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医学成就，药王孙思邈和《千金方》，强调医生要有医德品质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受诏集众医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列证候一千七百余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于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于“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
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居家。
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联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
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谣谣如虫所喙，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身材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身材胁满，气上，便害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
这可以说已经把由于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伤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症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谣谣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癞候》）
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联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
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近况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
书中说：“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着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
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掺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部专著在我们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岁才伤。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新的，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
据他自己说：“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痈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痈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
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
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后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他另一新的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
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
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
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余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验方》，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
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症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于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
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亦忌有所误伤，但作针许大疮·····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伤，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这种观察都是非常细致而与今天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
他对关节结核的观察说：“附骨疽者，以其无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著大节解中······小儿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这也是和今天的认识能够取得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专章来论述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疾病，并详细地载录了有关妇女科和小儿科的经方。他说：“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这样可以避免“脐风”（破伤风），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他说母亲“乳儿······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哺乳的次数和分量。
他也主张孩子衣服“特忌厚热”。他还观察和记载了孩子的时尚程序，如说：“凡生后六十日······能咳笑应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独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序例》）这和现代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别强调食疗，他认为食疗胜于药疗。他说：“夫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为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千金方》）。
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认为服醍醐（犹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说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瘿瘤（甲状腺肿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还可以用鹿靥（即鹿甲状腺）来治疗瘿瘤。又指出猪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种维生素）可以用来治疗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来治疗虚弱，这种对食物营养的看法，几乎和今天的认识完全一致。
孙思邈在他的著作里，还特别强调运动的新的性，他主张每日必须“按摩道引为佳”。他介绍了两套柔软体操，一套是“天竺国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种姿势；一套是“老子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种姿势。他说：“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孙思邈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可能与他这种重视按摩和柔软体操有一定的联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孙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迷信和非科学性的东西。譬如说，他认为齿病是由于齿病患者在月食之夜吃东西的缘故；人被鱼骨鲠住喉了，只要说：“鸬鹚！鸬鹚！”骨头就咽下去了。
在《千金翼方》最后的两卷，称为《禁经》上、《禁经》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东西，如这里面认为疟病是有疟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疟鬼就逃跑了，于是他介绍这一套咒语说：“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龙，三头九尾，不食诸物，唯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来索。疟鬼须屏迹！不伏去者，缚送与河伯！急！急！如律令。”这种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们应该加以摒除。
王焘，唐玄宗时，任相州刺史，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论，这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不过由于他离开孙思邈的时代不太远，因此在验方的搜罗上，很难超过《千金方》。但王焘在编撰这一部书时，无论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经方，都详细注出引书出处和卷数，因此对保存古代经方的原来面目方面，有较大贡献。
譬如说用牛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始于僧深，用猪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见于《千金翼方》，用羊靥来治疗瘿瘤，他注出见于初虞世《古今录验方》，这对于古代医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这一部书的编成，不仅对国内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国外的医学界。公元982年，国外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三十卷，其体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来编纂的。
在验方的传布方面，隋炀帝曾下敕撰集《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开元广济方》五卷，在《广济方》里，提到黄连治痢，《医心方》卷十一引《广济方》云：“治杂痢”，“黄连一两，干姜一两，熟芨一两，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胶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绞去滓内胶，更上火煎胶烊，分温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除了用黄连、当归来治疗赤白痢之外（见《医心方》卷十一），还采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肥大。《医心方》卷十六引《广利方》云：疗瘿结气方，“昆布二大两，暖水洗去咸味，寸切，小麦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麦就，择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细细咽之，日再含。”
《广利方》也推荐用犀角来治疗儿童的高烧，《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七引《广利方》云：犀角，“治孩子惊痫不知人，迷闷，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钱匕，水二大 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来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到民间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医道的，他们也搜录了不少有灵效的验方，传播民间，著名的有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权著有《药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录验方》，惜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录验方》云：“经言诸取风者······此人间庭巷门户窗牖之径气耳。天无风之日，恒有径风，人长居其间，积日月，此能虚人肌理，入人百脉，攻人五藏六府，则致病焉。复有野间广泽都亭成径风，亦不可居卧也。复有眠坐恒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轻于径穴中耳。”
“古洛阳市有一上贴（收物质钱，犹后世之当铺）家，最要货卖倍集，但货主周年中必得病致伤，遂成空废······有一乞儿，常出市乞，每岁辄见货主非复旧人，乞儿······便看贴中，唯见货主坐处，背约一柱，有一虫食穴，故最有风贯过，如针头大，正射坐人项，即是风射处。乞儿计病源，一品人坐所，当是其项所对，伤当由此。便诣市官，求贴坐之，钉塞此孔，然无复病。”对脑后来风，强调到丧命程度，文字也刻画细致，雅俗共赏。
杨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尝贬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县）司马，著《南行方》，原书久已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七狼牙条虫疮瘙痒下引杨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叶，〔六月〕以后用根，生咬咀，以木叶裹之，煻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
陆贽，德宗朝宰相，后贬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别驾。“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新唐书·陆贽传》）。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集验方》云：“治风，头眩欲倒，眼旋屋转，头脑痛，防风枳实汤方。”用来治疗。
李绛，宪宗朝宰相，曾为兵部尚书，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书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条引《兵部手集方》云：“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伤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余，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余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
刘禹锡，元和初政，贬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后迁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刺史，转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刺史。他在贬所，著有《传信方》。《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杏仁条下引《传信方》云：“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两，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单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单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经无法查考。如《医心方》卷九引唐轶名《拯要方》云：“疗上气气逆满，喘息不通，呼吸欲伤，救命汤方：麻黄八两，去节，甘草四两，大枣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黄再沸，纳余药，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见用麻黄来治疗哮喘，也极其普遍了。
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司空国外公李勣（即徐世勣）领衔。这部《唐本草》，亦称《英公唐本草》。撰成问世以后，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经》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
这一部书在编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因此“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孔志约《唐本草》序）。因而所载的药物，又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种，一共收录到八百四十四种之多。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说是我们钦定药典的结集创举，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地方制定的药典。
可惜这部药典已佚，只在国外保留下《本草经》十卷，是全书内《本草经》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内容，由于后世修订的《本草》辗转引用，因此大部分还保存下来了。
国外所流传保存下来的《新修本草》十卷，即《唐本草》残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药物，
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魇寐，疗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案犀有两角，鼻上者为良”。
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无毒。主明目益气，起冷去恶血注下，辟蛊毒······安心气······疗伤寒时气”。
如“鹿茸，味甘酸温，微温无毒······益气强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
如“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妇人产难堕胎”。一直到今天，这四种药物退烧用犀角羚羊，补虚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为引药，皆有特效。
又如“牛乳微寒，补虚羸，止渴下气”。“羊乳温补寒冷虚乏”。
如“酪苏（酥）微寒，补五脏，利大肠”。“苏（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为之。自省法，佛经并称乳成酪，酪成苏（酥），苏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成甘肥”。“然苏有牛苏、羊苏，牛苏胜于羊苏”。“醍醐味甘平无毒，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功优于苏（酥）。在苏中，好苏一石有三四升醍醐”。
如“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男子少腹痛，虚劳羸瘦······久服轻身益气。煮牛皮作之，出东阿”。
如“羊肉，肥甘大热，无毒”。“羊肾，补肾气，益精髓”。
如“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作饼块，黄白色”。“沙糖，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竿，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今优”。
如“胡麻，味甘平无毒，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筋骨”，“久服轻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肠”。此外也讲到“柏实味甘平无毒，主惊悸，安五脏，益气除风······久服令人润泽美色······生太山之谷”。
如“酸枣，味酸辛无毒”，“烦心不得眠”。
如“枸杞，味苦寒，无毒，补内伤大劳······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罗摩枸杞＇，此言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久服轻身能（耐）老”。这些药物，到今天还经常服用着，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权著有《药性本草》。原书已经散佚，但《本草纲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条引甄权《药性本草》说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热，散风毒······疗时疫，热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犀角有退热退烧的独特功能。
又在同卷中提到《药性本草》有关羚羊角的功能，说它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伤，昏乱不识人·····治小儿惊痫”。对犀角羚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绍得更详细。对胡麻的介绍，也比唐《新修本草》更为详细。《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药性本草》云：“巨胜（即胡麻之别名）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气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诜，武则天时，以进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于睿宗之世。诜著有《食疗本草》，惜已散佚。《食疗本草》顾名思义，从食疗入手，这是值得人们取法的。《本草纲目》卷三十引《食疗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捣〔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又“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盏饮之，日再服”。
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引《食疗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炼五藏，为其气故也。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不食也。”
陈藏器，唐玄宗时，官三原县尉，著《本草拾遗》十卷。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本草纲目》卷一上引），对药物学的贡献也很大。《本草拾遗》原著虽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李洵，著有《海药本草》，记南方海上所产药物及其疗效，记载颇为详细。原书今已散佚，《本草纲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椰子条下引《海药本草》云：“椰树状如海棕，实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肿，去风热。”“多食，冷而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