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弑君倒向司马氏，助司马氏建立政权后反遭猜忌，贾充一计解疑
贾充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在魏晋易代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还是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晋军前敌总指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贾氏家族的社会名望和影响力，使之迅速进入名门望族的行列，应该说并非庸碌之辈。
但是传统史家对贾充的评价很低，从人品到才能，从家风到为政，可谓完全否定，无一好评。史臣甚至认为，贾充不仅是曹魏政权的“悖逆”，也是西晋皇室的“罪人”，是双重佞臣，对其评价应该辩证看待。
一、贾充对晋武帝有拥立之功
司马炎在被选任继承人时贾充曾提供了援助。初，文王以弟代兄为晋王，景王无嗣，齐王攸过继给了景王，所以文王便想将齐王攸立为王位继承人，《晋书》卷3《武帝纪》对此有记载曰：“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逝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
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资治通鉴晋纪二》记载：“初，齐王攸有宠于文帝，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可见，司马师最初的打算是立齐王攸。如果司马师不早逝的话，大位当属司马攸。
并且，司马攸自小就十分聪明，文采方面十分突出，对人才较为爱惜，成为当时的典范，一时才能和威望都超过了哥哥司马炎，这也是他得到其祖、父赏识的的重要一点。一个是长子理应嗣位，一个才望突出，在司马昭与朝臣商议立嗣问题时，朝中许多大臣各持己见，《宋书·符瑞志上》云：“文帝未立世子，有意于齐献王攸。
武帝时为中抚军，惧不立，以相貌示裴秀，秀言于文帝曰：‘中抚军振发籍地，垂手过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得立。”山涛、裴秀、何曾、贾充等人皆支持司马炎，反对司马攸。司马昭虽然心中一直有遵从宣帝的想法立齐王为太子，但是在其晚年越来越考虑到皇室正宗的地位，如何确立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需要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做出选择，在与诸心腹商议此事时，也具有考察其心态的意思。
在诸朝臣的回答中，前三条中均出现“太子位于是乃定”“由是得立”“由是遂定”的字眼，唯第四条中提到一句“知汝者贾公闾也”，通过这一句，我们可以推敲出，贾充的话语所起的作用远远重于其余人的话语。
贾充劝谏的理由是武帝“居长，有人君之德”，概括得十分全面，“居长”符合封建社会一直沿袭下来的宗法礼制观念，“又人君之德”说明武帝具有作为君王的品德才能，这一句话将武帝的优势完整的概括出来，而前者山涛、裴秀、何曾等人所提及的仅仅是单方面的观点，远不如贾充所谈的才礼相符更为完整全面。
在文王急于寻找一名合适的的继承人承继其完成大业的情况下贾充的话恰好击中文王的心理，后来在遗嘱中的那句“知汝者贾公闾也”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恰是贾充的进谏真正打动了文王的心，既符合礼法又兼备才德，这样的人才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另外司马炎在太子之位受威胁之时并不是无动于衷，反而是他为争夺太子之位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并与羊琇等人秘密谋划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圈。司马昭在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既成政局，最终立武帝为继承人。在这一事件中，贾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凭借司马昭的一句“知汝者贾公闾也”，在武帝即位之后深受恩宠，这也算是司马炎对他的报答。
贾充与司马氏的结交是在淮南三叛及高贵乡公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建立起来的，与司马炎正式建立关系恰是通过此次事件，或者可以说贾充让晋武帝再次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就在于这次的进言，在顺利称帝以后对贾充也予以重用，此时在他的心目中贾充屡次立下大功，又为其太子之位进言，算得上是一位值得信任的老臣了。
二、晋武帝对贾充的猜忌与笼络
晋武帝对贾充的信任随着贾充权势的不断提高逐渐地减弱，当地位越高心中的疑虑便越来越多，贾充地位的不断上升也越来越让晋武帝感到威胁存在，当然这种威胁也不是晋武帝臆想出来的，种种因素的汇合让晋武帝对贾充的信任度渐渐降低，在这种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便开始迸发出来，一个高潮点就是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的贾充出镇事件。
这一年的贾充出镇一事影响较大，众多史家认为是晋初党争的结果，或是由于武帝猜忌，后来贾南风能被立为太子妃及后来成为皇后也都是由于其父贾充出镇一事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晋书》卷3《武帝纪》中对贾充出镇一事记载内容十分简略，仅以“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简单以概之。至于为什么出镇，为什么偏偏派上贾充都没有做出详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贾充出镇关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任恺等人对晋武帝的进言排挤，但究竟事实是否如此呢，还要进一步探究。朝中任恺、庾纯等人与贾充的冲突十分激烈，任恺一直十分厌恶贾充为人，不期望他长期把持朝政，庾纯也“以贾充奸佞”。任恺一党与贾充不和一直以来在朝中已是众所周知，甚至武帝也十分清楚两派之间的矛盾并劝告大臣之间要和睦相处。
是否此次出镇事件是因为任恺等人的排挤呢，吕思勉在《魏晋南北朝史齐献王争立》一节中提出“充既婚太子之后，犹以夏侯和一言而见猜防，则知未婚太子以前见出之由，未必任恺之言获听也”，这里吕思勉一语中的，道破贾充出镇一事并不是简单的由于任恺、庾纯等人的排挤进言。
从身份上看，贾充是齐王妃的父亲，牵涉到齐王攸和太子在皇位继承上的矛盾，晋武帝必然会对贾充心生防备，加上任恺等人的进言武帝顺势将贾充调出中央。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朝臣排挤迫使贾充出镇，这一点原因是存在的，但也仅仅占一小部分。贾充出镇关中的第二点原因主要是氐、羌的叛乱，需要派遣一名有威望的大臣进行镇压。
因胡烈在秦州任上采取高压政策，失羌戎之和，泰始六年（270年）秃发树机能发起反抗胡烈暴政，胡烈率军征讨，不敌身死，树机能趁势一路攻下高平。此次树机能叛乱，关中形势危急。胡烈死后，晋武帝下令石鉴行安西将军，负责秦州军务，后因石鉴与轻车将军杜预意见不一，多次产生矛盾，树机能叛乱未平。
当年秋天晋武帝再次做出举措，任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前往关中平叛。此次叛乱一发生政府就积极做出应对，关中各州负责平叛的将领安置十分完备，并且派遣将领十分妥当，司马骏本身为亲王，“善抚御，有威恩”，在战争前线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已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先不说贾充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并不显著，单从时间上看，在泰始六年（270年）发生并且已有应对之策的事在泰始七年（271年）重新提及，我们猜测是关中情况有变需要派遣新的将领前去坐镇，而贾充被派出的时间是七月，在同年的十一月他仍还在京城徘徊而不是立马动身前去平乱，所以可以推断出这一时期关中叛乱的形势并不危急，否则晋武帝也不允许拖沓这么长时间不动身前往。
所以从以上分析来看，贾充出镇是由于关中氐、羌叛乱派遣有威望的大臣前去镇压，这样的原因也不令人信服。以上的原因与贾充出镇具有一定的关联，但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晋书》：“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任恺，计无所从”，对比前后两种境况，由“主动出镇”到“计无所出”，可见贾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出镇关中，之前他所在中央打下的基础便付之一炬。
在严峻的形势下，荀勖给贾充出的主意就是“结婚太子”，只有与晋武帝联姻才能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消除猜忌，方得保留在中央的地位和势力。除了荀勖的密语，还有“贞睿无私，疾恶邪佞”的羊祜也“密启留充”，杨元皇后受贾充郭槐贿赂也为之“固请”，此议一提出晋武帝便欣然同意，贾充女贾南风为太子妃，顺其自然贾充便以结亲太子为由留在中央。
将事情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引发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晋武帝立嗣的问题，晋武帝态度转变如此之快的重要原因还是齐王攸的存在，由于对齐王心存芥蒂而导致的对贾充的猜忌。上文中已提到武王嗣位时齐王就曾是他的威胁，到现在又威胁到儿子储君的地位，此时晋武帝深感到齐王攸的存在就是身边的潜在危险。
而此时作为股肱大臣的贾充又成为齐王攸的岳父，贾充一党在朝中势力不可忽视，这怎能不引起武帝的猜忌，加上任恺的进言，武帝在即位之初便出贾充都督关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减轻齐王攸的威胁。
后来贾充近党建议纳贾南风为太子妃，武帝同意，武帝一方面看到贾充本人并不是没有利用价值，如果赶走贾充，贾充一党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倒向齐王攸一方，对皇位的巩固更加不利，另一方面贾充为晋之心腹大臣，如果太子与贾充联姻争取到贾充的势力，太子一党便能取得与齐王攸的平衡，如此能取得双重效果。
或者我们可以再猜测一下，荀勖本人就是太子司马衷的支持者，晋武帝也一直倾心于司马衷，荀勖向贾充的建议很可能就是晋武帝自己的意见。所以贾充在提出与晋武帝联姻时，晋武帝欣然答应。“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这一结果也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这件事上很可能是晋武帝借用任恺、庾纯等人之口自导自，根本目的就是要逼着贾充这样一位功勋元老在立嗣这件事上表明立场，并可能通过联姻将贾充一党彻底笼络在太子麾下。所以前面提到的为什么选择在泰始七年（271年）遣贾充出镇逼迫其表明立场，《武帝纪》中记泰始七年（271年）司马衷行冠礼到了婚嫁的年龄，所以才会牵连出这一系列事件，这样解释的话就简单易懂多了。
贾充出镇一事最终以充之女贾南风立为太子妃而结束，晋武帝将贾充势力揽在太子一派，消除了心中的猜忌，这只是晋武帝掌控中央大权的一小步，在后来种种事件中无不体现出晋武帝作为一代君主控制朝臣的权谋手段。
三、总结
贾充作为西晋时期重要的人物，自身引发的议论也比较多，史学家多记载贾充是一个谄媚奸佞之人，这主要是来源贾充弑君一事，后更甚有将贾充归结为导致西晋短亡的罪人，诸如此类的记载严重影响了我们对贾充全面的判断。
结合众多材料，我们发现实际上贾充并不像上面所说的是谄媚无功之臣，作为司马氏政权禅代的功臣，贾充能够成为西晋政治的核心决策人物，绝非平庸之辈，并且和晋武帝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