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蜀汉灭亡：人心向背的结果，也正是“天意”
“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傅子》）。
的确，纵观三国，蜀汉曾经地跨荆益，人才荟萃，三国九条好汉有其七，卧龙雏凤兼而有之（水境先生言：“卧龙雏凤，得之其一，天下可安”）。按理说，它是很有希望统一全国。然蜀汉立国仅有42年，即归灭亡。其兴也勃，其灭也忽，不得不令人深思。
一、蜀汉灭亡兆于荆州之失
早在建安12年（公元207年），诸葛亮就在他那著名的《隆中对》中明确指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候，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赛，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刘璋闇弱……民殷国富而不能存恤……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战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在这里，诸葛亮看到曹操消灭了河北的袁绍后，军事力量的全盛，以及其“挟天子以令诸候”的政治优势，认为刘备非其对手，起码不可速图。同时，他也看到了孙权历经在世打下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及其地理优势，认为孙权只能为援而不能兵戎相见。况且，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集中地阐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认为刘备的冤家对头不是孙权，而是曹操。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了三国鼎立，联吴抗曹的主张。
《隆中对》又对地理形势进行分析，认为荆州北面有汉水和沔水，可以据守；南面“自桂阳、苍梧跨有交州”（《资治通鉴》卷六五胡三省注），可以“利尽南海”，发展海外贸易；“东连吴会”，指孙权所据有的江东；“西通巴蜀”，指刘璋所据有的益州（今四川及附近之地）。可见，荆益两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霸业可成”的资本，故必须兼而有之，才能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战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正因为荆州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诸葛亮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借”荆州而赖之不还。然而，因关羽性格的骄傲和为人的“陵于大夫”使得孙权有机可乘，夺取荆州。
应该说，关羽出兵襄攀，其目的在于连通汉中，为北伐打下基础，其本身并不是在破坏“跨有荆益”的规划，并不决定着荆州之失守（因此得到诸葛亮的默许）。荆州之失，是主客观原因的综合。
在客观方面，孙权有才而蓄谋已久（荆州为吴蜀必争之地），且陆逊有奇才，吕蒙有政治头脑。
在主观方面，一是关羽政治敏感性不够强，不但没有贯彻执行诸葛亮连吴抗魏的规划，还辱骂孙权，并露骨表示，攻拔樊城后将移军灭吴，“终不敢尔，如使樊城拔，看不灭汝邪！”（《典略》）二是关羽过于托大，不了解孙权，更看轻了陆逊，以为其乃一介书生，不成气候，心生麻痹，违反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法；三是关羽性骄，素轻监军糜芳、傅士仁，“陵于大夫”，内部不团结。四是“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终退”（《三国志·魏志·董昭传》）。，终于，军事重地江陵、公安被轻易袭取，关羽措手不及，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擒杀。
在主客观原因的推动下，关羽终于轻易断送了荆州，为蜀汉灭亡打下伏笔。至此，诸葛亮的策划被打乱，荆州丢失，益州也就成了“孤绝之地”。蜀汉仅有益州，自保尚不易，怎能发展？此后，诸葛亮北伐不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荆州失守，使其不能“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与“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相配合。
二、夷陵战败，灭国之根。
如果说荆州失守，使蜀汉失去争霸的基础，使得蜀汉仅仅能自保；那么，夷陵战败，则对蜀汉灭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荆州失守后，蜀汉主力未损，兵力强盛（刘备亲率20余万精兵，御驾亲征东吴，是为夷陵之战），刘玄德颇得人心，诸葛亮神机妙算，虽然争霸已属不易，但自守还是有余。
然而，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贸然发动了“夷陵之战”（《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而且见好不收（战争初期，蜀军败孙桓，夺秭归，威震东吴朝野），妄图一举消灭孙权，替关云长报仇。但那谈何容易呢？“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连曹操都奈之不得，何况实力并不十分雄厚的刘备呢！
结果，夷陵一战，陆逊率兵五万，以逸待劳，火烧刘备70余里、40多座连营，使得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飘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蜀汉从此元气大伤，不仅彻底失掉了荆州，精锐部队也消耗大半，国小、兵少，（诸葛亮北伐，全国总兵力才10万，而魏国单前线兵力就有20万），民弱，变成最弱的国家。诸葛亮纵有超人之谋，也是回天乏力。否则，以诸葛亮之智，刘备之仁、诸将之勇，诸兵之众，要夺回荆州不无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况荆州是蜀汉争霸的必要基础，诸葛亮岂肯善罢干休。
三、从领导集团来看，刘备病逝使蜀汉失去了最强的凝聚力。
《三国志》评论刘备曰“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又说：“刘备，天下之英雄，一世所惮”《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刘备，人杰也！”《三国志·魏志·刘晔传》），刘备“英雄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以袅雄之资，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入屈人下者”《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由上可知，不管刘备是枭雄，还是英雄，我们仅从时人，特别是他的对手们的评价就不难知道，刘备在当时的确是影响重大，是一个中心、一个凝聚人才和人心的中心。
难怪当刘备投奔曹操时，曹操煮酒论英雄，认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当“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然而，当今很有一部分人对刘备却大肆贬斥，谓之无赖子，混迹儒门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依我之见，蜀汉之能立国，与刘备本身的修养及其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不可分。可以说，若非刘备，其他人是很难在那种条件和环境下自存的，更不用说立国。因为刘备虽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家道早衰，刘备本人也是“贩履织席为业”《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因为贫穷，他要组织武装是很不容易的，故而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固定的地盘和部队，只能东投西靠。刘备如果不是以其贤能及因贤能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刘备以其本身的家庭是绝对建立不起蜀汉政权的。
回顾历史，不能知道，刘备是很注意人心向背，注意自身的修养及由此而产生的凝聚力。
（一）他具有当时人最优秀的品德，以“仁”凝聚人心。当他任平原相时，“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刘备御寇，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当刘备得知刘琮向曹操乞降，或劝其劫刘琮及荆州吏士经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孔衍《汉晋春秋》）虽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提出“跨有荆、益”乃称霸之基，刘备却不忍取之而自济，其“仁”至矣。当曹操追急，刘备率军民撤退，“比至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对此，《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方不失道。追景升之情，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
（二）刘备谦恭待人，重视人才也是加强凝聚力之道。刘备虽属皇室，但能与草莽英雄关、张桃园结义，“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此外，刘备三顾茅庐和白帝托孤之事也感人肺腑。难怪他从江陵撤退时“荆楚之众，从之如云”（《三国志·蜀志·刘巴传》），就连曹操谋臣程昱也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征士傅干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三）刘备虽无兵书专著，但实践经验丰富。他曾参加过镇压黄巾之战和征讨董卓之战，跟孙、曹均交过手，能领导战争，可谓能文能，故吴大鸿张俨说：“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执势不俱王。至操备时，强弱悬殊，而备犹出兵阳平，擒夏候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蒋济）言彼时有涉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多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日而语，犹能暂时取胜，是时又无大吴犄角之势耳”（《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张俨《默记·述佐篇》）这些记载不能不说明刘备善于用兵，只是与曹操起点差距太大，以致不能像曹操那样很快就取得成果。
可见，刘备不管是从品质，还是从重视人才，还是从军事才能来说，都能收人心，聚众力。再加上刘备系刘家正统，很能得到一部份“忠臣义士”的拥护。
所以，刘备不仅仅是蜀汉意义上的国君，更是蜀汉的中坚，蜀汉的命脉。国君可接，而中坚不可去，命脉不可断也。
也许，正因为刘备文武兼备，是蜀汉最强的凝聚力，才使得没有多大才能的刘禅更难树立威信，更难有一股无形的凝聚力。刘禅，小名阿斗，一个乐不思蜀的昏庸无能者，他既没有参加过战争，立过战功，也不懂得如何去凝聚人心，而且没有雄心壮志，听信谗言，使诸葛亮北伐功亏一篑；又贪生怕死，不如其子刘谌多矣。特别是诸葛亮死后，宠信宦官黄皓，使政治腐败，内部矛盾加剧。当时吴臣形容蜀汉的情况说：“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刘备，绝世英雄；阿斗，扶不起的。二人皆为蜀君，前后而已；然而两相对比，当时蜀汉臣民失落感、离心力是可想而知的。故虽有诸葛亮为相，仍难逃灭国的命运。诸葛亮北伐，没能出现他所想象的“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隆中对》，大概也是因为时人对刘禅的不信任、没有信心的缘故吧。可以说，像刘禅这样昏庸的皇帝，若不是借刘备的余威、正统的优势和诸葛亮的竭力扶持，还能坐得下去吗？
可见，刘备病逝，对蜀汉的打击是多么地沉重啊！
四、人才不继使其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才是一个集团、组织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内在动力，人才是一种巨大的宝贵财富。一切战争，归根到底，其实都是一场人才战。可以说，人才亡，则国亡；人才兴，则国兴。
纵观蜀汉历史，蜀汉灭亡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人才过分集中与人才断层不继。夷陵之战前，蜀汉可谓人才云集，单说三国九条好汉有其七（后关、张死去），卧龙雏凤兼而有之（后雏凤死去），还有一班如邓芝、蒋琬、费、董允等能臣，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蜀汉历史的最高峰。然遗憾的是，蜀汉人才史没有延续性，过份集中地产生，又过份集中地死亡。看夷陵战后，特别是诸葛亮北伐时期，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危险局面。
诸葛亮自己也看到潜在的危险性，故他在《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又说：“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时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矣”。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六出岐山”的苦衷吧。
一方面，蜀汉人才剧减，后备不足，能称得上上将的只有魏延；却因用兵才略与诸葛亮不合而受压制，不仅才干未尽，且含冤而死。此后，文臣自费被刺之后，可谓安国之臣少到极点。
另一方面，魏国曹丕有威有略，且其臣司马懿机权干略，不在诸葛亮之下，何况司马仲达部属张郃、郭淮等均强于蜀将，更可怕的是其地处中原，人才层出不穷，前后无继，无断层之忧，如司马司、司马昭、钟会、邓艾等，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即使是吴国，陆逊还在，不减其勇其谋。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姜维纵有回天之力，也难挽覆舟于狂澜，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乃是必然的。
五、从蜀汉国力和地理环境看，灭亡是迟早的。
蜀汉自失守荆州后，仅有益州一地。而荆益两州缺一不可：兼而有之，则两地均是活地，都是可以用武之地，攻守进退都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但缺少任何一州，都成了“孤绝之地”，难攻难守，犹鸿雁之断翅，十分不利。
从当时的地理形势看，汉中是小盆地，关中有八百里秦川，三条谷道连结关中和汉中有如车辐之聚于车毂（从汉中北入关中，跨越秦岭有三条谷道：由东向西有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东道子午谷最险远，有660里的高山险谷，直通长安；中道傥骆道最近，谷长420里，通关中武功。西道褒斜道较为宽坦，谷长470里，该道中段，有条西出折而向北的支道叫箕谷，往北经散关即达陈仓）；由北向南攻，可以诸道皆出，居高临下会聚汉中，任何一条道路都无被切断之虞；由南向北攻，诸道并出。出谷仍将分散在八百里秦川的东西川上不易集中。所以，从地理环境上看，蜀汉十分不利。
同时，由于蜀汉仅有益州，国力薄弱，兵少粮少人才少。故其北伐只能集中一路，又有运粮之难及粮草不继甚至粮道被截为之忧。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因为兵少将少之故，被魏将张郃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马谡失街亭，赵云败于箕谷，从而粮道难保，后方不得不败退。此后，诸葛亮和姜维也往往因粮草不继而不得不收兵。
六、丧失用奇之机，等于丧失希望的曙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蜀汉灭亡兆于荆州之失，根于夷陵之败。荆州之失给刘备霸业的实现以严厉地打击，但单有荆州之失，蜀汉还有夺回荆州重争霸业的可能性。然夷陵之败损兵折将；刘备托孤，凝聚力剧减，国力剧弱，再也无法夺回荆州，霸业已是无望，仅能暂时自保而已。
基于荆州之失、夷陵之败，使得蜀汉国小力弱，人才缺乏，再加后主无能，使得其没有资格与吴、魏，特别是和魏国进行和平竞争——休兵息民。因为当时“天下三分，魏国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而已”（《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
正因为蜀汉失去了和平竞争的可能性，才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屡次劳师动众，进行北伐（这也许是诸葛亮难言之苦衷吧）。若不北伐，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凝聚力、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可以说，诸葛亮除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的主因外，还在于“树立威望，凝聚蜀汉人心”。
依当时的形势，蜀弱魏强，而战争则是军事、经济、政治综合力的较量。故蜀汉失败是必然的。但必然中还有偶然，蜀汉能否复兴，着关键是不能和魏国打消耗战，而只能险中求胜，即依魏延的分析，曹魏长安守将夏候懋胆怯无谋，魏延可率精后五千，负粮兵五千，循子午谷出奇不意，十日到达长安。那时夏候懋将弃城逃走。而他则保证留守20天，诸葛亮率大军可以赶到，如果这样的话，蜀汉还有复兴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
然而，诸葛亮却把这一线希望也放弃了，因为当时子午道全在魏境，故诸葛亮认为那是弄险，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结果“六出岐山”而无攻，反中了曹魏“致人”之术，落得个“长使英雄泪沾巾”的悲叹。
难怪陈寿认为诸葛亮“将略为短’，以弱抗强，不出奇兵，百虑安全取胜，古今中外尚无一例。
如果说蜀汉在夷陵战后还有可能复兴的话，那么诸葛亮首次北伐丧失用奇战机，却使得蜀汉复兴根本无望。但诸葛亮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树立威信，凝聚蜀汉人心；联吴外交，推动北伐；王业不偏安，北伐中原死中求生；蚕食魏境，观鲜何隙（关之法《诸葛亮北伐新探》）五股合力的推动下，却不得不北伐。但北伐基于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又不得不失败。屡败屡战，恶性循环，从而劳民伤财，久之会丧失人心；而曹魏休养政策，可得民和，故蜀汉灭亡也是人心向背的结果，是“天意”，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