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总共几次向中国遣派遣唐使？
日本天皇_日本历任天皇一览表_EmperorofJapan
隋朝时日本推古天皇朝就派遣使节团到中国。当时圣德太子摄政，600年、607年、608年、614年四次遣使入隋。前两次使节为小野妹子。隋也曾派使臣裴世清赴日。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和吸取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所以使臣之外，有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被选派的，多为归化汉人的后裔，以有利于学习。他们留居中国往往长达30余年。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回国以后，对646年的大化改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营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260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次。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500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
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30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
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营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有20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
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12年半到20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55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
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日本正是向中国学习、借鉴、吸收先进文明文化，促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进步。
唐高宗李治，其头衔正是“天皇”，上元元年（674年），李治称“天皇”，皇后武则天称“天后”。后来，日本的帝王自己也称起了“天皇”，一叫就是一千三百多年，不光之后的元首这么叫，还把前代故去的也称为天皇了，日本天皇山寨中国的。
历史上日本总共几次向唐朝遣派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页正名副其质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公元630一669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中期：公元702一752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五百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后期：公元759一874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先进的、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应排斥。而应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善待善学善取善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光和襟怀，正确对待那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问题。
日本大量向唐朝派遣使者，从唐朝那里学到哪些？
日本仰慕唐朝，就像是朝鲜仰慕大明一样，中国历史上这两个强大的帝国深深影响了周边国家，直到现在日本还有着非常浓郁的唐朝风格，那么唐朝时期日本派遣的遣唐使，从唐朝学到了哪些东西回国呢？
唐代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友好最亲密的时期之一，两国有正式的国交，政府互派使节往来，有些日本学者甚至称这个时期为“遣唐使时期”。
日本推古朝二十五年(公元617年)，中国隋灭唐兴。此前日本派遣到隋朝的留学生福田等人先后返回日本，他们以自己的亲眼目睹大力宣扬“大唐国”的文化以及社会的繁荣、法律的完备等。这就引起了“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派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输送留学人员去向中国学习文化、宗教、法制、教育等。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好的东西都照搬到日本，包括中国生活食用的东西。
基本上只要是大唐帝国的东西，日本人都爱不释手，哪怕只是几卷经文，也能够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部史料，能够将遣唐使在大唐帝国时期的具体活动记载下来，哪怕是日本国内最为系统、完整且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史书《续日本纪》，同样也没有对遣唐使活动内容的详细记载。至于中国方面，由于遣唐使在当时并不是朝廷的主要关注对象，所以自然不会有史官专门为这批人作书立传。
遣唐使是日本派遣到中国唐朝的使节。自公元630年第一次派遣直到894年停止派遣，约270来年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总数为19次。但由于种种原因，据说遣唐使实际到达唐朝的共13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人员包括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及随员等，每次人数往往多至数百人。
遣唐使所乘大船叫“舶”。在派遣遣唐使上，除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费用外，最使日本感到头痛的是经常在海上出事，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和物资损失。据说遣唐使船前后共派出不少于40艘，其中沉没在海底的至少在12艘以上;幸未沉没的，因受风浪打击而造成的破坏和死伤还不计算在内。
唐代对日本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政治法令、宗教文化、生产技术、社会风俗等等。有人曾经很概括地说：“日本中古的制度中，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然一翻开唐史，却发现好多是模仿唐制的。”这话并不过分。时至今日，日本仍有许多事物的名称，前面还冠有唐字，表明它的来源是中国。比如：唐辛子就是辣椒及唐餐、唐话、唐衣等。
唐主要是指唐代，可见唐代对日本的影响有何等深远。当时传播影响的渠道虽有几条，但担当这一任务的主要角色和专业人员，却是随遣唐使被派到唐代来学习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谓至关重大。
在交通困难、渡海十分危险的时代，日本为了学习中国，多次派使者，尤其是派遣唐使渡海到中国，牺牲很大，代价极高。但是，由于遣唐使带回中国唐代的文明，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的“大化革新”，就是在中国的影响下由早期(隋代送来唐初回国)的留唐学生和学问僧直接参与策划下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在日本的重要性，只有19世纪的“明治维新”方堪比拟。由此建立起来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即所谓律令体制，几乎无一事不效法唐制、以唐代为蓝本的。
经过学问僧、留学生的介绍，隋唐文化，尤其是唐代文化不断传入日本，中国的文学、天文历数、医学、儒学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等等，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深远。日本从中国受益匪浅。
中国唐代是个既繁荣昌盛又宽宏大量的时代，当时，只要日本的使者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全由中国政府承担。遣唐使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中日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在冒万里风波远走中国的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大和长冈、膳大丘、粟田饱田麻吕、藤原刷雄等都成了日本一代闻人。与李白、王维等诗人有广泛交游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终老中国，留下不少好诗篇。
日本在唐朝时大量派遣唐使，他们到唐朝都干些什么？
西元六百六十八年，齐明女皇的皇子中大兄正式继位，即天智天皇。在经过了之前与大唐帝国的白江之战，日本军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也正是因为这次惨败，才使得天智天皇在登基后，开始重新对大唐帝国产生了敬畏之心，恢复了自隋末乱世以来，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者的国策，并同时恢复与唐帝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些使节，便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日本遣唐使。
根据现今中外史学界的一致观点认为，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几乎将大唐帝国各个方面的优势全部运回了国内，包括政治、军事、建筑、文化、思想等等，基本上只要是大唐帝国的东西，日本人都爱不释手，哪怕只是几卷经文，也能够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部史料，能够将遣唐使在大唐帝国时期的具体活动记载下来，哪怕是日本国内最为系统、完整且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史书《续日本纪》，同样也没有对遣唐使活动内容的详细记载。至于中国方面，由于遣唐使在当时并不是朝廷的主要关注对象，所以自然不会有史官专门为这批人作书立传。
而在日本拟派的这十八批遣唐使团中，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却是自西元669年至西元733年这近半个多世纪中，第七批到第十批的遣唐使。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在第七批遣唐使之前，基本上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规模都很小，船只最多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两艘，遣唐使的人数也主要控制在了一百余人左右。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鉴真东渡的前一年，也就是西元763年，朝廷刚刚平定了安史之乱，大唐帝国的国运日渐衰类，各地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只能勉强支撑着统一大局。而日本朝廷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减少了遣唐使的频率和规模。遣唐使在唐朝的待遇说了那么多，大家不要以为遣唐使对于唐朝来言是多么稀奇的团体，而且，遣唐使在大唐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政策和待遇。
日本派遣的使节团的确是带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前往大唐，可对于大唐而言，就未必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日本遣唐使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朝廷最为优渥的政策待遇，实际上除了学费由翰林院承担一部分之外，想要住得更好，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走在大街上，便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除了口音较为特殊之外。
而至于日本遣唐使活动的第二个特点，则是相对于大唐而言的，那就是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在唐朝国内受到了朝廷的严格监管。虽然日本方面口口声声自称遣唐使只是带着和平、友好、谦卑的学习态度和外交任务的友善使节，但最起码唐朝的统治者不这么想。正是基于第二个特点，可以看出，唐朝认为遣唐使的目的并不单纯。
至于其中的原因，也和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本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自打当年日本因“日出处”和“日没处”的观点，与隋炀帝闹了不愉快后，虽然在之后有所收敛，但遣唐使仍旧以小帝国使者自居，对外广泛宣称自己为“小中华”。不过，日本遣唐使的出现，也的确在最大程度了建立并发展了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其中尤以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堪称所有遣唐使中名气最大的存在，甚至在《续日本纪》中，对此二人都曾有过如下评价：
所以，综上所述，首先我们要明白遣唐使并非纯粹的友好使节，正如上文中说的那样，至少唐朝不觉得他们的目的单纯。其次，日本遣唐使既有归国者，也有留在唐朝的人，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外籍唐臣”阿倍仲麻吕。其三，遣唐使虽然全面学习了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但却并没有完全照搬，尤其是政治上，在借鉴了唐朝的中央政治体制后，仍旧开创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古代政治体系，对日本之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日本12次派遣唐使，7次学走制度4次学走文化，最后1次唐朝已衰落
大唐盛世时期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和科学文化都非常先进，当时日本想向中国学习一些科学技术并且与唐朝修好，所以组织了前后12次使团前往中国。使团成员不仅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还有不少留学生同行，初期约有250人，之后越来越多，甚至高达600多人，居住时间也长短不一，有些是一两年，有些是二三十年。
他们在唐朝生活和学习，甚至在唐朝娶妻生子。这样一个次数多、规模大、时间久、内容丰富的，长达两个半世纪历史的学习使团在世界古代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他们将唐朝的制度、文化、科技带到日本，帮助日本强大起来，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上，从奈良时代到和平时代的日本朝廷总共派了19次遣唐诗，但是其中中止了3次，有1次走错，有2次是送唐客使，所以日本遣唐使在公元630~895年间，共有12次成行，其中7次学走制度4次学走文化。在不同时期，他们的组织和规模甚至交通路线都有所不同，所以根据不同时期遣唐使的不同特点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前期
前四次遣唐使的组织人员配备都不整齐，规模比较小，实力比较弱，当时世界航海史发展得还不成熟，日本朝廷选择从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最后在山东半岛登陆，被称为北路。这条路线比较费时，周折比较多，但是靠岸航行较安全而且花费的经费较少。前期遣唐使的规模基本只有两条船，共计250人左右，主要是学习文化，尤其是在音乐和医药方面且由于当时日本实力较弱不太受重视，遣唐使发生意外事故的情况比较多，甚至有发生大使被刺杀的意外。
中期
第四、五次遣唐使的规模和航线和前期类似，但是这两次的政治意味比前期浓厚。当时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大唐四次完胜日本，日本害怕被大唐灭国，于是唐朝使臣返唐时派出遣唐使送行，之后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关系裂痕有再次派出遣唐使。而且当时日本齐明女皇逝世，知道中大兄皇子即位，期间有7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群龙无首，所以中期的政治意义明显加强，这两次派遣的遣唐使都有往大唐政治制度上侧重学习的趋势。
后期
后期日本朝廷派遣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所以这四次遣唐使的规模都有四条船，日本派遣人数逐渐增多，学习时间也逐渐拉长。为了更好更深入的学习制度和文化，日本还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和学问僧，这些人员一般都是日本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
他们的学习时间长，和中国人一起生活，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朝影响，甚至还有很多遣唐诗和唐朝诗人的私交都很好，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佳话。尤其是717年入唐的阿倍仲麻吕，取华名晁衡，在唐朝从官，工诗文，和李白王维的友情深厚。
末期
末期日本朝廷派遣的遣唐使的外观规模上依旧很大，但是自从875年大唐发生黄巢之乱以后便慢慢衰弱，遣唐使在精神上已经无法满足日本需求，而且可以学习的文化和制度也已经大体输入完毕，日本贵族也日益丧失了追求唐文化的热情，鉴于遣唐使也需要花费大量经费，于是日本停止了派遣唐使。
虽然日本遣唐使的历史长达250年，大多数遣唐使也不负众望，归国之后，为日本带去了唐朝的艺术、技术、文化、医药、制度等各种知识，为日本的经济社会繁荣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以至于现在的日本传统民俗文化中，也被打上了深深的唐文化的烙印。
日本因他不再派遣唐使，他却被日本奉为学问之神
公元839年，最后一批遣唐使回到了日本，自此之后，日本文化开始自给自足。他们不再主动追寻中国大哥的节奏，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和风文化。文化的独立伴随着政治的平等，也让日本人进入第一次闭关锁国的阶段，表现之一便是打死也不向宋朝称臣。
文学、史学、佛教、科技、建筑……作为文化的使者，一船又一船的遣唐使们，从唐朝运回了无数的宝藏。日本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大唐的一切，甚至连自己国家的首都平安京，也是完全仿照长安和洛阳而建造。这种你情我愿一边倒的文化输出，历经几百年的甜蜜岁月，到了公元894年，也就是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六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此时，距离上次遣唐使回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时在位的宇多天皇琢磨着，是时候再派人去趟唐朝了。当年八月，他便组织选拔了新一批遣唐使，并任命一个叫菅原道真的人做遣唐使的领队正使。
这个菅原道真在日本有“学问神”的名号。这“学问”自然指的是中国的学问。据说他五六岁时就能写汉诗，中国的文史经典背得滚瓜烂熟，22岁时就已经技压群雄，成为“文章得业生”，这可算是日本科举制度里的最高学位了。这么看来，这位菅原道真确实是遣唐使正使的不二人选。
但是就是这个牛烘烘的汉学家，一个月后给宇多天皇打了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唐朝快完蛋了，咱们还是别去了。
宇多天皇一听，觉得有道理，然后他们就真的解散了使团，不去了!菅原道真成为名义上的日本最后一位遣唐使。
看上去，菅原道真是凭借一己之力给中日关系画上了句号，但遣唐使的废止，是历史大势所趋。
俗话说盛极必衰，早在公元804年，遣唐使们已经看到唐朝的乱象和危机:“内疑节度，外嫌吐蕃，京师骚动，无暂休息。”对于这样一个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王朝，他们心中已默默滋生了嫌弃之情。
到了最后一次派遣遣唐使的时候，唐朝发生了朱全忠、李克用之乱，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盛世大唐了，它就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日本人犯嘀咕，到了这边，学不到东西不说，一不小心还容易搭上自己的性命。
当然这只是外因，而内因在于日本的国库也有些羞涩。宇多天皇任命的遣唐使，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60多年。这是因为每派出一批遣唐使，要造船，要发学费，要准备贡品，搞这些事实在是花钱没数。此时的日本，地方庄园已经渐渐形成割据势力，钱不都交给天皇，朝廷财政收入困难，哪里还有闲钱跑去办公派留学呢。
而且遣唐使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在于兼职代购唐朝奢侈品，那个时候海运能力十分低下，唐朝的珠宝玉器、佛教用品、绫罗绸缎这些珍宝能运到日本相当不易，都是王公贵族之间的抢手货。而每次遣唐使归来，都能运回大批的唐货。但是到了九世纪后半期，新罗商人和唐朝商人不时往返于中日之间，倒卖货物。这样一来，有了专业商人，日本朝廷也就不那么需要遣唐使搞代购了。
言而总之，这一项长达287年之久的公派留学制度，就这么无疾而终了。13年后，也就是907年，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日本都没来得及跟中国说一声“撒油娜拉”，两国就此进入长达200多年的外交空白期。
对中华文化的羡慕，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不少倭国人领土扩张的狼子野心。特别是到了遣唐的最后阶段，倭国人已经感觉到了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而倭国经过二百多年对唐文华的吸引和移植，已基本完成改革，并且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
后来到了宋代，虽然民间交流比之唐朝更为发达和普遍，但官方交流已经大为减少。到了明清时代，倭国人更是打起了领土扩张的注意。丰臣秀吉甚至想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进军中国。而不断在东南沿海寻隙滋事的海盗倭寇，更是让大明王朝不堪其扰，最后索性闭关了事。
倭国初始是一腔热血，什么都爱学，到了后期看到唐朝的没落，主动停止。到明清时期，倭国已然羽翼丰满，竟然已经开始打侵略中国的主意。而到了晚清和民国，这个爱好学习的学生，竟然撕破脸皮，直接过来打老师了！老师确实已经不行了……