤，并下诏书亲勉之：

“昔唐叔归禾，东平献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闻”。

曹丕一方面用上世周之唐叔、汉之东平王的故事以喻曹衮之献颂，褒扬兄弟骨肉之谊；另一方面，他希望曹衮能够继续向学，“以终令闻”，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他少参与政争。曹丕此诏也是对所有宗室成员的明确要求。

3、曹魏时期诸王的待遇

曹魏受封始于建安时期。建安十五年（210年)，汉献帝以阳夏、柘、苦、武平四县三万户封赏曹操，操以“何德堪之”为由，只领武平万户，而让出其余三县二万户。

十六年(211年)，汉献帝将曹操让出的三县“减户五千”，以“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当年，曹操另有二子亦封侯，曹宇为都乡侯，曹玹为西乡侯。曹魏分封应始于曹操为魏公后，诸子封侯集中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和二十二年(217年)。曹丕嗣王、称帝后，他们的地位逐步由侯到公再为王。

第一，曹魏诸王公封邑丰厚。

黄初时，社会状况十分恶劣，经济生活衰退。因为经历连年战乱，天下人口损耗严重。一些偏远之郡人口少得可怜，涿郡仅“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金城郡“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阻寇乱，户不满五百”。

蒋福亚先生认为，其时即使加上吴国人口，“只有东汉全盛时的9.12%强”。

曹魏政权建立后，对吴用兵战事不断，太和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青龙时“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景初时人口仍“不过汉时一大郡”。明帝一朝，全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当时全国总的户数和人口，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

“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通典·食货典》载：“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相对于曹魏总人口，曹丕虽不断削弱诸王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封邑数量并不为少。

若以《通典》所载曹魏时总户数为据，文帝时期，诸王封邑约四万两千户，约占全国总数的7%；三少帝时，诸王共有封邑七万八千八百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2%。

当时“千户侯”是功绩卓著的战将和元勋之人生奢望，“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曹魏开国后，钟繇、华歆、王朗甚受礼遇，被曹丕称作“一代伟人”。黄初期间，钟繇封邑为一千三百户，华歆八百户，王朗七百户。

与他们比起来，曹氏诸王的封邑要超出许多，即使是倍受政治摧折的曹植初封鄄城王，食邑就达二千五百户。

第二，封邑足以保证诸王的豪贵生活。

农耕文明时代，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是土地，既然诸王拥有足够多的封地，就能保证他们的经济收入，维持他们的富贵生活。白马王曹彪雅好文学，贾洪为其国相，彪“常师宗之，过于三卿”；隗禧拜谯王曹林郎中，“王宿闻其儒者，常虚心从学。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赐遗”。如果曹氏诸王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的话，岂能有经济实力使自己礼重之人“过于三卿”或“大得赐遗”？

后人多认为曹植是苛禁宗室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然曹植自称“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

曹丕封植二子为公，享受着如此荣耀之人，有谁欲望作个布衣？追求富贵是人的本质欲望，曹植常常“汲汲无欢”的主要原因是其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并非生活窘困所致。若曹植真是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谋略之人，“汲汲无欢”者定是曹丕。

第三，频繁徙都并非曹丕打击曹植造成。

黄初时期，王都频徙并非曹植一人，其他诸王也多有类似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一是当时战乱后人口损耗过多，增加王公封邑，原封地的户口数不足所致。

黄初五年(224年)，曹丕《改封县王诏》曰：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

刘秀建立东汉后，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变更，增加或撤并郡县。曹丕当政，也对当时的郡县设置有所调整，在原来基础上增七郡，这可能会牵涉到诸王公的封邑调整。

二是曹魏的王公制度不断革易。

短短的几年里，他们由侯到公再到王，封号不同，封地亦随之变动，比如彭城王曹据，封号有范阳侯、宛侯、宛公、章陵王、义阳王、彭城王、济阴王、定陶王，又彭城王。其他的王公，封号也多有变动，有的达九次之多。当然封号不同，王都也要随之变动。新朝初立，王公制度还不成熟，直到魏明帝时还没有最后确定。

明帝《改封诸侯以郡为国诏》曰：

“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正如陈寿所言，魏诸王“位号靡定，大小岁易”。

故曹植“十一年中三徙都”不足以成为曹丕父子迫害曹植的证据。

第四，人臣官守有限。

论及曹魏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这也是为臣者的职责所限。

诸侯王位虽尊崇，但也是皇帝的臣子，君有君道，臣有臣职。

丕、植虽为兄弟亦为君臣。君臣关系也具有父子关系的伦理色彩，如此，衡量曹丕兄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依据亲缘，还要加上一层君臣之义，“爵位虽尊，礼无不行”。

否则，曹植上表不会称：“伏维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曹植作为魏的诸侯王当然有职责留在封地，不允许随意离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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